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写本《尚书》与罗振玉的学术贡献

摘要： 《尚书》文本流传纷乱复杂 ,素来是经学中的难题。乾嘉名儒段玉裁、防元于《尚书》文本考订用力甚 勤 ,但受限于材料不足,许多涉及中古时代的《尚书》问题悬而未决,能否获得新材料成为学术突破的关键。清末民 初敦煌学家罗振玉独具卓识 ,发现敦煌隶古定本《尚书》残卷,进而由出土材料实证传 世日钞本存古而可信 ,开辟了《尚书》文本研究的新路径。罗氏据集四种伯希和所藏写卷 和四种日藏《古文尚书传》旧钞 ,并刊印广布,为现代《尚 书》古本汇集和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依托深厚学养 ,他运用 二重证据法、“东”“西”古本合璧、出土与传世文献互 证的学术理念 ,探寻文字源流,校订异文讹误,勾稽文本联系,考辨文本真伪,取得超迈前贤的成绩,有力推动《尚书》研究方式的近代转型。

当时京师大学堂筹设分科大学，罗振玉充农科监督，1909年5月曾赴日本调查农学。在考察途中，他还得以访求传于日本的古写旧刻。回国一年后，田伏侯从东京某故家为他购得《古文尚书传.周书》中的五篇残卷，即《洪范》《旅獒》《金膝》《大诰》《微子之命》。罗振玉见称：“书法朴雅，果千年物也。”他校订该写本，发现与《史记.宋微子世家》集解所引的孔安国传十合八九，著成《隶古定尚书孔传残卷校字记周书》一卷。

1910年，罗振玉获得伯希和邮寄的敦煌写卷影照，包括《夏书》中的《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四篇。他将之与传世及《考文》诸本进行校对，记录异文，著成《隶古定尚书孔传唐写本残卷校字记夏书》。他又将伯希和的敦煌写卷《商书》部分同杨守敬所影写的日钞本《商书》进行对勘，撰成《隶古定尚书孔传残卷校字记商书》。这两部著述后收录于《群经点勘》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罗振玉应日本本愿寺法主大谷伯和京都大学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教授等人邀请，东渡日本。留日八年间，罗振玉集聚和刊印了不少《尚书》古写本。1913年，罗振玉将法国伯希和三年来陆续邮寄的敦煌写本影片十八种辑为《鸣沙石室帙书》，存有《尚书》之《夏书》四篇、《商书》八篇，以及之前《周书.顾命》的残卷。他极为重视敦煌写本的文献价值，将敦煌藏经洞发现“古遗宝”与晋太康初年的波都出竹书相比，在目录提要中提及古本：“均为未经天宝改字，犹是魏晋以来相传隶古定之原本也”，“得借是确证宋以来传本之伪”。

（一）探寻文字源流

罗振玉在古文字研究领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在考释文字时,善于将多种字体作比较,阐明文字演变的渊源关系,这对分析《尚书》的字体有借鉴意义。

古写本《古文尚书传》中的孔序及经文有许多是隶古定字。孔安国《尚书序》：“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孔颖达疏：“隶古者,正谓就古文体而从隶定之,存古为可慕,以隶为可识,故日隶古,以虽隶而犹古。”伏生本为隶书,壁中本是古文字,孔安国以伏生书考定,且以隶体写之。则此古文与孔壁古文有所不同,会有许多唐玄宗所说的“奇字”。分析古写本《尚书》中隶古定字,以及它的来源是罗振玉的一项研究任务。例如：

今本“  ”作“闻”，案：《玉篇》：“  ，古文闻。”《汗简.耳部》引《书》“闻”作“  ”。《考文》本《完典》“闻”字亦作“  “。

今按：罗振玉为了判定“  《玉篇》《汗简》“闻”的古文资料、《考文》本文字作为证据。今核查《汗简》所存“  ”,与岛田本《尚书.洪范》“  ”字形相近。据《字源》秦晓华分析,甲骨文  （闻）为会意字,象人跟而以手附耳谤听之形（李孝定语）；西周金文  形体发生讹变,为了追求字形的平衡,而将耳与身体割裂开来,置于其右,人形之上又增加装饰性符号。春秋金文  或加足趾形,与女旁相似；战国文字有所省减,或省耳作  、或省人形作  ,《汗简》之古文应由战国文字变化而来。战国时期闻又另造形声字,或从耳,昏声,与《说文》古文相合；或从耳,门声,沿用至今。所以日钞本“”明显是个隶古定字,将古文字形用隶楷今文字形写成上米、下耳的字。所谓罗氏所举《考文》本,即足利本,正作“  ”。

敦煌写卷和日钞古本文字类型构成复杂,往往是别体、俗字和隶古定字夹杂在一起。《经典释文序录》云：“范宁变为今文集注。”东晋范宁把隶古定《尚书》改为用今字写的《尚书》,此外《隋书.经籍志》中也有“《今字尚书》十四卷”,说明民间在唐以前已有了今字本的《尚书》。顾廷龙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敦煌唐写本和日本古写本隶古定《尚书》中,隶古定字已经不多,有的已经改用了通行的正体字,这是由解决隶古字难认的需要而形成的。”在由古转今的字体转换过程中难免有一些讹误。例如：

今按：罗振玉发现此处“身”是别字,并且分析原因与“氒”形近致讹,他引《说文》《玉篇》《汗简》《广韵》说明“氒”字有来源,并引《考文》本的《太甲》篇“氒”作为文献使用的证据。

除此之外,罗振玉善于运用积累的古文字材料,分析写本的用字现象。例如用金文证《说命下》“旁招俊又”,“俊乂”当作“畯”；分析古写本《洪范》“惟十又三祀”,“又”字符合金文用字习惯。这也反映出罗振玉对出土材料的熟稔,以及良好的古文字学素养。

（二）校订异文讹误

典籍之传抄,鲁鱼亥豕,在所难免,罗振玉利用古写本存古的优点校正传世刻本的误夺衍倒,以实证方式还原经典的原貌原义。林平和曾分析罗振玉所撰《隶古定尚书孔传唐写本残卷校字记夏书》“乃罗氏据敦煌写本伯2533号隶古定《尚书孔传.夏书》四篇残卷以校今注疏本、唐开成石经本、相台岳本、《七经孟子考文》引古本与足利本、宋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与《史记集解》所引等,凡得一百一十三条一百二十八异同正误者”。

罗振玉在《日本古写本古文尚书周书残卷跋》中指出岛田本的价值“可是正今本者,指不胜计,多可补际氏《校记》所不及”,例如：

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孔传》：“经营求之于外野”，十行、闽、监、葛本俱脱“营”字、“外”字，岳本、《篡传》均有，与此同。

今按:际元十行本为“经求之于外野”，《校勘记》:“闽本、明监本、葛本同。岳本、《篡传》‘经’下有‘营’字，‘野’上有‘外’字。毛本同。”际校对勘出异文，但是没有下断论。罗振玉在此基础上依据古写本，判定十行本“营”“外”为脱字。

际元集合众多版刻进行对勘发现某些用字的不正确处，但是由于缺乏古本的确证，故而在《校勘记》中多用“疑”等字，阙疑而不敢作定论。这时候罗氏所搜集的古写本往往能体现出一定的证据优势，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例如:

《洪范》“于元亡  ”。今本作“于其无好德”，案，防氏《校勘记》日：《疏》云“‘无好’对‘有好’”，又云“《传》记言‘好德’者多关，故《传》以‘好德’言之。疑孔氏所见之本经无‘德’字，至《传》乃有之耳。”又云“定本作‘无恶’者，疑误耳。盖谓经文‘无好’，定本作‘无恶’也。”玉案，《史记.微子世家》引正作“于其母好”，亦无“德”字，《集解》引郑注“无好于女家之人”，是郑本亦作“无好”关。

用  于王。“  ”，今本作“训”。案，《汗简.言部》引《尚书》训作“  ”。《玉篇·言部》：“  ，古文训”，莫高窟《顾命》残篇及杨氏藏古写本《君陈》《顾命》等篇“训”字均作“  ”，《考文》本《五子之歌》同。

今按:罗振玉先用《汗简》《玉篇》说明“  ”为古文，然后又将岛田本《旅獒》，同敦煌本《顾命》、杨守敬所藏日钞本、山井鼎《考文》中《五子之歌》进行联系，可以说是左右逢源，既增强了说服力，也阐明了众多文本之间的紧密联系。

天宝改字对《尚书》的传本影响很大，官方废弃隶古定本，后来开成石经都是用今字本。虽然在民间有可能还有隶古定本流传，但是通行本中楷书字体取代隶古定字是必然趋势。所以陆德明《尚书释文》对晋宋古本校订时，仍录有隶古定字。但是，宋代“开宝中沼以德明所释乃古文《尚书》，与唐明皇所定今本驳异，令部删定其文，改从隶书”。南宋初，出薛季宣撰《书古文训》，所用古文与《说文》《玉篇》《汗简》等书相合。罗振玉说：“予  一披览，满纸异字，与陆文《释文》条例所谓古文无几之说颇戾，疑为伪托。段茂堂先生亦斥为不可信，顾无确证以折之。”也就是说段玉裁并无文本确证，断定其为伪书。

19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顾顿刚和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着手编辑《尚书文字合编》，汇集历代不同《尚书》本子为一编，旨在正本清源，探索文字变迁之踪迹，其中古写本《尚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1935年朴社出版预告中，提及“唐写卷子，虽作真书，尚留古体，即所谓‘隶古定’者，其结构亦至参差”。但后来由于战乱及各种原因未能如期出版，直到1982年才重新整理编篡。1996年出版的《尚书文字合编》写本资料引用了较多的罗振玉所收藏和刊印的古写本。

敦煌本引用“罗振玉《鸣沙石室帙书》，一九一三年影印本，用伯希和编号”，以及“罗振玉《吉石庵丛书初集》，一九一六年影印本，用伯希和编号”。

日钞本引用如：“岛田本，日本写本，残。岛田翰旧藏。一九一四年罗振玉《云窗丛刻》影印本。”“上图本（元享本），日本元享三年（一三二三）藤原长赖手写本，残。上海图书馆藏，原件后间有脱快，据罗振玉《云窗丛刻》影印杨守敬本配补。”当年罗氏所获岛田本已不知所踪，罗振玉刊印的《云窗丛刻》本成为存世的珍稀之本。古写本赖以流传，从中可以看出罗振玉当初积极刊印古写本的真知远见。

为了清晰地了解顾氏《尚书文字合编》与罗氏所集《尚书》古写本篇目之间的继承关系，特整理如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