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宗教

一 先秦原始宗教

（一）宗教的起源

宗教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早在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宗教意识就已萌芽。在艰难而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中，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与无法抗拒的大自然的威力，我们的远古先民们充满了恐惧与惊异。随着思维能力发展，他们力图去认识、解释神秘莫测的周围世界。但由于实践的范围极其狭窄，他们的思维能力非常低下，往往只能运用最简单的类比判断，由已知的东西去推想未知的东西，用幻想去解释世界。因为人类本身是有意识、有意志的，所以他们就认为，统治着人类的自然力与自然界的一切，不论日月星辰、山川湖海、草木鸟兽都是有意志有人格的，它们威力无穷，能够随心所欲地给人们带来灾难或幸福，人们对此无法拒绝、逃避，只能望而畏之。

这种观念，以赋予人格的方法将自然力加以同化，是人类朝宗教迈出的第一步。

但是，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有意志有人格，还不是原始宗教产生的标志。灵魂不灭与万物有灵观念的出现才标志着宗教的产生。

灵魂不灭观念源于原始人对睡梦的解释。种种奇异的梦境，使他们认为在人的躯体之外，存在着一种神奇的东西，即所谓的灵魂。灵魂可以或者暂时或者长久地离开人体而存在，从事各种活动，它是不会消亡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的墓葬中，遗骸的周围撒了许多赤铁矿粉末，放置了石珠、骨坠、有孔兽牙等装饰品。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阶段，出现了不少瓮棺葬，瓮棺上凿有许多小孔，作为供鬼魂出入的通道。

显然，这些迹象表明当时已经产生了对灵魂的朦胧信仰。

按照原始人简单的类比，人有灵魂，自然界的一切也都是有灵魂的。周围世界的一切事物，也都是活泼泼的生命体，都具有神秘的精灵；大自然的威力，就是精灵作用的表现。这就是万物有灵观念。在我国最早的神话 《山海经》 中，山泽湖海、鸟兽虫鱼等都被说成是有灵之物，人间的各种自然灾害如旱、涝、风、瘟等也被认为是万物之灵的故意安排。该书虽然是经过后人整理的，但也很明显地透露出远古先民万物有灵观念的信息。

在相信万物有灵与灵魂不灭的基础上，先民们根据自己的生活样式和需要构造了神灵的世界和生活样式，并且把自己的本质与心理状态赋予神灵，认为神灵有着同人类一样的需求和喜怒哀乐。于是规定了一套对神灵崇拜的仪式，建立了人与神之间的联系。他们企图通过祭祀、崇拜、祈祷、赞颂等办法取悦神灵，影响自然物的灵魂与意志，以达到趋福避祸的目的。

这样，原始宗教就产生了。

值得指出的是，原始宗教不仅是我们远古先民们对周围世界的一种认识和解释，而且具有礼仪规范和价值规范的效力。

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设想，在那漫长而艰苦的岁月中，如果没有宗教作为精神支柱，我们的祖先也许难以战胜无数的艰难困苦，最终迎来文明时代的曙光。

（二）自然崇拜

原始宗教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先民们首先把与自身生活密切相关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湖海及土地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物与自然现象作为崇拜对象，形成了自然崇拜。

太阳是天空中最引人注目、对人们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天体。世界各原始民族都有太阳崇拜，许多民族还将日神奉为最高神。对于太阳的崇拜，在我国古代也颇为盛行。 《山海经》 中有羲和生十日和羿射九日等传说。 《尚书·尧典》 中有唐尧时迎送太阳的仪式的记载，殷墟甲骨卜辞中更明确地记录了殷人对日神的朝夕迎送活动如“宾日”“出日”“入日”等。

对月亮的崇拜在世界各原始民族中也较为普遍。中华民族很早就有月神“死而又育”的传说，后来又编织了嫦娥奔月之类的神话。但是由于月亮的自然性能对人类发生的影响较小，因而其神格不高， 《礼记·祭祀》 中说：“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这说明月神只是天神中的配角。

对于经常到处迁徙的原始人类来说，星辰可以帮助他们在夜间确定方位，同时，布满天空，时隐时现，变幻莫测的星星，也极易使人们产生神秘感，产生种种幻想而把星辰神化，甚至认为星辰的位置能影响人间事件的进程，影响人的命运。

星辰崇拜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我国古代先民有祭祀星辰的“布”祭，因为星神布满天空，“布”祭时，人们将祭物撒布开来，以便于众星神领受。

风雨雷电等是与原始先民日常生活有紧密联系的物质生活条件，人们对这些自然条件有很强的依赖性。因而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有对风雨雷电等气象诸神的崇拜，据 《礼记》 等记载，我国古代对气象诸神的祭祀活动非常频繁，祭祀仪式多种多样。

土地是万物的负载者与滋养者，远古先民们深深地感受到对土地的依赖，因而产生了对土地的崇拜。在中国古代，土地被称为“地母”,土地神被称为“祇”“黄地祇”“神州”“后土”等。人们崇敬地神，常常进行礼拜和献祭。除土地之外，山川湖海等也都因为其造福人类及具有种种神秘的特性，使人们产生依赖感、畏惧感而被神化，受到崇拜。

此外，动物与植物崇拜也是自然崇拜的一种。这是人类在原始狩猎时期与农耕时期社会意识的表现。动物崇拜在我国古代非常盛行。人们把动物幻化为超自然的力量，奉为神灵加以膜拜， 《山海经》 所描写的四五百种神中，大部分是由龙、鸟、豕、马、蛇、羊、兽、虎、豹、牛和人混合而成的兽形神或半人半兽神。与动物一样，植物的自然属性与作用也往往为人们所崇拜。植物崇拜的主要对象主要是树、竹、农作物及某些特殊用途的植物。

（三）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原始宗教，图腾（totem）为印第安语，意为“他的族类”“他的亲属”或“他的氏族标记”。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氏族的人们在追溯本氏族的来源、冥想自己的祖先时，往往把自己的祖先想象为某种动物或植物，并把这种动物或植物当作“图腾”加以崇拜。他们相信，本氏族与某一种动物或植物所代表的类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而被当作图腾来崇拜的动、植物，不是某个动、植物的个体，而是个体所代表或象征的类，这是图腾崇拜与自然崇拜的区别之所在。如果某一类动物或植物被某一氏族作为图腾，那么，它就不仅是崇拜的对象，而且也成为该氏族的名称或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图腾”是一种集体的名称，也是一种祖先的象征。因而许多部族都禁止伤害和食用本氏族的图腾动物，甚至当图腾动物意外死亡时，也会如同族人死亡一样加以哀悼和埋葬。同一图腾部落内的人们由于对图腾的共同信仰而紧密结合在一起，彼此视为兄弟姐妹，互相照顾爱护，共同对付外族。同时，同一图腾者之间禁止通婚，以维持族外婚。图腾部族的成员努力用图腾来同化自身，通过图腾装饰、图腾舞蹈、图腾神话等方法表现两者的相似性，以示同图腾神同在，受到图腾的保护。

我国古代曾经存在有图腾崇拜。 《史记·五帝本纪》 说，黄帝分别同蚩尤、炎帝作战时，曾经训练熊、罴、貔、貅、豸区、虎六种野兽参加战斗。实际上这是黄帝部落中以上述六种野兽为图腾的六个氏族。黄帝为有熊氏，说明熊氏族在这个部落中居于首位。古代东方有名的部落首领少昊，以鸟为图腾，部落中各氏族又分别以凤鸟、玄鸟、丹鸟等为图腾。在殷墟卜辞中，周边民族被称为“马方”“羊方”“虎方”“林方”等，这些族名可能就来源于他们所崇拜的图腾对象—马、羊、虎、林等动植物。值得一提的是夏后氏先人所崇拜的龙图腾。龙是综合蛇、兽、鱼、鸟等多种动物的形象特征而虚构的一种图腾，它所反映的是一些氏族之间结合、同化的现象。作为一种远古的文化遗存，龙的形象在今天仍然在很多场合中出现。

（四）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由图腾崇拜发展而来的一种宗教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于自然的控制能力不断增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也逐渐提高。他们能够驯养动物、使用动物时，就开始意识到人类高于动物，并把人与动物对立起来，由此导致了图腾崇拜的瓦解。人类开始由崇拜自然界的动植物过渡到崇拜社会中的人，由崇拜动物神过渡到崇拜人神，于是图腾崇拜就发展为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在原始氏族制度发展到父权制阶段的产物。在氏族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些身强力壮、足智多谋、勇敢顽强的氏族成员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具有较大的权力。甚至在他们死后，也享有很高的威望。人们相信，这些“英雄”死后，他们强有力的灵魂可以庇佑本氏族的成员，于是举行相应的崇拜仪式，祖先崇拜由此产生。

中华民族的原始祖先崇拜，在许多流传至今的远古神话与传说之中有集中的反映，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造人、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等。这些神话传说中的人神，就是先民们共同认可的祖先神。先民们通过对神化了的祖先的追忆与敬仰，表达出自己征服自然的愿望、自信与力量。同时，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达到加强共同的血缘观念，巩固氏族或部落的内部团结的目的。

祖先崇拜的方式与方法表现在丧礼、葬礼、祭祀活动仪式等方面。这些礼仪最初比较简陋，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趋繁缛。到秦以前，各种丧葬礼仪、祭祀活动已经颇为复杂繁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祖先崇拜礼仪制度。

中华民族祖先崇拜相当盛行，其影响也非常深远。古代中国社会之所以带着氏族制的脐带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并由氏族制发展到宗法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祖先崇拜观念。可以说，祖先崇拜观念对中国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心理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原始巫术活动

原始宗教中，先民们想出许多手段与方法，进行宗教性活动，以对付、迎合鬼神，趋福避祸，逢凶化吉。这些手段与方法，就是原始巫术。在我国古代，专门代人祈祷神明以求神明降福的人，男性称巫见，女性称巫，他们是专门的神职人员，在原始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的原始巫术种类很多，按其目的划分，大概有求、逐、避三类。“求”就是乞求祖先或鬼神的保护、庇佑；“逐” 就是驱赶降祸的鬼神或灾祸；“避”就是躲避灾祸。原始巫术的形式各异，具体而言，有祈求式、驱赶式、比拟式、接触式、诅骂式、灵符式、禁忌式和占卜式等。祈求式是最常用的巫术，先民们往往希望通过对神灵的乞求以达到某种目的。如殷商时期曾盛行向高礻某神求子的巫术。驱赶式巫术在古代也很盛行，从夏朝开始，我国就有救日食的活动。每逢日食，则奔走呼号并敲锣打鼓以壮声势，驱赶吞吃太阳的天狗。禁忌或巫术是忌讳人们接触、侵犯某种人、某种事物或行为，忌讳某些词语，以防触怒邪魔。如认为出门遇到乌鸦叫，就意味着出行不吉利，必须吐唾沫以化解。母鸡变态报晓司晨，就预示着家境衰败，因而必须要杀掉。这些迷信，一直沿袭至今。占卜术是向鬼神请求启示、预告吉凶祸福的方法。据记载，我国在伏羲、黄帝时代就出现了占卜。占又称筮占，是以蓍草来预测吉凶，相传伏羲创八卦，八卦占就是筮占的一种。卜是以火烧兽骨或龟甲，根据其不同的裂痕来预测吉凶。在殷代，人们遇到有关祭祀、气象、农事、战争等大事，往往诉诸占卜。从殷墟大量出土的卜骨、卜甲来看，当时的巫术是十分重要的社会活动。

三 中国佛教

（一）佛教的产生及其基本教义

佛教是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创建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而后，广泛地传播于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对那里的社会政治、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此后逐渐在中国扎根立足，并实现了中国化，形成了禅宗等许多中国佛教的派别。

在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佛教逐渐与中国本土文化血肉相融，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的创始人为悉达多·乔达摩（前565~前480），他诞生于迦毗罗卫国，是释迦族的一位王子。当时，古印度小国林立，等级森严，民族和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全体社会成员被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种姓，各种姓之间的政治、经济冲突非常严重，同时，各小国之间处于相互攻伐、兼并的混乱状态。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悉达多深感人世间的无常与不可依赖，因而在29岁时，毅然舍弃王位，抛妻别子，出家修行。在经过6年苦行之后，在菩提树下静思冥想七天七夜，最后终于觉悟成道，创立佛教。他被信徒们称为佛陀，意即“觉悟者”,亦被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

佛教理论思辨程度较高，教义颇为繁琐复杂。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有四谛、缘起、八正道、五蕴、十二因缘与业报轮回、三法印、八不中道、六度等等，是一个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修养论在内的庞大体系。在此后2000多年流布过程中，这些教义不断有所发展，佛教传入中国后，教义也有许多创新。

“四谛说”是佛教基本理论。所谓谛即真理，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是讲现实存在的种种痛苦，包括生、老、病、死、爱别离（与相爱者分离）、怨憎会（与怨恨者聚合）、求不得等痛苦。在佛教看来，从生到死，从身到心，一切皆苦。集谛是讲造成痛苦的原因与根据。种种烦恼痛苦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无明”,看不到世界变化无常和虚幻不实的本质。灭谛是讲通过修炼、灭除痛苦，进入涅境界。道谛是讲达到理想境界所应遵循的途径和方法。这些方法有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念“八正道”及戒、定、慧“三学”等等，其要义在于个人在道德上自我完善，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宁心息虑，实现人生的理想境界。

在四谛之中，苦谛最为关键，它是佛教的理论基石。

四谛所依据的根本原理是缘起论。佛教认为，一切事物与现象皆由因缘和合而成，都生于因果关系。“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人的种种痛苦烦恼，也是自己造因，自己受果。在以缘起论分析人生问题时，佛教提出了十二因缘说，认为人生由无明、行、识、名色、六处（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十二个环节组成。

其中，前两个是指过去世二因，中间八个是指现在世，其中包括前五个是现在世五果，后三个是现在世三因，最后两个是未来世二果。十二因缘涉及过去、现在、将来三世，而现在的果必有过去的因，现在的因，又必将产生将来的果。所以十二因缘又称为“三世两重因果”。可以图示如下：

十二因缘说与四谛说相联系，以无明作为一切人生痛苦的根源，实际上是要求众生把世俗认识的转变与愚昧无知的克服作为首要的、根本的任务。十二因缘中的三世两重因果理论，逻辑地包含着轮回思想。“过去因”生“现在果”,“现在因”又会有“未来果”,众生只要仍未解脱，就必然按照这种因果律而生死轮回，永无尽期。这种业报轮回说，影响很大，往往被人们视为佛教的最基本的思想。

“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寂静”,这是判断佛教学说的三个基本标准。“诸行无常”即指世界万有是变化无常的，一切都变动不居，人生无常，一切皆苦。“诸法无我”即指一切现象皆由因缘和合而成，是暂时的、相对的，没有主宰者。“涅寂静”是指脱离生死轮回，进入熄灭一切烦恼、内心寂静的“涅世界”佛教理论思辨程度较高，教义颇为复杂，很难详细阐述。

简单地说，佛教教义的核心就是宣扬一切皆苦，人生如苦海，人们只有虔诚信佛，视世间万物和自我为空，灭绝一切欲念，长期修道，才能消除一切烦恼，具备一切清静功德，从而达到涅境界。修道的基本要求有三个方面：戒，即约束身心；定，即能耐苦；慧，即钻研佛理。无论是来自哪个等级的人，哪怕罪孽深重者，都可以修道，而且只要虔心修道，都能修成正果。这些说教，对于深受自然与社会压迫，被生老病死、天灾人祸等种种苦难所折磨而难以解脱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好的安慰剂，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因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佛教的典籍称“三藏”, 包括经、律、论三大部，“经”是以释迦牟尼口气所叙述的典籍；“律”即戒律，是对佛教徒生活与行为的种种规范及有关解说；“论”则是从理论上解释“经”的着作。佛教典籍卷帙浩繁，总数超过两万卷，其中主要部分是古印度佛教的着作，也有中国、日本等国家的佛教学者的撰述。佛经中着名的有 《阿含经》 《心经》 《般若经》 《金刚经》 《华严经》 《法华经》 《维摩经》 《楞伽经》 《坛经》 《大智度论》 《中论》 等。其中禅宗创始人慧能大师的 《坛经》 ，是中国僧人着述中惟一获得“经”的尊号的着作。

（二）佛教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佛教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东汉魏晋南北朝阶段，佛教由传入中国到逐步兴盛。二是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趋于鼎盛。三是宋元明清阶段，佛教由盛转衰，进入停滞期。

关于佛教的最初传入，有种种传说，一般以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遣使前往西域取回 《四十二章经》 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佛教初入中国时，主要在长安和洛阳地区活动。当时人们把佛教理解为与黄老之学相似的清虚无为、省欲去奢的一种方术，沙门也被视同方士。因此人们往往把浮屠与老子并祭，连桓帝都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 楚王英也是“喜黄老之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三国两晋时期，社会动乱不已，佛教成为苦不堪言的人们的精神支柱，因而得到长足发展。佛教传入初期的主要事业是译经，译经者也多为外国的沙门，随着译经的增加，中国僧侣的佛学论着纷纷问世。这一时期重要的佛学思潮有般若学的“空”论及因果报应论、神不灭论等。东晋时，围绕着对 《般若经》 中“空”的意义的理解不同，出现了“六家七宗”等不同的派别，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本无、心无、即色三家。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道安、慧远、鸠摩罗什、僧肇等佛学大师。

他们精通佛理，并对佛教理论进行了探索与创新，推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社会仍然动荡不安，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南北朝诸帝都扶植佛教，南朝梁武帝甚至沉溺于佛教，四次舍身佛寺。北朝虽然曾发生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事件，但佛教很快就复兴，基本保持兴盛状态。当时，在佛教理论方面，围绕“涅佛性”这一中心问题，佛教经师立足一经、一论，各成门户，相互争鸣，推动了佛教理论的发展。其中竺道生是宣扬佛性说的着名大师。他认为众生皆具佛性，人人皆能成佛，并提出了顿悟成佛之说，对后来禅宗的影响很大。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发展进入全盛期。隋文帝、炀帝皆笃信佛教，并大力提倡。仁寿年间，全国重要寺院达3792所，剃度僧人23万人，译经、写真、造像等事业也相当兴盛。唐代，国力强盛，文化事业繁荣，统治者实行三教并用的政策，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养生，佛教在统治集团的尊崇之下趋于鼎盛。新的佛教流派被引进，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各种法会盛行。隋唐时期，随着佛教对儒道思想的摄取、吸收，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也纷纷创立，其中重要的有智岂页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窥基创立的唯识宗，道宣、怀素创立的律宗，由北魏昙鸾开创、唐代善导集其成的净土宗，慧能、神秀分别创立的禅宗南宗、北宗，法藏创立的华严宗，善无畏、不空等创立的密宗，一时宗派林立，高僧辈出，蔚为大观。但是，由于佛教的极度兴盛，佛寺庄园的膨胀造成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也引起了儒道二家的排斥与抵制。韩愈、李翱等儒家士人就以继承儒学道统为己任，对佛教进行猛烈抨击。唐武宗在道士挑唆下，更于会昌五年（845年）发动了灭佛运动，使佛教遭到惨重的破坏。

唐代以来，佛教的发展趋于停滞。以周敦颐、张载、二程为代表的宋初儒家士人为了回应佛道之学的挑战，在大量吸收、融摄佛道思想资料与理论思维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了理学的理论体系。他们立足儒学对佛教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批判，力图肃清佛教思想对儒家伦常观念的侵蚀，使佛教发展受到一定影响。此后数百年间，随着理学地位的不断提高，这种影响更日渐明显。宋元明清时期，虽然佛教与中国本土固有文化和民俗进一步融合，在民间信仰上也树立了广泛而牢固的基础，但并没有新的有影响的宗派产生，理论方面也没有太多创新，佛教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其间，除禅宗、净土宗比较兴盛外，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律宗虽然代有传承，且偶尔兴盛，但从整体上说已不再兴旺。

值得注意的是近世佛学的短暂复兴。清末，着名居士杨文会及其弟子欧阳竟无等大力复兴佛教，兴办佛学院、佛学研究院，一批名僧如敬安、弘一、太虚等也继起振兴佛教，弘扬佛法，一时佛教呈现出复兴的气象，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许多近代着名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都研究过佛学并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他们学说的风行，又进一步促进了佛教的振兴。

（三）佛教

中国化的硕果—禅宗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不断与中国本土固有文化相融合，努力实现其中国化。到隋唐时期，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基本完成，出现了许多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其中禅宗最为典型，在宋代以后几乎一枝独秀，成为中国佛教中流传最长、影响最大的宗派。

中国禅宗是在印度禅学的基础上，融会佛教其他方面种种理论，并与中国土生土长的老庄理论及魏晋玄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个既有精致的世界观理论，又有相应的认识、修养方法的宗教流派。“禅”是梵语“禅那”的简称，意为“静虑”“禅定”。关于禅宗的产生，有许多传说，后世禅僧还编造了“西天二十八祖”与“东土六祖”的禅宗宗谱，但并不可信。在印度原始佛教中，有一种坐禅冥想的修炼方法，强调通过调息静坐，排除思虑欲望，得到澄澈透明的智慧。但这种禅学仅仅是一种修行方式，没有形成教派。南北朝时，印度禅学由被尊为禅宗初祖的菩提达摩传入中国。此后，在二祖北齐慧可、三祖隋代僧璨、四祖唐代道信、五祖唐代弘忍的努力之下，在唐初基本形成了禅宗学说的主干。唐高宗时，以慧能呈偈为标志，禅宗正式形成。

慧能（638~713），俗姓卢，广东新会人。听人诵 《金刚经》 ，突然“心明便悟”,就跑到湖北黄梅县去礼拜弘忍。开始只是打柴推磨。弘忍为了选择衣钵传人，命弟子呈偈以述教义。大弟子神秀写的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在神秀看来，人自身就有成佛的觉悟，只要长期修炼，恢复清静的本性，便可成佛。弘忍见偈后颇为不满。慧能的偈语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认为，万物皆空，本质上都是清静的，没有所谓沾染尘埃之事。在修炼上，也不须“时时勤擦拭”只要认识到“本性清静”,便可以“立地成佛”。弘忍对此偈很满意，于是将衣钵传给慧能。此后，慧能南游立南宗，神秀留在北方立北宗。因在修炼方法上一主顿悟，一主渐修，故南、北两宗又分别被称为“顿宗”“渐宗”。后来，慧能的南宗取代了北宗，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

禅宗是对佛教理论的一次革新。唐代，佛教理论日趋繁琐，经卷浩繁，广大群众日益厌烦，兴趣锐减，佛教发展面临危机。禅宗则破除了以前佛教各派的繁琐教条，宣扬“即心是佛”“见性成佛”“言下顿悟”,主张不读书，不礼佛，不坐禅。

这种通俗说教很容易为大众所接受，禅宗因此迅速崛起。

所谓“见性成佛”, 即认为人心为万物产生的根源，佛性就在人心之中，只要认识了自我意识这个本体，就是认识了佛性，也就完成了成佛的功夫。“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 《坛经》 ）由此出发，禅宗还提出“凡夫即佛”的命题，认为凡夫与佛，只在一念之差，只要能够自我转变认识，自我超脱，就能成佛。“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 《坛经》 ）“顿悟”是禅宗的又一基本主张。所谓顿悟，是指无须长期修行，而凭自己的智慧去把握佛教真理，最终突然觉悟，“若识自信，一悟即至佛也”（ 《坛经》 ）。这种顿悟的修行方法，简便快捷，仅仅凭直觉，靠意念，对人们吸引力很大。

禅宗还提出了“无念”之说。照禅宗的看法，人都具有佛性，一转念即可成佛，但实际上并不能人人随时成佛，这是因为自性虽然经常清净，但往往有妄念浮云遮蔽，使清净的佛性不能显示出来。因而，人人皆具佛性，仅仅只是具备了成佛的可能性，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还要努力把妄念浮云吹散。为此，就必须“立无念为宗”。所谓“无念”,即在与外界接触时，对外界的一切不动心，不受其影响。这样，则身处尘世，而心在尘世之外，精神能得到解脱，进入极乐世界。相反，如果执着于外物，则必生妄念，陷入地狱。这种理论，实际上是要求人们放弃对外界的认识与改造，安于现状，去除物欲。

中唐以后，禅宗逐渐取代佛教的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等各家宗派，成为中国佛教的强宗，对中国思想文化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应该说，这与禅宗理论的简易直捷、方便易行无疑是有很大关系的。

（四）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消化、吸收与融合，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民间习俗乃至整个社会都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1）佛教与中国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具有重经验认识而轻理论思维的特点，注重对现实世界的探讨，而对彼岸世界、宇宙本体、人生之原等形而上学问题缺乏系统的认识，在思辨性方面存在很大缺陷。而佛教哲学则富于理论思辨，蕴含着高度的思辨智慧，在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概念范畴的辨析、对彼岸世界的探讨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果。佛教传入中国后，其思想资料与理论思维成果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推进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魏晋以后，中国哲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无不深深地打上了佛教的烙印。统治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数百年之久的宋明理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受佛教刺激、影响的结果。理学家在建构其思想理论体系时，大量吸收、融摄了佛教特别是华严宗、禅宗的理论成果。许多佛学范畴、命题在经过改造之后常常为理学学者所利用、探讨。在思维方式等方面，理学对佛学的借鉴更是显而易见。可以说，佛教的传入，给中国哲学注入了源头活水，提高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辨水平，改变了中国哲学的面貌。

（2）佛教与中国文学艺术

佛教不仅影响了中国哲学，也给中国文学艺术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佛经的翻译大大增加了汉语的词汇。据有关学者统计，佛学中有35000多条外来语和专用名词，其中如世界、实际、相对、绝对、平等、刹那、一尘不染、一针见血、三生有幸、百丈竿头、天花乱坠、心心相印、不可思议等流行于日常生活之中、人们非常耳熟的词汇都源于佛教。这些词汇形象生动，通俗灵活，大大提高了汉语的表现能力。

其次，佛教与诗歌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代许多着名诗人佛学造诣都很深，他们将诗与禅结合，或以禅入诗，开拓了诗歌的意境，或以诗寓禅，增添了诗的特殊理趣。从谢灵运、王维到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都是长于此道的名家。唐代以后，禅、诗融通的佳作更是不胜枚举。

第三，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创造的变文、俗讲、语录体等新文体，对中国评话、评书、戏曲、俗文学、语录集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佛教中的神话故事，更为古代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提供了故事来源，启发了作家的艺术构思。如人们熟知的 《西游记》 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来说，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第四，佛教刺激和影响了中国古代艺术，使中国古代艺术绚烂多姿，异彩纷呈。佛教在宣传教义时，充分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与艺术形式。为了唤醒人们的崇敬与信仰，佛教往往通过艺术夸张，使佛的形象极度理想化和神秘化。因而佛教的雕塑、绘画都精美华丽，寺院浮图都壮观辉煌，梵呗净音也充满神圣、崇高的音乐美，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艺术的表现形式，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古代艺术水准的提高。至今，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宏伟庄严的寺院以及多姿多彩的古塔；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石窟中精美绝伦的雕塑；敦煌莫高窟的佛教壁画，已成为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3）佛教与社会生活

佛教传入后，其影响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最明显地表现在佛教的流传，使我国民俗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如与佛教有关的拜佛、烧香、还愿、诵经、放生、造像、建塔、赶庙会和信阴间、敬阎王等，都是在民间流传极广的传统习俗。而佛教寺院更往往成为古代民间的综合文化艺术中心。每逢庙会，社会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无论信佛与否，都可以前来参加和观赏，与此相联系的商业活动也非常活跃。这种习俗在许多地方至今仍然保留。

四 中国的其他宗教

（一）祆教与摩尼教

祆教是公元前6世纪由琐罗亚斯德（前628~前551）在波斯东部创建的，公元3至6世纪在伊朗被奉为国教。大约在6世纪时由中亚传入我国。隋唐时期一度很流行，两宋以后却不见于各种史传。

祆教的教义主要保存在 《波斯古经》 中，琐罗亚斯德认为世界上有善恶两种对立势力。善神以阿胡拉·玛兹达为最高主宰，代表光明、生命、创造、善行、美德、天则、秩序与真理，而其对立面恶魔之王安格拉·曼纽则是人格化了的黑暗、死亡、破坏、谎言与恶行。善恶二神进行长期、反复的斗争，最后人们终于进入光明、公正与真理的王国。而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人们自己通过思想、言论、行为的善恶表现决定自己升入天堂或下地狱。由于祆教教义特别崇拜火，认为火是“正义之眼”, 火的清净、光辉、活力、洁白、力量都象征着神的绝对和至善，甚至在室内常设明火坛加以礼拜，我国史书又称祆教为“火祆教”“拜火教”等。

祆教东传中国后，得到了北魏、北齐、北周、南梁等朝统治者的支持，北魏、北齐、北周中央政府的鸿胪寺都设置了火祆教的祀官。隋唐两代，火祆教在中原地区流传甚广。唐代在西京、东京与丝绸之路上的碛西诸州都设有祆祠，朝廷中祠部还设萨宝府官管理火祆教。公元845年，唐武宗排斥佛教和其他外来宗教，火祆教也受到打击，许多祠庙被毁，僧侣被勒令还俗。五代两宋时期，许多地区虽仍有祆祠，民间也奉祀火神，但祆教已渐趋衰微，最后销声匿迹，成为中国宗教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

摩尼教为公元3世纪波斯人摩尼所创，在中国又称明教、明尊教、二尊教、末尼教、牟尼教等。该教是在琐罗亚斯德教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基督教、佛教等教义而形成的。公元世纪到15世纪，流行于亚非欧许多地区，约在6~7世纪传入我国。

摩尼教的基本教义是“二宗三际”说。二宗指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两大对立势力。三际指初际、中际、后际三个阶段。世界初际，明暗两分，互不干扰，绝对静止；世界中际，黑暗侵入光明，恶魔进攻善良，明暗展开残酷斗争；到世界后际，明暗各归本源，世界进入永恒的光明王国。摩尼教教义的核心是光明、正义必然战胜黑暗、邪恶，善人、恶人死后分别升入天堂和堕进地狱。摩尼教崇尚光明，其最高主神称为“大明尊”“大明神”

摩尼教在武则天时代由波斯经由我国新疆传入内地。唐玄宗时，因禁止汉人崇奉，只许侨民信教，故其影响不大。安史之乱后，回纥可汗赞赏摩尼教，并奉之为国教。由于唐政府曾借助回纥军队平叛，两国关系特殊，移居长安的回纥人极多，摩尼教便借回纥之势，在中国内地大肆传播。到唐中后期，摩尼教已从长安传到今天的山西、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成为当时外来诸教中仅次于佛教的第二大宗教。

到会昌三年（843年），朝廷罢废天下诸州摩尼寺，唐武宗则取缔一切外来宗教，摩尼教受到严重冲击，走向衰落。两宋时，摩尼教攀附道教，重新兴盛，在闽、浙、苏、赣、皖各地十分流行，教徒起义事件也不断发生。后来朝廷进行取缔，摩尼教又转入地下活动。元初，摩尼教又有短暂复兴，但元中叶以后直至明清两代，朝廷都禁止该教活动，摩尼教终于彻底淹没无闻，不见于各种朝野记载之中。

（二）基督教

基督教大约创建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主要包括罗马公教、正教和新教三大派系。在我国，习惯上称新教为“基督教”或“耶稣教”,称罗马公教为“天主教”,称正教为“东正教”。基督教是目前世界第一大教，信徒分布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数约占全球总人口的基督教信仰上帝创造并主宰世界，认为人类有与生俱来的“原罪”,要经受各种苦难，因而只有信仰上帝及其儿子耶稣基督才能获救。基督教的基本经典是 《旧约全书》 和 《新约全书》 ，泛称 《圣经》 。

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在唐贞观九年（635年），由基督教的聂斯托里派经由陆、海“丝绸之路”传至长安，当时人们称为“景教”.自唐太宗至武宗时期，唐王朝对景教持赞助态度。

高宗准诸州各建景寺，玄宗甚至亲自为景教寺庙题写榜额。代宗每到圣诞节必送天香，颁赐御馔，以示关怀。由于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基督教的传播日益广泛，有的教士还周旋于王室之间，充当皇室顾问，在朝廷与军队中担任要职。到唐武宗排佛时，基督教亦在禁止之列，于是中国内地景教渐趋灭绝，仅在新疆等边远地区流传。

元代，基督教开始在中国复兴，当时称为“也里可温教”信奉者多为蒙古族人和来华的中亚人。在其兴盛时期，教堂遍布大江南北，仅大都地区教徒就达数万人。中央政府在全国各地也设立了相关的管理机构。但是，由于基督教未能与中国固有的文化融合、结盟，未能在广大民众中扎根，而仅依靠一个王朝的统治者的支持，因而元灭亡后，基督教在中国失去继续存在和发展的依靠，传播再度中断。

16世纪，以耶稣会士利玛窦等来华为标志，基督教开始了在中国的第三次传播。1582年，利玛窦（1552~1610）等教士受耶稣会派遣到澳门，次年又到广东肇庆，建立起第一个传教所。他们意识到基督教要在中国立足，必须适应中国国情，为此，他们崇尚汉学，结交名士，介绍西学，译着汉书，尊崇儒教。这样，基督教在中国得到了当时上层人物的广泛支持。

徐光启、李之藻、杨延筠等学者名流均受洗皈依基督教，影响很大。后来，利玛窦还入京进贡方物、接受官禄。值得一提的是，利玛窦在徐光启的帮助下，向中国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地理、天文、数学、机械、兵器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译出了 《几何原理》 前6卷，这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继利玛窦之后，汤若望（1591~1666）、毕方济（1649）、南怀仁（1623~1688）等传教士也采用同样手段与策略在中国传教，信徒多达数万人。但到康熙末年，因罗马教廷反对中国教徒祭孔尊祖，康熙十分反感而下诏禁止，基督教在中国第三次走向衰落。

1807年，英国伦敦宣教会教士马礼逊来华，开始了基督教在中国第四次的传教活动。此后，英、美、俄、德、法等国也纷纷派遣大批教士陆续来华。到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更长驱直入，深入到内地的城市与农村。到1900年，中国的天主教徒已达72万多人。到本世纪40年代末，更多达300到500万人。

19世纪基督教入华，其目的主要是为殖民主义的武装侵略开路，许多传教士的种种活动对中国的殖民地化起了催化作用。当然，近代以来基督教的传入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西文明的交流，推动了中国由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进程，有不少真心弘扬教义、愿意帮助我国人民的西方传教士，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产生于公元7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麦加圣地，主要流行于西亚、北非、南亚次大陆、东南亚各地。伊斯兰教在20多个国家被定为国教，全世界教徒达五亿多人，其中我国约有1000余万人，主要流行于回族、维吾尔、哈萨克等十多个民族中。

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穆罕默德（570~632）创建的，创建时间大约在公元7世纪初期，公元622年被视为伊斯兰教历的纪元。伊斯兰教崇奉的神叫安拉，据说安拉是宇宙中惟一的神，它自生、永在、无形象，无所不在，全知全能，是万物的创造者、主宰者，人们称之为胡达（大）或真主，而穆罕默德则是“主的使者”, 被尊为“至圣”。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包括信仰、功课、善行三个方面。信仰指信安拉、信使者、信天使、信天经、信后世、信前定等“六信”;功课指念（念诵信条）、礼（每日礼拜安拉）、斋（斋月把斋一月）、课（每年奉献一定收入）、朝（朝觐）、“五功”、“五常”; 善行，指在宗教上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中心为行善止恶。这三个方面，既有理论和思想，又有实践与行为规范，构成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理。伊斯兰教惟一的经典为 《古兰经》 ，在我国， 《古兰经》 曾译为 《可兰经》 《天经》 等。

伊斯兰教在唐贞观、开元年间即已传入我国，先后被称为“大食法”“西域教门”“回回教门”“回回教”“天方教”“清真教”“回教”等，教徒则通称“穆斯林”。唐代已有相当数量的阿拉伯人因各种原因世居中国，繁衍后代，变为中国本土的穆斯林。到宋代，伊斯兰教在中国进一步发展，有些穆斯林还做上了宋官，甚至娶宗室女子为妻，应试登科的穆斯林也代有其人。

到了元代，由于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的建立，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大量进入中国，深入内地和沿海各大都市定居，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中国回族开始形成。穆斯林在元代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与南人，其中又以“回回”为最多。元政府对伊斯兰教持支持和宽容态度，设立了专门的“回回国子学”“回回国子监”, 实行宗教教育，修建并保护各地礼拜寺。伊斯兰教因此得到迅速传播。

明朝实行民族同化政策，让蒙古人和色目人与外族通婚，这客观上促使了回回人口的大量增加，许多汉人也改变宗教信仰。在明代300年间，回回逐渐形成了回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这一过程中，伊斯兰教发挥了重要作用。至此，伊斯兰教也在中国扎下根来，传播范围不断扩大。

伊斯兰教作为从阿拉伯世界移入的宗教，能在中国扎下根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它自身逐步接受了中国文化传统，适应了中国社会特点，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的过程；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巨大包容性，能够吸纳外来的异质文化，在交融合会中不断充实、壮大。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特点，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充分体现。

（四）民间宗教

民间宗教是指不为官方所认可，甚至往往遭官方取缔和镇压，仅在社会下层以秘密或半秘密状态流行的各种宗教，亦称秘密宗教。

早在东汉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五斗米道、太平道等民间宗教。南北朝时期，又有白莲教、弥勒教、大乘教等以佛教异端的形式出现的民间宗教，其中弥勒教的影响最大，甚至以后历代的民间宗教祖师也多以弥勒佛的化身自居。唐代，民间宗教的发展趋于衰落，但唐末祆教、摩尼教又因遭官方禁止而转入民间状态。南宋至明代前期，出现了颇有影响的白莲教。白莲教是在融合多种民间宗教教义并吸收儒学、佛教、道教某些理论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元代曾一度得到朝廷承认，旋即又被取缔。明初，朱元璋也明令禁止，但白莲教仍禁而不止，不断以各种名称流行于民间。明中叶至清末，是民间宗教最为活跃的时期。不仅白莲教仍旧流行，其他民间宗教也不断涌现，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就有罗教、弘阳教、黄天教、大乘教、无为教、龙华教、先天教、金堂教、三一教、八卦教、天理教等100余种，信徒数量众多。

作为宗教，民间宗教有其不同于官方宗教的独特性。这主要表现为民间宗教与农民起义之间往往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民间宗教的某些教理箴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往往成为点燃农民起义烈焰的火花，民间宗教组织往往成为不满现实、具有反抗意识的广大群众日益集结甚至揭竿而起的工具。从东汉末张角利用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张陵利用五斗米道发动起义开始，西晋末年李特利用天师道、东晋末年孙恩利用五斗米道、宋代方腊利用摩尼教、元末刘福通等利用白莲教都发动了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明清以降，农民利用民间宗教来组织发动的起义更是屡见不鲜。无疑，民间宗教的存在，对统治者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历代统治者之所以总是把民间宗教视为异端邪教而加以镇压，除了民间宗教在组织、思想上与统治阶级及封建正统观念有所抵触之外，还与民间宗教的这一特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