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是指在大范围内描述上古武士与祖先们的英雄功绩的长篇叙事诗，是多方面的英雄故事，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历史的混合；它既是一种长诗的文体，更为重要的，它是远古社会人类精神的一种表达方式。正因为如此，所以世界上凡是曾历经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史诗。我们最熟悉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就是古希腊诗人荷马歌咏英雄功业与历险传奇的光辉史诗。古苏美尔人与巴比伦有《吉加美士史诗》，印度有《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希伯来人有《旧约》，波斯人有《阿维斯塔》，北欧有《埃达》和《萨加》，日本则有《古事记》。就是现在的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也都拥有自己的史诗，如藏族有《格萨尔王传》，彝族的《梅葛》、《查姆》，纳西族的《创世纪》，苗族的《苗族古歌》和《苗族史诗》等等。
然而，相对上述各民族的神话与史诗，汉民族似乎没有创造出自己的史诗。如果说有最接近史诗的东西，大概就只能想到《诗经·大雅》、《商颂》等，其中偶尔零星透露出一点祖先降生和创业的文字数据。除这点字句以外，先民似乎并没有留下更多有关史诗的材料。古中国到底有没有史诗呢？
与史诗密不可分的是神话。从某种意义上讲，史诗就是神话的敷衍。古希腊神话是产生荷马史诗的摇篮。这意味着史诗产生的先决条件，是以大量、丰富的神话为基础的。我们知道，古老的《山海经》中有大量的上古神话数据，但不成完整的体系。《尸子》中，子贡问孔子：“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回答：“黄帝取分已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谓四面。”本来东周时代人们还相信黄帝长了四张脸的神话，但是孔夫子硬把这神话解释成举任贤人以治四方。而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十大经·立命》中说：“昔者黄帝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可见在两千多年前，人们的确有一个关于黄帝长了四张脸的神话。同样的例子也见于《韩非子》中，鲁哀公问孔子：“夔”这种动物是不是只长一只脚？孔子却把“夔一足”解释成菱很贤能。《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因为彬彬之君子应该是理性的，应该否弃上古神话。
其实古中国并非从诞生起就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君子世界。我们在殷商遗址中，见到成百上千的人被暴力屠杀。从这种文化现象上看，华夏文明的确和其他古老文明没什么区别。古中国有过神话，而且十分丰富，只是后来被“礼乐教化”给改变成其他东西了。
既然有神话，那神话的延伸史诗又在哪里呢？
古希腊伟大的诗人荷马是一位盲人。古埃及的乐师、诗人也多为盲人。其实史诗的咏诵者，多为一些听觉发达而视觉衰弱者。中国古代文献中就多次提到“菩诵诗”。《国语·楚语》：“史不失书，目蒙不失诵”，“临事有普史之导”。这里的“薯”，就是精通音乐与诗的盲人。《夏书》中的“遵人”也是这种咏诗者。他们与古希腊操六弦竖琴、周游各王宫传唱荷马史诗的应是同一类人。他们唱诗的恢弘气魄与浪漫情调，应该不亚于西方的同行。只是正如《孟子·离娄下》所说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很幸运的是，上古史诗有很多被保存在《山海经》之中。
古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的正当性与加强教化，乃将“正统”思想加以改造和强化。很多边缘性的著作则多以“牌官野史”的身份而存在，被儒士们置之一笑而已。因此，很多上古怪诞非理智的思想文化，便保存在这部巨著之中。
在《山海经》中，我们可领略到商王族远祖诞生的史诗，有王族祖先与太阳创生的史诗，还有夏代英雄舞蹈、祭祀、战争的浪漫诗篇。其中也有诸神、英雄、国王，甚至还有图腾动物。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那些屡涉人间的神祗、为了情爱而引发战争的英雄，诸如此类情节，我们都可以在《山海经》中找到。从这看来，上古汉民族早已失落的史诗，仍有相当一部分保存在《山海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