在开国初年的时候，人们刚从战乱中走出来，社会阶层经历了大洗牌，人心思安，所以统治者只要镇之以静、劝课农桑，人们就会积极投入社会生产之中，使得财富喷流泉涌。那时候的朝野相安无事，没有激烈的权斗倾轧，也没有官敛民财，社会面貌欣欣向荣，只要百姓肯勤劳耕种，就可以多劳多得。生产成为国事的主要内容，政治发展进入治世阶段。例如汉初的文景、隋初的开皇、唐初的贞观以及北宋的太平兴国。

等到朝代步入中叶之后， 由于阶层固化、分配不均、产量增速逐年递减，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政治领域是社会问题的集中体现，所以在这个时期，权力斗争会变得越来越频繁，而为了平息斗争，掩盖矛盾，就需要加强皇权，用一人的力量来压倒各方势力，出现沉闷的政治风气，这便是衰世阶段。

衰世在表面上跟治世一样，很少有人去谈论朝政，但本质上却存在区别。治世之时，人们忙于生产、创造财富，不屑于讨论政治； 而在衰世之时，人们关注朝政，只是由于高压政策的存在，所以不敢妄议朝政，只能三缄其口、道路以目。

因此，衰世是一种假冒的治世，它“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而不议”，但它并不是治世。治 世与衰世看上去社会矛盾都很少，但前者是真的少，后者却是通过掩盖矛盾、不让人发觉，才显得少。 一当矛盾掩盖不住时，衰世就要演变为乱世了。

其次，治世之时阶层流动很容易。贾谊出身平民，年仅二十余岁，只因吴公举荐，便被汉文帝召见，得以拜为博士，第二年就超迁至太中大夫，有权参与议论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等有关国家制度的重大决策。晁错并无任何家庭背景，只因擅长治《尚书》，才华出众，就被汉文帝召为太子舍人，并最终成为帝王师。

到了衰世之时，因阶层固化，哪里都是任人唯亲，不再“唯才是举”，而是“唯忠诚是举”，导致真正有才干的人被边缘了。 那些谗佞之人，擅长迎合主子意志的奴仆都能占据高位，而有着独到见解、超世之才的人却不被重用。乾隆末年，武将则是满人福康安，文官亦是满人和珅，而汉人龚自珍却屡试不第，只能哀叹：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了。

在王朝建立之初，旧的朝代被打倒了，曾经的帝王将相及其子女们都被贬为平民，新的功臣贵族粉墨登场，但这时候权贵阶层的数量还很少，并未繁衍出二代三代，所以社会贫富分化并不明显。在治世的时候，大部分人的收入差距并不大，他们都能分口授田，勤劳耕种。而到了衰世之时， 权贵阶级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并且通过土地兼并、盐铁垄断、侵占商利等做法，不断拉开与平民阶级的差距，导致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

由于改革是难事，而掩盖矛盾是较容易的事，所以大部分身处衰世的皇帝都选择了后者。 他们或者兴起酷吏之风，镇压百姓的反抗；或者鼓励告密之事，使得官场人人自危。下面的平民有委屈但不敢反抗，上面的官员有异议但不敢发表。这样一切矛盾都仿佛被平息了下去，像治世一样朝野相安无事。然而，在平静的海面之下，却暗流涌动，一旦强势的皇帝驾崩之后，弱势的皇帝镇不住局面之时，就要洪水滔天了。例如秦始皇之后的秦二世，桓灵之后的汉献帝，唐宣宗之后的晚唐诸帝，乾隆之后的嘉庆、道光等等。

“盛世”的背后其实是“衰世”

由于满清推行文字狱，而且龚自珍在朝为官，所以他不能直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 他说人必有胸肝、耳目、见闻，所以必然会产生是非之心。既然有是非之心，则必有感慨激愤之情，这是任何高压的言论管制都无法消灭的。 当人的心中产生感慨激愤之情后，如果居上位而手握实权，就会发起改革，维护公义；如果居下位而无权，也会“ 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 ”然而，在清朝，“昌昌大言之”会危及到性命，所以龚自珍只能采用一种趋避的做法，他用晦涩的文字、借助评议古书来讨论时政，其中《春秋》和《公羊传》就是一个主要的话题。

赵歧在《孟子注》中说：“ 《春秋》拨乱，作于衰世也 ”，对此龚自珍进一步发挥，他说“书以降，世有三等”，分别是 “ 治世 ”、“ 衰世 ”和“ 乱世 ” 。周朝八百年中，西周为治世，春秋为衰世而战国就是乱世。衰世介于治世与乱世之间，人们常将它与后两者混淆，其实衰世既不是治世又不是乱世。

衰世与治世很像。治世之下，朝野相安无事。宫中府中，清净无为，没有斗争也没有杀戮；在民间，百姓皆安居乐业，为了生产而忙碌，不屑于关注朝政，人们都兢兢业业，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向往。衰世之下，朝廷实行高压政策，皇帝一人独揽大权，压倒宫廷中的一切势力，不准任何人发表不同的政见；在民间，百姓讳言时政，道路以目，只能以歌酒自娱。衰世看上去跟治世一样，太平无事，没有波澜起伏，一切静如止水，所以龚自珍说：“ 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而不议。 ”在这种世道下，人们好像对政治都很满意，并不发牢骚。在古代，这种衰世出现过好几次，典型的就是司马氏掌权之后的曹魏和康乾时期的大清。

司马氏发动高平陵之变，篡夺了曹魏政权，害怕被人非议，所以实行高压政策，导致刘伶醉酒、阮籍避世。在嵇康无辜遇害之后，他的好友向秀写了一篇晦涩的《思旧赋》，鲁迅就曾说：“ 青年时期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了。 ”向秀生活的时代就是一个压抑、沉闷的衰世，阮籍对此就感叹说：“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

康乾时期的大清也是这样，在高压之下，各行业的人才都凋零了，一百多年里，竟无任何突破性的发明创造；那时候乾嘉学派都躲到书斋里“整理国故”、编纂《四库全书》，把自己的著作仅仅写成古人的附注。乾隆自称立下十全武功，清兵甚至还在青藏高原上开疆拓土，然而大清的百姓却食不果腹、生活凄苦，骇人的弃婴现象甚至被亚当·斯密写进了《国富论》里。

因此，龚自珍不无讽刺地说：“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 ”，然而它毕竟不是治世，它只是掩盖矛盾，而不是没有矛盾。

“衰世”是“乱世”出现的前夜

治世发生在乱世之后，衰世却出现在乱世的前夜。 治世的特点是平淡，而衰世的最大特色则是沉闷 ，一片“万马齐喑”的景象。衰世用高压来掩盖矛盾，但矛盾始终并未没消除，而只是潜伏、酝酿并扩大。当矛盾再也压不住时，乱世就会来临了。

除了沉闷之外，龚自珍认为衰世还有两大特征：一是 阶层固化 ，导致英雄无用武之地；二是 贫富分化 ，造成大部分人口穷困。

衰世并不像治世那样“不拘一格降人才”，相反它排资格、论辈分，导致各行各业都无才可用。一旦有拔尖的人才出现，“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人才在衰世中是无法得到重用的，而且还有可能被迫害。迫害人才的方式，除了肉体上让其消灭之外，还要在精神上一并抹煞，使其无忧患心、无义愤心、无思虑心、无作为心亦无廉耻心。有一些生怕被埋没的人才不甘于同流合污，在“夜号以求治”且“求治而不得”之后，就会“号以求乱”，举兵造反革命。例如黄巢和洪秀全都曾科举落第，他们何曾无求治之心？只因官以财得、政以赂成，求无门路，又惧怕被“百不才督之缚之乃至于戮之”，所以才造反了；又如孙文也曾上书李鸿章，渴望改革求治，无奈石沉大海，只得革命。

对于衰世的贫富问题，龚自珍专门写了一篇《平均论》进行揭露，他认为由治转衰，再由衰转乱，皆“ 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 ”。贫富分化是王朝走向衰亡丧乱的原因，而这种分化是逐渐形成的，由 治世的“小不相齐”，渐至衰世的“大不相齐”再到乱世的“丧天下”。人心是王运的根本，一个朝代要想延续，就得重视人心，如果人心不服，渐而生恨，就会把改朝换代当做改善生活的希望；而 最能够造成人心不服并且生恨的现象就是贫富分化 ，这种分化是在衰世中加剧形成的。衰世掩盖了矛盾，使人们无法敏锐地察觉到它，但是就如身子上长的肿瘤一样，虽然刻意穿长袍去遮盖它，故意不让人看见，但痛感是不会消失的。一当伤口发脓、腐烂，又得高呼“壮士断腕”了。

作为一个清醒的人，龚自珍精确地判断到清朝已经步入了衰世，为了避免乱世的到来，他大声疾呼：“ 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改革当然不是退回原旨去，固守祖宗之法，而正是要推翻祖宗之法——因为现在的时弊正是祖宗之法造成的，改革要针对时弊，而不是主义和理论。当然，对于身居下位，连“昌昌大言之”都无法做到的龚自珍来说，阻力还是太大了。他看到了大清正由衰世走向乱世，许多人却还沉醉在盛世的迷梦之中，对此也无可奈何，只能在诗句里感叹道：“ 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