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所代表的先秦古蜀文明，那炫丽辉煌的青铜器与礼乐发展水平，无疑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增添了迷雾。到底这是一个怎样的古老文明？这个文明古国与《山海经》又有何关系呢？
先看看《海内经》的记载吧：“黄帝妻螺祖，生吕意……取淖子，曰阿女。”郝懿行疏：“浊、蜀古字通，又通淳，是淖子即蜀山氏子也。”这说明，远古蜀国不但与黄帝部落通婚，而且已进入了《山海经》的记载。在成都十二桥遗址中，除出土各类兽骨外，还出土不少用于占卜的大龟甲。成都平原不产大陆龟，据《山海经·中次九经》载：“又东北三百里日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其中多良龟。”原来大龟乃岷山所出，揭示了古蜀国龟甲来源，更说明了《山海经》对当时古代蜀国的了解应十分详尽，其中必有关于解开三星堆之迷的文字。
《山海经·海内经》中关于黄帝、昌意、蜀山氏、韩流等上古西蜀的世系记载，环环相接，颇成体系。到《大荒西经》则说：“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顺项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项死即复苏。”
为什么说“风道北来”呢？这正是印证了古蜀“鱼妇”氏族与北方中原古国的紧密联系。鱼妇氏族最后取代了西蜀的柏灌氏王朝，建立起“鱼凫王朝”的辉煌青铜文明。鱼妇之族系从颛顼之族中分化而出，乃是黄帝的后裔。《淮南子·地形》：“后稷垄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这条材料，其事、地均与《海内南经》所载人面重身的“氏人国”如出一辙。三星堆出土金杖图案上的人、鱼、鸟刻纹，也表现出“颛顼死即复苏”的鱼妇氏族的信仰。
此外，三星堆陶蚕与二里头陶蚕这种夏文化的礼器一样，往往在形态上仿造鸡的头部与眼睛。《礼记·明堂》：“夏后氏以鸡彝。”这也正说明了三星堆文化与北方中原夏文化的传承与联系。夏属于黄帝后裔，“死即复苏”的颛项也是黄帝后裔，从考古学上也能印证《山海经》中透露出三星堆文化的源头推测。而三星堆中出土的巨大青铜神树，则正是《山海经·海内南经》中的“建木”。
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中部，出土神树在形态上与经文建木“其叶如罗，其实如栾”相合，且“呼而不响”、“日中无影”、“天下之中”的描述也符合。三星堆古国在此“建木”神树之南及以西，因此《海内南经》又云：“氏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鱼身，无足。”《大荒经》也说：“有互人之国，人面鱼身。”可见又有印证于经文中“鱼妇”王朝的记载。
那么，为何《山海经》中只记载到鱼妇王朝的三星堆古蜀国，而后就不记载了呢？这还得从三星堆考古中找答案。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一次性地埋入了所有国家级的宗庙礼乐重器，如果不是发生了什么困难的话，这在古代是难以想象的。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巨大贵重的青铜器，在埋藏前都有被人为毁坏和焚烧的遗迹。由此可见，当时必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政治剧变。
古人称亡国为“失鼎”，立国为“定鼎”，三星堆古鱼妇国人既然“失鼎”，当然是亡国之灾的来临。《蜀王本纪》云：
（鱼妇）王猎于渝山，便仙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古代“猎”与战争为同一件事，又视死亡为仙化，故可见鱼妇末代君民应是战败而死。
原来，当时南方濮人部落之一的杜宇王国（以杜鹃鸟为图腾），攻陷了三星堆古蜀王国。鱼凫王朝国王战死，城破之前，祭司们把国之宝器焚埋。这个灭亡了黄帝族裔、继续统治西蜀的杜宇氏，正是后世诗作中“泣血”、“啼血”的杜宇鸟。这支部落既为南方“百濮”野蛮民族的一支，当然会受到中原华夏苗裔的歧视。《山海经》记载了从黄帝、螺祖直到鱼妇的所有世系，而鱼妇既已灭亡，显然就不必再记载西蜀的新野蛮统治民族了。故三星堆以后的古蜀，不见载于《山海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