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蜀是一个历史悠远的文明古国，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已见称于世，而它的早期发展，则与黄帝、颛顼、大禹等中国古史传说中的英雄人物紧密相关，有着深厚而久远的历史根源。
蜀的本义是指桑蚕。作为地名，蜀最初是指岷江上游的蜀山，即岷山。作为族名，蜀最初是指生息繁衍在蜀山并以饲养桑蚕为业的蜀山氏。后来，黄帝元妃嫘祖入蜀，教民养蚕，蜀山氏便转化为以饲养家蚕为业的蚕丛氏，蚕丛氏继承了蜀的名号，称为蜀王，其族类也就称为蜀。由此，便在蚕丛氏的基础上形成了早期蜀族。
在古蜀史上的文明起源时代，即相当于中原的虞夏之际，古蜀地区有蚕丛、柏濩、鱼凫等“三代蜀王”。蚕丛和鱼凫分别是从岷江上游地区南迁进入成都平原的，柏濩是成都平原西北部今都江堰市“灌口”、“观坂”一带的土著。三代蜀王虽然初入成都平原的时间不一，但他们的相继南迁却使他们在成都平原先后相遇，终致因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而发生大规模的酋邦征服战争。扬雄《蜀王本纪》记载:“蚕丛、柏濩、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在征服战争中失败的酋邦，一部分民众成为征服者酋邦的臣民，另一部分则随其首领逃亡。《史记·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说:“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反映的就是蚕丛氏酋邦在战争中失败后，其中一部分逃至姚(今云南姚安)、嶲(今四川凉山西昌)等处的史迹。
三代蜀王的历史，是一部文明要素逐个产生的历史，也是一部古蜀酋邦形成演变的历史。由于古蜀酋邦之间征服战争的发展，终致古蜀社会从酋邦演变为国家，从而开创了古蜀文明。古蜀王国定都于今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于是，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大地上，一个以鱼凫王为统治核心的古蜀王国建立起来。
二
今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是从夏代晚期到商代晚期古蜀王国都城的遗址。这里，矗立着坚固厚实的城墙，城墙外掘有深而宽的壕沟。在南城墙内的两个“祭祀坑”中，埋藏着数以千计、举世罕见的大型青铜制品、黄金制品、玉石制品、象牙和海贝。在方圆达3.5平方公里的城圈内，分布着密集的文化遗存，有宫殿区、祭祀区、生活区和作坊区，西城墙外有墓葬区。遗址出土大批玉石礼器、陶质容器、陶塑工艺品和雕花漆木器。在一些陶器的表面，还赫然醒目地刻划着一些文字符号。一切表明，城市、文字、青铜器、大型礼仪中心等多个文明要素不仅在三星堆遗址同时、集中地出现，而且还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标志着古蜀三星堆文明已经形成。相应地，城乡分化、阶级分化、社会分层、权力集中等等，也同时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一个植根于社会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古蜀王国已经形成。
三星堆文明是长江上游地区最早的古代文明，它的初创年代约在公元前1800至公元前1700年左右，它的终结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夏代到商代晚期。三星堆古蜀文明雄踞西南，连续发展达八百年之久，这对于区域文明来说，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不多见的。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陶器，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酒器，表现出发达昌盛的酒文化。大量酿酒，是以粮食的大量剩馀为前提的。《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黑水青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后十六字原脱入郭注，今据郭注、郝疏并王逸注《楚辞·九叹》所引补)。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毕沅云:‘播琴，播种也。’)。”都广乃广都的倒文，都广之野即成都平原。可见古蜀农业发达，这是文明起源最重要的前提。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大批大型青铜制品、黄金制品和玉器，气势宏大，蔚为大观。其中的青铜雕像，如青铜大立人、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神树，以及金杖、金面罩等，都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稀世之宝，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而又与夏商文化判然有别。大批玉石礼器和陶、漆工艺品，都展现出高超的技术水平，从中体现出细密的劳动分工和生产的专门化。青铜器制作所必需的采矿、运输、冶炼、合金、铸造加工等环节，也无一不是分工协作的坚强证据。可见，经济部门的分化，大批脱离食物生产的手工业者的技术专门化，为青铜时代的到来奠定了知识、技术和生产者队伍的雄厚基础。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海贝，背部大多磨平，形成穿孔，学者们多认为这些海贝是贝币，从而反映出对外贸易的繁荣。而海贝本身，以及七八十支象牙，也是远程贸易的实物见证。青铜器所必需的铜、锡原料，也是通过贸易进口的。这些说明贸易已不是偶然现象，它已从获取生产资源进一步发展到获取王权所及的一切奢侈品。
丰富的科学知识、高超的技术和伟大的艺术，共同融入作为创造性产物的各种物质文化形式之中。从金玉到陶石，从青铜器到建筑物，都是它们直接而具体的体现。其中也包含着不少通过交流从外部移入的文化因素，如商文化中的青铜礼器，近东文化中的权杖和青铜人物雕像等文化形式。正是由于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才使古蜀文明成为一个富于开放性特点的灿烂的古代文明。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三星堆文明又是上古四川盆地及周边各族所共同创造的伟大成果。历史文献记载的古蜀文化的初创者“三代蜀王”，来源于岷江上游地区。而考古材料所见四川盆地以北的陕南汉中盆地、四川盆地以东的长江三峡以至鄂西宜昌地区、四川盆地以南的大渡河和青衣江流域地区，又是三星堆文明辽阔的空间构架中一个个重要的战略支撑点。这就表明，三星堆文明的创造，一方面是古蜀史前文化高度持续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同他文化因素的多元性来源分不开。
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尤其是一、二号祭祀坑的相继发现，揭示出了古蜀王国的王权与神权之谜。它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夏商时代的古蜀王国，是一个实行神权政治的国家，三星堆遗址便是这个神权政体的统治中心之所在。
三
商代晚期，殷王畿西方的周文王经营南土，联络江汉，西土诸邦和蜀等南土之国一并加入周人的反殷集团，终成灭纣翦商大业。文王殁，武王继其绪业，东伐商纣。蜀师参加伐纣，是中坚力量之一。《华阳国志》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颇有根据。正因蜀师参与伐纣，故西周建立之初，蜀随即被周王室册封为诸侯。
考古工作者于1959年和1980年先后在四川彭州发现两处青铜器窖藏，其中两件兵器分别铸刻有“覃父癸”、“牧正父己”铭文，属分布于陕南一带的殷人之器，为蜀人所获，是蜀人参加伐纣的战利品，也是西周初年册封蜀国为诸侯的物证。《左传·定公四年》记周初分封，“昭之以分物”，中有“官司彝器”，即封赐以青铜礼器。《书序》云:“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这些都说明周初在分封的同时，也将俘获的殷人器物封赐与诸侯。四川彭州竹瓦街周初窖藏中的殷器，即是周王朝分封蜀侯时所封赐。
蜀侯之封，是以在周文王时攘夺的鱼凫氏王朝的土地和人民，因而封之。成都市金沙遗址是商周之际古蜀鱼凫王朝的文化遗存，它是三星堆高级政体即以鱼凫王为最高神权政治领袖的古蜀王国内的一个次级政体。周初以后三星堆文化的衰落和金沙遗址三星堆文化内涵的逐步消失，从考古学上表现出了杜宇对鱼凫王朝土地人民的攘夺，杜宇王朝由此开创。
杜宇立为蜀王后，自称望帝，定都“汶山下邑曰郫(今四川郫县)”，“或治瞿上”(今四川双流县境)为别都，对外加深同周王朝的关系，对内推行重农政策，加强统治机构，稳定统治秩序，并使随鱼凫“仙去”的“化民”复出，恢复了生产力，蜀国逐渐重新走向强盛。
武王殁，周公摄政，成王继立。成王时期的蜀，已是西周南土的大国。成王时铜器《班簋》铭文以蜀为周的“四方望”之一，即西南边疆之表率。周成王大会诸侯于成周(今河南洛阳)，各方诸侯以其方物进献王室。《逸周书·王会解》:“成周之会……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孔晁注:“鸟有文彩者。皋鸡似凫。”所谓有文彩而似凫的皋鸡，实即鱼凫王朝的神物和标记。三星堆第三、四期出土的陶塑鸟头，头顶、颈部、眼眶及嘴部饰有云雷纹，就是这种有文彩的凫。蜀王参加成周诸侯大会而献凫与周成王，其意义正如西周春秋时期诸侯告捷、献功、荐俘于周王廷一样，表示告以对鱼凫王政权的彻底推翻和取代。
终西周之世，蜀与周王室一直保持着比较紧密的联系。古本《竹书纪年》载:“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宾于河，用介圭。”据群书所记，周夷王时周室共主地位有所下降，“诸侯或不朝，相伐”，夷王也不得不“下堂而见诸侯”。此时蜀王朝周，礼仪隆重，为时所罕见，说明蜀王对周室一往情深，关系非同一般。
春秋初叶，成都平原发生特大水灾，蜀王杜宇派臣下开明治水。开明名鳖灵，来源于荆楚之地，受任为杜宇王朝之相。当时岷江泛洪，“玉山出水，如尧之洪水”，杜宇无能为力，开明则决玉山宣泄洪水，成功地治理了洪水，使蜀民得以安居乐业，因而得到蜀民拥戴，于是发动王权战争，逐走杜宇，推翻了杜宇王朝，取而代之，立为蜀王。
关于杜宇开明之际蜀国历史的演变，一些史书说是开明前往治水，杜宇与开明妻私通，愧而禅位于开明，开明于是成为蜀王。这个说法与古代王权更替的实质不符，仅为传奇而已。所谓禅让，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尧、舜、禹之际部落联盟首领的一种选举方式，其时尚有四岳、十二牧等贵族会议，国家还没有形成。杜宇、开明之际，私有制早已根深蒂固，蜀已是“父传子，家天下”的国家。在这种社会形态下，王权岂有禅让之理?《蜀王本纪》说:“望帝去时子规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倒是透露了一丝杜宇失国的信息。《太平寰宇记》记载:“望帝自逃之后，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每春月间，昼夜悲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说明开明取代杜宇为蜀王，乃是王权战争的结果。对此，《华阳国志·蜀志》也隐括其意曰:“(望)帝升西山隐焉。”其实质是杜宇失国后，效法鱼凫王故事，败亡于蜀西山(岷山)。
四
史称开明立，号曰丛帝，“年号万通”。至此，蜀地最后一个王朝正式建立。开明王朝的开国年代，据《华阳国志·蜀志》所说开明氏“凡王蜀十二世”，以及《路史·馀论》所说开明氏传三百五十年等，从其亡于秦之年(前316)往上推算，约当公元前7世纪初，时为春秋早期。开明王朝定都于广都樊乡(今四川双流县境)，《路史》说“开明子孙八代都郫”。到开明九世(一说五世)，开明王朝迁都成都。
开明王朝的国力比杜宇时期大大增强。从开明二世开始，蜀北征南伐，东攻西讨，争城夺野，剧烈扩张。到战国时代，蜀已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强大国家。
蜀国北境是与中原交通的重要门户，不仅是蜀国力保的战略要地，而且是力图北进的战略方向。在第三世开明王卢帝时，蜀国曾攻秦至雍(今陕西凤翔)。其时秦尚未强，又东与晋国相争。此时蜀北攻秦至其雍都，将陕南汉中盆地一带纳入蜀的北部版图，对蜀国北境的安宁，起了极大的保障作用。
向东扩张是蜀的重要国策。早在三代蜀王和杜宇时期，蜀的声威即已远播于四川盆地东部并三峡及鄂西。开明王朝也以东进为战略扩张的重点，“蜀王据有巴蜀之地”。开明王朝的东界已越过嘉陵江。在长江一线，开明王曾于公元前377年伐楚，取楚之兹方(今湖北松滋)，势力远达鄂西清江流域。清江之名即为蜀人所取，故其地蛮人“所在祀之”。
开明三世时期，蜀王西征青衣羌地。《华阳国志·蜀志》:“(保子)帝攻青衣。”青衣，今雅安芦山一带。《舆地纪胜》卷147“芦山县”下记其地有“开明王城”，又引旧经说此城是“开明王所筑”，当为保子帝亲征青衣时在当地所设宿卫行帐以及班师后留驻军队的镇所。《读史方舆纪要》卷66引《华阳国志》说:“蜀王开明以灵关为前门。”说明保子帝攻略青衣后，今芦山一带成为蜀国的西方门户。这对成都平原的园艺农业经济、城市手工业经济与川西高原的畜牧业经济及粗耕农业经济之间的进一步交流，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开明三世国力强盛，又大举向南兴兵，沿岷江南下，征服僚、僰之地。《华阳国志·蜀志》载保子帝“雄张僚、僰”，表明僚、僰之地这时已为蜀国所控制，成为蜀之附庸。僚指夜郎，今贵州安顺地区至黔西地区，僰指僰道，今四川宜宾到云南昭通地区。从考古上看，今贵州西部和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均出土大量蜀式青铜兵器，均与蜀王南征有关。《水经·江水注》载:南安(今四川乐山)“县治青衣江会，衿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华阳国志·蜀志》说:“僰道有故蜀王兵兰。”兵兰指驻兵营寨，此谓蜀王为前出攻僰所筑驻兵之所，并非都城。这些材料说明，蜀王“雄张僚、僰”，开疆拓土，其结果，是使蜀地“南接于越”，广地至于南中濮越之地。
开明王朝累代开疆拓土，所实施的是一种积极向外扩张的国策，尤其是历代开明王把北方和东方作为最主要的战略发展方向，并取得一系列成功，一方面充分显示出蜀的强盛国力，另一方面则反映了蜀国试图跻身于中原大国之列，参与诸侯聘享盟会的战略意图。《华阳国志·蜀志》说:“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蜀)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成都平原春秋战国时代的考古遗存中，有不少中原和秦、楚的文化因素，这固然与当时的文化交流有关，也与开明王朝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有关，与其发展战略有关。开放性的文化与扩张性的战略已经充分巧妙地结合起来。
由于历代开明王的开疆拓土，到战国时代，蜀王国疆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成为中国西南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在当时南中国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中，扮演了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角色。同时，由于开明王朝的扩疆战略和经济文化建设，又对秦汉及后世我国西南地区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对成都取得西南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起了决定性作用。
蜀东抵巴，北界楚，西邻秦。在古蜀王国历代王朝上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先后与中原夏商周王朝和巴、楚、秦等诸侯国均发生过若干关系。其中既有和平的交往，又有战争的对抗。和平与战争的交替，构成蜀与列国关系的基本内容。
公元前316年秦并蜀后，据蜀以为东进伐楚的战略基地，得蜀之美丽江山，丰饶物产，有其粮食、布帛、金银，极大增强了秦国实力。《战国策·秦策一》载:“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为秦国统一战争的胜利开展提供了坚实而广阔的大后方，并促使青铜时代的古蜀文明逐步融会于铁器时代统一的中国文明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