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学”约有两种含义，其一为对碑刻的研究，属于传统的金石学范围；其二为清代兴起的崇碑抑帖的书法艺术思潮。本文所论，着眼于“碑学”的第二种含义。与“碑学”相对的是“帖学”，由于晋唐墨迹在清代渐渐汇归内府，尤其乾隆朝以后民间难得一见，所以清人眼中的帖主要是刻帖。《兰亭序》是最著名的帖，碑学中人是如何看待《兰亭序》的？针对这一问题，学者们已挖掘出丰富的材料并有深入的论述。（1）由于碑学本身的复杂性，这一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本文旨在解读碑学思潮中的代表人物阮元、包世臣、何绍基是如何看待《兰亭序》的，并且考察各家对《兰亭序》的看法与其碑学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相互间的比较可以看到，诸家碑学观念的异同，在他们对《兰亭序》的评说中清楚地显现出来。

汪中旧藏定武兰亭

一、从 汪中和赵魏讲起

对《兰亭序》的考辨由来已久，清以前的学者对《兰亭序》各本的特点、源流、摹写者等有非常细致的考察。但在清代，出现以南北朝碑刻为据而质疑《兰亭序》的态度，除了怀疑各种刻本失真，还疑及《兰亭序》和王羲之的关系，以及《兰亭序》原迹的艺术价值。

汪中(1744年—1794年)与赵魏（1746年—1825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碑学中人，但这一论题不妨从他们二人讲起。这样既可看到当时信碑疑帖的趋势，也可由他们与阮元等人的不同凸显出碑学之为碑学的特殊性。

汪中获藏一件“五字不损本”定武《兰亭序》，爱重不已。（2）汪中在长跋中引述了好友赵魏的观点：

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3）

赵魏认为南北朝至初唐的碑刻皆有隶书遗意，唐开元之后才隶意尽消，从而断定王羲之的字亦当存有隶意，并断定传世王羲之书迹刻本与王羲之书法的原貌相去甚远。而诸本之所以失真，赵魏认为或者是由于唐人所临，或者是由于在传摹的过程中失真。

而汪中的长跋正是要证明，定武本既不是唐人所临，也没有传摹失真，而是欧阳询从王羲之真迹摹勒上石的，他藏的这个本子恰是宋拓定武真本。针对赵魏的观点，他反驳道：

然中往见吴门缪氏所藏《 淳化阁帖 》，弟六、弟七、第八三卷，点画波磔，皆带隶法，与别刻迥殊，此本亦然。如“固知”“固”字，“向之”二字，“古人云”“云”字，“悲夫”“夫”字，“斯文”“文”字，政与《始平公造像记》《梁吴平侯神道石柱》绝相似。因叹前贤遗翰多为俗刻所汩没，世人不见定武真本，讵可轻论右军之书乎？（4）

汪中以缪氏所藏《淳化阁帖》与自藏定武《兰亭序》为据，并且与《始平公造像记》《梁吴平侯神道石柱》相参证，详细地论证王羲之书法之面目尚在人间。在汪中看来，赵魏质疑世间所传王羲之书迹皆已失真，是因为没有看到可靠的刻本。汪中反驳了赵魏的观点，但他和赵魏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参考南北朝碑刻来判断王羲之书法的面貌，二是认可王羲之书法中的隶书遗意。也就是说，他们立论的方法和前提是一致的，只不过面对的是不同的王羲之书迹刻本。

汪中过世之后，赵魏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重访汪中旧居。汪中之子汪喜孙（字孟慈）出示诸多汪中旧藏金石法帖，包括这件定武本《兰亭序》。应汪喜孙之请，赵魏用小楷抄录了汪中的长跋，并在其后附识云：

读其所跋数千言，论定武实出右军，为桑氏《博议》中所未见，洵具千百年眼者。所得之本，较吾家松雪翁为尤最。（5）

赵魏肯定了汪中的看法，认可定武本是从王羲之真迹摹刻的，也认可这个本子超过了赵孟頫跋本。汪、赵二人虽隔阴阳，但最终达致共识。

赵魏疑帖，怀疑的是后世翻刻之帖，而对定武《兰亭》原刻本并不怀疑，也就是说，他是在诸多刻帖的内部信此疑彼。汪中“叹前贤遗翰多为俗刻所汩没”的态度，和赵魏是一致的。（6）在这一点上，他们不同于阮元、包世臣等人一概信碑而疑帖，所以不可径直视为碑学中人。然而，他们对南北朝碑刻的重视，以及对隶书遗意的强调，是和碑学相同的。

二、阮元的《兰亭》观

阮元 《隶书刘光李如七言联》纸本  124×25cm×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阮元（1764年—1849年）与汪中、赵魏皆有较深的交往，又曾刻汪中《述学》，对二者的观念并不陌生。（7）对于《兰亭序》，阮元的质疑更加彻底，思路也更为复杂，这种态度是和他的碑学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阮元看到，北朝碑与晋、宋砖刻文字与篆隶相近，与传世的二王书迹颇有不同。他说：

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即以焦山《瘗鹤铭》与莱州郑道昭山门字相校，体似相近，然妍态多而古法少矣。阁帖晋人尺牍，非释文不识，苟非世族相习成风，当时启事，彼此何以能识？东晋民间墓甎，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迹尚与篆、隶相近，与《兰亭》迥殊，非持风流者所能变也。（8）

又跋东晋砖拓曰：

此甎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兰亭》前后十数年。此种字体，乃东晋时民间通用之体。墓人为圹，匠人写坯，尚皆如此。可见尔时民间尚有篆、隶遗意，何尝似羲、献之体？所以唐初人皆名世俗通行之字为隶书也。羲、献之体，乃世族风流，譬之麈尾、如意，惟王、谢子弟握之，非民间所有。但执二王以概东晋之书，盖为阁帖所愚蔽者也。况真羲、献，亦未必全似阁帖也。不独此也，宋元嘉字甎亦尚近于隶，与今阁帖内字迹无一相近者。然则唐人收藏珍秘，宋人展转勾摹，可尽据乎？（9）

又见吕氏所拓汉、吴、晋、宋以至唐末砖文四册，跋曰：

且晋宋间隶体，如聚书手在于目前矣。王著所摹晋帖，余旧守“无征不从”之例，而心折于晋宋之砖，为其下真迹一等，古人不我欺也。试审此册内永和三、六、七、八、九、十年各砖，隶体乃造坯世俗工人所写，何古雅若此。且“永和九年”反文隶字，尤为奇古。永和六年王氏墓，当是羲之之族。何与《兰亭》绝不相类耶？（10）

阮元以为民间使用的字体尚有篆隶的遗意，以二王为代表的世族子弟们则有自家体段，所以不能以为东晋的书迹全是刻帖中二王书法的样子。看来，民间自有民间之古朴，二王自有二王之风流，两不相碍。然而阮元并未停留在这个结论上，他信奉晋宋砖文“下真迹一等”，并怀疑传世二王法帖根本就和原初的样子不同，正如上引跋文所云“况真羲、献，亦未必全似阁帖也”。

《兰亭序》刻本和《淳化阁帖》一样，存在辗转勾摹而失真的问题。而《兰亭序》在阮元眼里又有特殊之处，因为传世佳本传为欧阳询或褚遂良所临，而欧、褚又是阮元推重的北派书家。关于《兰亭序》的真面目，阮元有两种推测。这两种推测大异其趣，恰将阮元学说中的矛盾显露出来。

首先看第一种推测。阮元云：

王右军《兰亭修禊诗序》，书于东晋永和九年，原本已入昭陵，当时见者已罕，其元本本无钩刻存世者，今定武、神龙诸本，皆欧阳率更、褚河南临搨本耳。夫临搨之与 元本 ，必不能尽同者也。观于欧、褚之不能互相同，即知欧、褚之必不能全同于右军矣。真定武本，余惟见商邱陈氏所藏一卷，余皆一翻、再、三翻之本。真定武本虽欧阳学右军之书，终有欧阳笔法在内，犹神龙本之有河南笔法也。执定武，而以为右军书法必全如是，未足深据也。昭陵原本谁见之耶？况此外颍上、张金界奴、“骞”“异”“僧”押缝等百数十本不同耶？“领”字或从“山”，“崇”字或作“  ”，更大不同耶？要之，右军书之存于今者，皆展转钩摹，非止一次，怀仁所集、淳化所摹，皆未免以后人笔法羼入右军法内矣。然其圆润妍浑，不多圭角，则大致相同，与北朝带隶体之正字原碑，但下真迹一等者，不同也。世人震于右军之名，囿于《兰亭》之说，而不考其始末，是岂知晋、唐流派乎？《兰亭》帖之所以佳者，欧本则与《度化寺碑》笔法相近，褚本则与褚书《圣教序》笔法相近，皆以大业北法为骨，江左南法为皮，刚柔得宜，健妍合度，故为致佳。若原本全是右军之法，则不知更何景象矣！（11）

这一番论说与阮元倡导的北派、南派之分密切相关。阮元以为王羲之书法的多种刻本皆掺入后人笔法而失真，通过观察诸本的共同点，可以依稀见到王羲之书法区别于北朝书法的特征，所谓“圆润妍浑，不多圭角”。阮元是倡说北派南派之分、碑学帖学之异的先驱。对于南北之分，他以为“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12）至于碑、帖之异，则认为“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13）南派疏放妍妙，北派古朴方严，那么《兰亭序》原迹同传世诸多刻本比起来是更加妍美还是更加古朴呢？在阮元看来，定武本和神龙本分别出于欧、褚之手，已经带有欧、褚的笔意，并非《兰亭序》的原貌。而阮元认为欧阳询、褚遂良皆为传承北派的人物，他们摹写《兰亭序》时加入的正是北派的笔法，正因如此，《兰亭序》才显得几近完美，所谓“皆以大业北法为骨，江左南法为皮，刚柔得宜，健妍合度，故为致佳”。如果没有北派笔法掺入，王羲之所写的《兰亭序》恐怕只剩下“柔”和“妍”了，“若原本全是右军之法，则不知更何景象矣！”阮元推测，比起诸多传世刻本，《兰亭序》真迹妍美有加而骨力不及。

再看第二种推测。清人甘熙《白下琐言》记述：

乙酉仲冬，祺仁伯兄摄宝应学篆，过扬州，于市上得晋残砖一块，其文曰“永和右军”，四字在篆隶之间。时仪征阮公总督云贵，同里汪梧山刺史选授鹤庆州篆。家大人以拓本从汪刺史寄呈于公，为跋一则，由滇寄还。跋曰：“余固疑世传王右军书帖为唐人改钩、伪托，即《兰亭》亦未可委心，何况其余！曾以晋砖为证，人多不以为然。贵耳贱目，良可浩叹。顷从金陵甘氏得‘永和右军’四字晋砖拓本，纯乎隶体，尚带篆意，距楷尚远。此为彼时造城砖者所书，可见东晋世间字体大类如此。唐太宗所得《兰亭叙》，恐是梁、陈时人所书。欧、褚二本，直是以唐人书法，录晋人文章耳。予屡曰学者当得古人之益而不为古人所愚，此类是也。”阮公所论，真发前人所未发者。（14）

阮元以“纯乎隶体，尚带篆意”的晋砖为标准来考量传世二王法帖，推测“唐太宗所得《兰亭叙》，恐是梁、陈时人所书”，意思便是二王书法的原貌应当接近晋砖文字而带有篆隶遗意，只有在梁、陈时代，才能出现消退隶意的《兰亭序》。当然，梁、陈时代的《兰亭序》经过唐人“改钩、伪托”，就更加远离王羲之书法的原貌了。循着这一番论说不难看出，阮元以晋砖字样为标准，猜测王羲之的书法当有隶意，书风较为古朴。

时而觉得《兰亭序》真迹要比后人摹刻本妍美，时而觉得《兰亭序》真迹比后人摹刻本古朴。前者出于阮元自己倡发的北派、南派之说，后者出于“无征不从”的信碑疑帖态度。既然两种视野下的《兰亭序》大相径庭，就说明阮元建立的碑学大厦尚有根基未稳之处。

阮元对刻帖失真的质疑不同于赵魏。赵魏是在刻帖系统内部信此而疑彼，当他见到汪中旧藏所谓定武《兰亭序》真本的时候，便认同定武本乃是从《兰亭序》真迹钩摹上石，而不再坚持“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的看法。而阮元对传世刻帖有一种彻底的怀疑，正如上引《王右军兰亭诗序帖二跋》所云“右军书之存于今者，皆展转钩摹，非止一次，怀仁所集、淳化所摹，皆未免以后人笔法羼入右军法内矣”。即便是定武《兰亭序》真本，也是不足为据的，“真定武本虽欧阳学右军之书，终有欧阳笔法在内，犹神龙本之有河南笔法也。执定武，而以为右军书法必全如是，未足深据也”。与对刻帖的怀疑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称许北朝碑“但下真迹一等”。在《南北书派论》中，阮元亦云：“宋帖展转摩勒，不可究诘。汉帝、秦臣之迹，并由虚造。钟、王、郗、谢，岂能如今所存北朝诸碑，皆是书丹原石哉。”（15）传世刻帖经过辗转摩勒早已失真，并不是某些帖不可信，而是所有帖皆不可信；而北朝碑为“书丹原石”，是值得信赖的。

阮元的北碑、南帖分派之说，以及信碑疑帖之论，对后世影响极大。在这样的观念笼罩之下，人们对《兰亭序》的看法也与阮元多有相似之处。

三、包世臣的《兰亭》观

包世臣《楷书坡老语轴》  130×57.7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与阮元大约同时而略晚的包世臣（1775－1855）是另一位碑学大家，他有论书绝句云：

中正冲和龙藏碑，擅场或出永禅师。山阴面目迷梨枣，谁见匡庐雾霁时。

又自注云：

隋《龙藏寺》，出魏《李仲璇》《敬显雋》两碑，而加纯净；左规右矩近《千文》，而雅健过之。《书平》谓右军字势雄强，此其庶几。若如阁帖所刻，绝不见雄强之妙。即定武《兰亭》，亦未称也。（16）

包世臣以为王羲之“字势雄强”的真面目，与其从阁帖中去寻找，不如在魏碑、隋碑中见得鲜明。即便是定武《兰亭》，也当不起“字势雄强”之评。在包世臣看来，刻帖就像雾一样遮蔽了王羲之书法的庐山真面目。

宁信魏碑、隋碑，不信刻帖，这种态度和阮元是一致的。关于刻帖失真的原因，阮元只是强调了“展转钩摹”不及“书丹原石”，包世臣则有进一步的论证。他说：“古碑皆直墙平底，当时工匠知书，用刀必正下，以传笔法。后世书学既湮，石工皆用刀尖斜入，虽有晋唐真迹，一经上石，悉成尖锋，令人不复可见始艮终乾之妙。故欲见古人面目，断不可舍断碑而求汇帖已。”（17）古碑是当时的人刻当时的字，而刻帖是后人刻前人的字，由于后人不懂前人笔法，所以刻出来的字必然是失真的。

《兰亭序》失真是阮元和包世臣的共识，但阮元关于《兰亭序》的两种推测，包世臣是不会同意的。

其一， 阮元以为定武《兰亭序》比王羲之的真迹更为刚健有力，是由于看重欧阳询的北派笔法。而包世臣本就不同意北碑南帖分派之说，而且他认为唐人书法比起晋人早已江河日下，欧阳询也不例外。包世臣说：“碑版与简札，书、文皆有两体，南碑传者少耳。汇帖皆柬札，故异势。明者参之，知其不谬。若目北碑为别派，正是从门入者。”（18）他明确反对南北、碑帖分派之论，在他看来，碑版与简札应用于不同的场合，所以在文辞和书法上都有不同的讲究，它们只是不同的类型，而非不同的书法艺术流派。碑和帖不可分派，南和北也不可因此而分派，南朝、北朝皆有碑版、有简札，只是南碑传世较少而已。

其二， 阮元以为《兰亭序》并非王羲之所书而是梁、陈时人所书，乃是以晋砖作为衡量的标准。而包世臣认为碑版与简札各有其体乃是因为各有其用，自然不会同意《兰亭序》中的字要像北碑、晋砖方可。阮元把北碑和南帖看作两派，但又怀疑南帖原本就应该是北碑的样子，问题就出在他把碑和帖看做不同的艺术风格，而不是各具功能的两种类型。如果是各具功能的两种类型，那么甲和乙是不能相互取代的，就像对联不能取代中堂。如果是艺术风格，那便可能是一种样子，也可能是多种样子。阮元的北碑南帖之论看似划界极严，但他对类型之间的区别有所忽视，以碑衡帖以致碑帖混同，从而产生《兰亭序》并非王羲之所作的推想。

四、何绍基的《兰亭》观

 

何绍基《隶书讲道研书八言联》 242×40cm×2（上海博物馆藏）

何绍基（1799-1873）是阮元的门生，深受阮元南北书派说的影响，又对阮元的矛盾处尽力调和。何绍基与包世臣也多有探讨，他对刻帖失真的解释颇近于包世臣。通过将何绍基的《兰亭》观与阮元、包世臣进行比较，可以见出何绍基的碑学观念自成格局。

何绍基接受了阮元书分南北派的观念，亦和阮元一样认为欧阳询本为北派中人。他说：

守山阴棐几者，止能作小字，不能为大字。率更模《兰亭》，特因上命，以己意倣前式，手眼中谓有右军，吾不信也。（19）

王羲之为南派，欧阳询为北派，欧阳询摹《兰亭序》乃是奉帝命，并以北派笔法掺入《兰亭序》之中，这样的看法似乎和阮元无异。不过，何绍基并不怀疑《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书，也并不认为《兰亭序》真迹全然是柔软姿媚的样子，这是因为他调和了阮元的南北书派之说。何绍基云：

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惟于定武《兰亭》，最先见韩珠船侍御藏本，次见吴荷屋中丞师藏本，置案枕间将十日，至为心醉。近年见许滇生尚书所得游似本，较前两本少瘦，而神韵无二，亦令我爱玩不释。盖此帖虽南派，而既为欧摹，即系兼有八分意矩。且玩《曹娥》《黄庭》，知山阴棐几本与蔡、崔通气，被后人模仿，渐渐失真，致有昌黎“俗书姿媚”之诮耳。当日并不将原本勒石，尚致平帖家聚讼不休，昧本详末，舍骨尚姿，此后世书律所以不振也乎？（20）

又云：

《稧帖》传本，大抵以纤婉取风致，学者临摹，遂往往入于飘弱。窃疑右军当日以鼠须书蚕茧，必不徒以纤婉胜。唐初诸临本，亦当似之。故临此帖者仍当以凝厚为主，子昂乃深得此意。……

右军行草书，全是章草笔意，其写《兰亭》，乃其得意笔，尤当深备八分气度。初唐诸公临本皆窥此意，故茂逸超迈之神如出一辙。然欲遽指为山阴原墨，则诚未见何本为可据，以其中总不免有齐、隋以后笔致也。（21）

何绍基抛弃了阮元视王羲之书法为柔若无骨的想象，认为王羲之的书法本来有“八分气度”“章草笔意”，而经后人摹刻之后渐渐失真，八分意趣尽失；但也有例外，如定武本《兰亭序》，因为出于欧阳询之手，所以能“茂逸超迈”“兼有八分意矩”。

在何绍基看来，既然王羲之书法有八分、章草笔意，内涵骨力而不纯以姿媚取胜，那么就不是纯粹的南派；而欧阳询受到王羲之影响，也就不是纯粹的北派。他说：

右军书派，自大令已失真传。南朝宗法右军者，简牍押书耳。至于楷法精详，笔笔正锋，亭亭孤秀，于山阴棐几直造单微，惟有智师而已。永兴书出智师，而侧笔取妍，遂开宋、元以后习气，实书道一大关键，深可慨叹。（22）

右军南派之宗，然而《曹娥》《黄庭》则力足以兼北派，但绝无碑版巨迹，抑亦望中原而却步耳。唐初四家，永兴专祖山阴，褚、薛纯乎北派，欧阳信本从分书入手，以北派而兼南派，乃一代之右军也。（23）

然鄙意以为率更分书横逸峭劲，非韩、蔡所能到，以其法为真、行，殊无庸借径山阴。乃所传《虞恭公》《化度》诸碑，俱不能出山阴遗矩。由太宗重二王，尤秘《兰亭》茧纸，至令诸臣模写。渤海特出之姿，亦不能不归其轨。（24）

何绍基认同南北派的划分，但是改造了阮元的划界方法。阮元认为从王羲之开始，南北两派便判若江河。而何绍基认为王羲之虽为南派而能兼北派，欧阳询虽为北派而能兼南派，两派并非泾渭分明。除此之外，《瘗鹤铭》、智永《千字文》皆兼有南北派的特征。（25）

何绍基也认为刻帖失真，而之所以失真，除了辗转翻摹，也由于后世的刻手不懂前人的笔法，这一点颇近于包世臣。不同的是，包世臣尊南北朝而卑唐，而何绍基将古法失落的时代归于宋（26），这自然也会影响到他们对《兰亭序》刻帖的看法。何绍基云：

唐以前碑碣林立，发源篆分，体归庄重，又书手、刻手各据所长，规矩不移，变化百出。汇帖一出，合数十代千百人之书归于一时，钩摹出于一手。于执笔者性情骨力既不能人人揣称，而为此务多矜媚之事者，其人之性情骨力已可想见，腕下笔下刀下又止此一律。况其人本无书名，天下未有不善书而能刻古人之书者，亦未有能一家书而能刻百家书者。余少年以习摹勒，彼时习平原书，所钩勒者即尽与平原近。心是所学，谓本是一意，后渐于书律有进，乃知其误也。《戏鸿》《停云》疵议百出，弊正坐此。而《淳化》则罕有雌黄，特因其所从出者，世不睹其初本，不能上下其议论耳。以余臆见揣之，共炉而冶，五金莫别。宋人书格之坏，由《阁帖》坏之。类书盛于唐，而经旨歧；类帖起于五代、宋，而书律堕。门户师承扫地尽矣。古法既湮，新态自作，八法之衰有由然也。……唐碑与宋帖，低昂得失，定可知矣。（27）

唐代的碑碣传承篆分遗意，书手、刻手皆知古法，知规矩而富变化。而古法自宋代开始衰落，这是由于《阁帖》失真而不能传达古法。《阁帖》失真，是由于摹刻者本不善书，又以一家之书掩盖百家之书。正因如此，何绍基说“唐碑与宋帖，低昂得失，定可知矣”。

对于宋以后辗转翻刻的《兰亭序》，无论是包世臣还是何绍基都指斥其失真。而对于传为欧阳询所摹定武《兰亭序》，由于包世臣卑唐而何绍基贬宋，所以二人的态度便颇为不同。包世臣认为“山阴面目迷梨枣”，即使是定武《兰亭序》也不例外。而何绍基尽管不否认唐人摹刻的《兰亭序》有失真的问题（“总不免有齐、隋以后笔致”），但他认为欧、褚毕竟是懂古法的，由他们所摹的《兰亭序》传达甚至强化了王羲之笔下的八分遗意。

何绍基调和了阮元“判若江河”的南北分派，认为王羲之和欧阳询皆能派兼南北；又推迟了包世臣古法失落的时代，认为唐代的书手和刻手还是能够保留八分遗意的。阮元、包世臣、何绍基皆认为定武本《兰亭序》和《兰亭序》真迹是有距离的，而在何绍基眼中，这一距离是最小的——是“兼有南派的北派”与“兼有北派的南派”的距离。对《兰亭序》的独特看法，折射出何绍基不同于前辈的碑学观念。

五、余论

诸家追寻晋人书法的真面目，皆将南北朝碑看作比刻帖更为重要的依据，并在这样的视野下审视《兰亭序》。一言以蔽之，可谓碑眼看《兰亭》。

同是碑眼看《兰亭》，各家所见又颇有异趣，这种差异反映了碑学内部的歧异。对于碑学思潮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古今问题、南北问题、碑帖问题，各家关注的重点不同，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古今问题是各家共同关注的，推重篆隶古法是碑学的共识，只不过对古法失落的时代见仁见智，阮、何贬宋，而包、康卑唐。阮元将南北问题和碑帖问题纠缠在一起，所以议论中难免矛盾：以碑疑帖时，认为王羲之书法本来多有隶意而传世《兰亭序》为后世所为；而以北抑南时，又以为王羲之《兰亭序》真迹比后世的刻帖还要姿媚少隶意。包世臣的逻辑更为一贯，他并不关注南北问题，认为南北不可分派；对于碑帖问题，包世臣信碑而疑帖，宁可从魏碑、隋碑中体会《兰亭序》当有的雄强。但他不像阮元那样把碑和帖分作两派。《兰亭序》书法层面的讨论，阮元和包世臣奠定了基本的格局，后来者多沿袭其说或加以折衷。

碑学中人，讨论《兰亭序》者不止阮元、包世臣、何绍基三家。比如，康有为质疑刻帖失真，并认为学习《兰亭序》不能拘于面目，而应体悟其中的八分、章草笔意。（28）康有为的碑学观念受包世臣影响最大，而他的北骨南韵之说留下阮元南北分派的痕迹，以王羲之派兼南北又与何绍基同调。（29）李文田根据《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判定《兰亭序》为梁、陈以后人所书，明显受到了阮元的影响，不同的是李文田补充了《兰亭序》文本方面的论据。（30）

二十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墨迹多有面世，魏晋简牍残纸、敦煌石室遗书，以及原内府所藏真迹与唐摹本，都通过展陈或出版物的形式向世人敞开。在南北书迹的对照之下，南北书派之说被动摇了。相较于墨迹，南北朝碑也暴露出刀痕、泐痕等问题，在可信度上不再绝然地优胜于刻帖。诚如启功先生所说：“有清中叶，书人厌薄馆阁流派，因以迁怒于二王欧虞赵董之体。兼之出土碑志日多，遂有尊碑卑帖之说及南北优劣之辨。阮元、包世臣发其端，何绍基、康有为继其后，于是刀痕石舋，尽入品题；河北江南，自成水火。暨乎石室文书，流沙简牍，光辉照于寰区，操觚之士，耳目为之一变。于是昔之龂龂然累牍连篇者，俱不足识者之一哂。此无他，时世不同，目染有所未及而已。”（31）今人看《兰亭》，自然不能囿于清人的“碑眼”，而应在“刀笔之辨”的视野下有新的领会。不过，碑学中人的思考毕竟留下了可贵的启示。包世臣将碑与帖看做各具功能的两种类型，并且通过碑帖相参来领会古人的笔法。今天，在六朝墨迹可见的局面下，帖的范围不再拘囿于刻帖，通过碑帖相参去领会二者原本的贯通，而不是将其看做两派再做某种结合，既有书法实践的意义，又能更好地领会魏晋书法的真相，其中自然也包括《兰亭序》。

参考文献：

（1）参见刘恒：《清代书家与<兰亭序>》，载华人德、白谦慎主编：《兰亭论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金丹：《阮元与<兰亭序>》，《东南文化》，2001年第7期。吴高歌：《清代碑学研究》，第十二章《“晋帖”与清代碑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2）关于汪中藏本，参见刘磊：《汪中旧藏<定武兰亭>流传、收藏初考及相关问题研究》，《西泠艺丛》，2018年第4期。刘磊：《汪中“修禊叙跋尾”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新美术》，2020年第7期。

（3）汪中：《修稧叙跋尾》，《述学校笺》，李金松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4，第513—514页。

（4）汪中：《修稧叙跋尾》，《述学校笺》，李金松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4，第514页。

（5）汪中藏《兰亭序》及汪中、赵魏等人跋文，民国时文明书局曾影印出版。笔者所据，为《兰亭序三种：赵子固落水本、王十朋鉴定本、汪容甫旧藏本》，旧印本，无出版者与出版日期。

（6）事实上，汪中藏本未必就是定武原刻本，启功先生说“汪中藏的定武本实是宋人翻刻的”。（启功：《<兰亭帖>考》文后注，见《启功丛稿·论文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56页。）

（7）阮元与汪中的交往，参见阮元《汪容甫先生手书跋》，《揅经室续集》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阮元与赵魏的交往，参见臧坤：《阮元与赵魏金石交游考》，《书画世界》2022年第8期。

（8）阮元：《北碑南帖论》，《揅经室集》·揅经室三集·卷一，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第597页。

（9）阮元：《晋永和泰元甎字拓本跋》，《揅经室集》·揅经室三集·卷一，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第599—600页。

（10）阮元：《毗陵吕氏古砖文字拓本跋》，《揅经室续集》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

（11）阮元：《王右军兰亭诗序帖二跋》，《揅经室集》·揅经室三集·卷一，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第602—603页。

（12）阮元：《南北书派论》，《揅经室集》·揅经室三集·卷一，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第602—603页。

（13）阮元：《北碑南帖论》，《揅经室集》·揅经室三集·卷一，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第598页。

（14）甘熙：《白下琐言》卷三，邓振民点校，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第54页。

（15）阮元：《南北书派论》，《揅经室集》·揅经室三集·卷一，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第593页。

（16）包世臣：《艺舟双楫》，况正兵、张凤鸣点校，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第167页。

（17）包世臣：《艺舟双楫》，况正兵、张凤鸣点校，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第151—152页。

（18）包世臣：《跋魏张黑女墓志拓本》，《魏张黑女墓志》，东京：清雅堂，1967。

（19）何绍基：《跋道因碑拓本》，崔尔平编：《明清书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第1139页。

（20）何绍基：《跋国学兰亭旧拓本》，崔尔平编：《明清书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第1134页。

（21）何绍基：《跋褚临兰亭拓本》，崔尔平编：《明清书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第1134页。

（22）何绍基：《跋崇雨舲藏智永千文旧拓本》，崔尔平编：《明清书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第1137页。

（23）何绍基：《跋汪鉴斋藏虞恭公温公碑旧拓本》，崔尔平编：《明清书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第1137—1138页。

（24）何绍基：《跋张星伯藏道因碑宋拓本》，崔尔平编：《明清书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第1139页。

（25）见何绍基：《跋崇雨舲藏智永千文旧拓本》《题李仲云藏瘗鹤铭旧拓全幅》，崔尔平编：《明清书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第1136、1137页。

（26）何绍基贬低宋以来书法，将《阁帖》视为祸首，乃受阮元影响，但何绍基指斥宋以来书格沉沦的态度比阮元鲜明。

（27）何绍基：《跋张洊山藏贾秋壑刻阁帖初拓本》，崔尔平编：《明清书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第1143—1144页。

（28）康有为云：“晋、魏人笔意之高，盖在本师之伟杰。逸少曰：‘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则不能生发。’右军所得，其奇变可想。即如《兰亭》《圣教》，今习之烂熟，致诮院体者。然其字字不同，点画各异，后人学《兰亭》者，平直如算子，不知其结胎得力之由。宜山谷曰：‘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不知洛阳杨风子，下笔已到乌丝阑。’右军惟善学古人而变其面目，后世师右军面目，而失其神理。”（《广艺舟双楫·本汉》）

（29）康有为云：“然则北宗之书，自当以筋骨为上，其风韵之逊于南，亦其祖师之法然也。”“况右军本卫漪所传，后虽改学，师法犹在，故卫家为书学大宗，直谓之统合南北亦可也。”（《广艺舟双楫·传卫》）

（30）见李文田跋汪中旧藏《兰亭序》。

（31）启功：《论书绝句》，赵仁珪注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第188—189页。

来源于《中华书画家》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