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南侵，诏求可至军前者，邵慨然请行……见左监军挞揽，命邵拜，邵曰：“监军与邵为南北朝从臣，无相拜礼。”
《宋史》卷378《卫肤敏传》载，宣和七年（1125），肤敏使金：
及受书，欲令双跪，肤敏曰：“双跪乃北朝礼，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哉！”争辨逾时，卒单跪以受。
《宋史》卷475《杜充传》载，南宋绍兴二年（1132）：
粘罕下充吏，炮掠备至，不服，释之，因问充曰：“汝欲复归南朝邪？”充曰：“元帅敢归，充不敢也。”粘罕哂之。
《宋史》卷448《李震传》载：
靖康初，金人迫京师，震时为小校，率所部三百人出战，杀人马七百余，已而被执。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
当然，当今学界已明确将辽宋夏金多政权对峙并存的这段历史定性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南北朝”时代，这无疑契合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演进的总体特性，也可见金朝是中国古史谱系中的重要成员。事实上，金朝无论是政治、军事制度还是经济、文化制度基本上与古代中国其他王朝国家的诸制度并无二致、一脉相承，甚至元世祖忽必烈在反思金朝亡国原因时提出“金以儒亡”的疑问。这表明金朝建立者女真人虽为古代中国北疆采集渔猎兼原始农耕的族群，但其立国后秉承“以儒治国安天下”的国策，实施古代中国固有的中央集权统治模式，进一步巩固了自辽以来中国北疆区域的地方统治措施。
金朝中央集权体制研究虽然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取得长足进步，但在古代中国传统社会统治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爵，以驭其贵”“禄，以驭其富”（《周礼注疏》卷2《天官冢宰·大宰》）、“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礼记正义》卷52《中庸》），金代相应则为封爵制度，关注度却尚显不足，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通史、制度史类的著作之中，专题论文相对亦较少。总体说来，“具体的爵称、爵序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其中有些问题仍存在模糊的认识，有进一步探讨空间”，尤其是有关“金代爵位的封授、管理与政治体制演变的关系以及对金朝政治的影响等问题均有待深入探讨”，这不能不说是种缺憾。新近，孙红梅教授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本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实证理念，撰就《金代封爵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24年版，以下简称“孙著”），为当下金朝政治制度史研究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孙著是学界第一部研究金代封爵制度的专著，围绕封国之号、国号王、郡王及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之汉制封爵等内容展开讨论，“借助文献、实物、口碑等多种材料，运用考证、分析、推测等多种方法，形成关于具体问题的历史叙事，并阐发其中蕴含的意义”，“对金代封爵制度进行整体研究，深入探究其制度内涵和具体的运作、解析其制度特点和作用”，其视角、其立意均可称之为独树一帜，“述往事，思来者”，“成一家之言”。 其所得出的诸多新认知、新见解，确有助于我们观察金代封爵制度的嬗变历程——
金代在太祖、太宗时期不同等级的爵位名称虽已见于文献记载，但是借鉴和照搬辽朝的爵位名称，并非本朝官僚制度体系中的爵位之封……封爵、食邑则更多的是对辽制的模仿和沿袭，并未切实地在金代官制中全面实施，封爵对象无女真人。
熙宗时期的封爵制度体系已较为完善，不同等级的爵位均有封授，尤其是国号王、郡王、国公爵位的封授规模和范围较大。
海陵时期的封爵政策以正隆二年为界……前期为“加恩大臣以收人望”而大封爵赏，高爵显爵成为爵封的主体；正隆二年，海陵为加强皇权，实行了以降削王爵为主要内容的封爵制度，封爵国号王者，或被夺爵，或被降封，除了皇子、皇兄弟外，其他人不再封王。
金代封爵经历了世宗、章宗时期的调整，其制度日趋规范和完备，王、郡王、国公、郡公、郡侯、郡伯、县伯、郡子、县子、郡男、县男爵称齐备，封爵体系臻于完善。
金朝末年滥封爵赏打破了自熙宗时期确立，经海陵、世宗、章宗各朝不断完善的封爵政策，以拉拢为目的的王公之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蒙古的军事进攻，但并未能挽救金朝灭亡的命运。
拜读是书，既能感受到“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的细微洞察之惬意，又使人发出“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的考镜源流之慨叹，令我所知所识所感为之一变。尤其是其所得出的“金朝以北方民族立国，其封爵制度既有对唐宋制度的继承，也有对辽朝爵制的部分因袭，同时有所发展和创新”的新认知、新结论，恰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金朝是中国古史谱系中的重要成员。
一部实证史学著作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所预设的研究对象及其围绕研究对象而展开的一系列讨论是不是达到实证史学书写的要求。众所周知，实证史学的核心要素包括主题、材料与论点，只要紧紧地围绕主题、材料与论点擘画谋篇，就能“首尾毕具，分部就班”，就能使所预设的研究对象与题中之义达成历史书写之环环相扣、自圆其说。历史学家何炳松先生特别注重著书立说之纲目结构架设：
明定范围，揭示纲领，然后分述详情，表明特点。务使览者如振衣得领，张网挈纲，了然于史事之真情，深谙著者意向之所指。欲求著作之贯通，应用推理之能力。不特当研究之际，须将题目在胸，即至著作之时，亦应勿忘纲要。学问之道，纲领为先，研究进程，此为关键。若书无纲领，则纵有心裁别识，亦将如用武无地之英雄。
台湾师范大学王尔敏教授亦特别强调：
结构是一部历史著作之躯干，其安排好坏，关系到整体内容之表达。结构所依据，一在于大纲之拟定，即如构造之蓝图；一在于体系之完成，即提供之著作成品，使人获得全貌而无遗憾。一种著作之成功，不全在于叙述之生动，实在由于结构安排之技巧。
由此看来，“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有纪纲之而百目张也”（《论语注疏》卷2《为政》），应是撰著者在撰述实证性史学著作时必须率先审慎思考的关键问题，只有篇章结构安排与主题、材料、论点之“符节”契合才能取得最理想的效果。孙著就呈现出了无论是“张网挈纲”“分述详情”，还是“结构安排之技巧”“叙述之生动”，均可“使人获得全貌而无遗憾”的气象，在擘画谋篇、书写特色上，不得不说是相当成功的。
孙著从实证史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为指导，充分运用“二重证据法”，将微观考证与宏观阐释、静态梳理与动态剖析相结合，于七章、30余万字的篇幅中，围绕着金代封爵制度及其相关议题展开辩证考察，“不仅详细考证金代封爵制度的基本史实，具体考证封爵体系中不同等级爵位的爵称与爵序，还总结制度的演变趋势及阶段性特征，分析对金代统治的影响”，可谓是“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学界展现了一幅动态金代封爵制度演生的画卷。
第一章“金代封爵制度的确立与演变”，着重讨论了封爵制度的历史渊源，以及金太祖太宗时的封授、熙宗时的确立、海陵时的变革、世宗与章宗时的调整与完善、宣宗与哀宗时的浮滥与崩溃。第二章“金代王爵的爵称与爵序”，着重讨论了封爵制度的封国之号及其类型与等级、郡王之号及其位次等第与封授特点。第三章“金代五等爵的爵称与爵序”，着重讨论了封爵制度的国公封号及其等级、五等爵称及爵位等级。第四章“金代爵位的封授”，着重讨论了封爵制度的宗室爵位、异姓爵位的封授，以及郡望封爵。第五章“金代封爵的管理”，着重讨论了封爵制度的管理机构，以及封爵食邑与俸给，爵位晋升、降削与追复。第六章“金代封爵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的关系”，着重讨论了封爵制度与官制、礼制、命妇封赠、父祖封赠等制度的对应关联。第七章“金代封爵制度的特点、作用及影响”，着重讨论了封爵制度“具有多元文化杂糅的制度特点”“金朝前期封王的范围广、数量众、爵位高”“宗室封爵‘亲亲亦功’”“金代封爵无袭封之制”等特征，以及金代封爵制度的作用、局限性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纵观是书，实有“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之气象，值得仔细研读。
孙著所预设的研究对象是金代封爵制度，虽研究的具体内容条枝庞杂、头绪纷繁，但其篇章预设却是条别适当、首尾相映、张弛有度，本着“历史学所仰赖、所辨析的丰富材料，也正是历史学所关注、所回应的特有议题”之材料、议题间“以问题导引的方式来推进，使文章层层深入”的篇章结构预设之逻辑自洽意识，以及“古人之所未及就”的拓荒思维与学术理路，将金代封爵制度研究之诸项内容浑然砌成一个圆润完整的体系。孙著首先指出“爵位既是身份、地位的标志，更是君主借以确立统治阶级内部等级关系，以此来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金朝的封爵制度与其政权的兴衰相始终”，接着明确提出金代封爵制度的演变“可分为确立、变革、发展完善与衰亡四个时期，其中熙宗天眷元年、海陵正隆二年是金代封爵制度确立和变革时期节点，世宗大定、章宗明昌时期是封爵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时期”。在阐明封爵制度在金朝统治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前提下，孙著展开“平行性”阐述，从叙述爵称、爵序到封授，再到叙述封爵管理、爵位升黜。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讨论了封爵制度与官制、礼制等其他金朝政治制度的互动关系，深入挖掘封爵制度与政权兴衰之关联性，“在整体把握金代封爵制度发展脉络基础上对封国之号、国号王爵、郡王爵、五等爵等制度的具体内涵和运作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证、分析与解读”。
总体说来，孙著30余万言之讨论，无论是运用其学识、学养建构起来的逻辑自洽的学术理路，还是其入木三分、刻画入微的实证史学所规范的历史书写，对于学界而言都值得高度关注。
前已言及，有关金代封爵制度的研究论著相对较少，对其无法展开有实际意义的学术史梳理，但孙著在阐述金代以前封爵制度的发展演变时，则非常注重学术史的梳理，条别异同。众所周知，学术史把握的厚薄与准确与否，是衡量撰著者学术水准与问题意识的重要标尺，也是学者不得不修炼的基本功。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桑兵先生说：
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往往涉及先期研究的评介。尽管这方面不少国内学人至今仍不能认真对待，许多论著因而形同废词，无法纳入学术发展 的脉络，为一大缺憾，毕竟治学如聚沙积薪，后来居上，已经逐渐成为近代中国学术界的共识。
对此，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也指出：
当代学术的经验表明，学术史梳理对任何课题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研究的先导是提出问题，而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凭空形成，只能产生于已有的相关研究所营造的知识环境中。要提出适当而可行的问题以供探讨，就必须首先研读相关的研究文献。就此而言，学术史梳理不仅是专题研究的起点，更是其成败的关键。只有充分了解以往的研究状况，才能避免重复，明确自己探讨的方向和重点。
由此看来——
任何一个学者，如果不对自己以前的研究史或学术史作出必要的回顾，根本就不知道前人和同时代人在这个课题上已经说过哪些重要的话，或者取得过哪些研究进展，获得过哪些代表性的结论，那么他想进行的任何原创性的研究都是不可能的。只有谦虚谨慎，好学深思，才称得上迈进了学术殿堂的门槛，才有可能做真正的学术研究。
在我看来，学术史回顾在学术著述中并非可有可无，充分了解前人相关研究成果是当今治史者必须遵循的治学理念与价值追求，孙著对于相关学术史的能动意识与准确把握，则为是书之成功增添了多彩的一笔。
孙著在缕述金代以前的封爵制度时，充分把握了研究动态与学术前沿，这既体现了其尊重前辈学者付出的努力、不掩其功而为己饰美的严谨治学态度，又可在“交代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的同时，体现出“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的学术担当，进而为其所讨论的议题增强实证史学的厚重意象。孙著通过分析有关《礼记·王制》所载西周五等爵制度是否存在问题的争论（傅斯年、郭沫若、杨树达等先生依据金文“爵无定称”的记载，否定了西周五等爵制度的存在；陈恩林、王世民等先生通过比对金文与传世文献的记载，肯定西周存在五等爵制度），提出“西周时期与宗法和分封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理想化的五等爵制的爵称为后世提供了形式上的范本与参照”的观点。在讲述秦汉爵制时，依据漆侠、朱绍侯、李均明、孙闻博、刘敏及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楯身智志等先生的研究结论，总结出“秦统一全国后，继续实行商鞅变法以来的赐爵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二十等军功爵制”、“汉继秦而立，沿用秦二十等军功爵制和普遍的赐爵制度”的观点。孙著指出，龚延明、李昌宪、郭桂坤、陈希丰等先生的研究廓清了宋代爵制的名与实，并提出“这种从‘活’的制度史视角，关注制度的名与实，对辽金爵制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在讲述以游牧族群为主体建立的辽朝的爵制时，重点讨论了唐统天、王曾瑜、都兴智、唐抒阳、李忠芝等先生的研究成果，并得出“辽代封爵制度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国号王封爵，有带‘国’字与不带‘国’字的区别，他们之间也有高下之别”、“辽代的王爵的分类直接影响金代，不过金朝国号王爵封授的时间、对象又与辽朝有别，体现了两个王朝政治制度各自发展的特点”的认知。
孙著在探讨具体问题时，亦相当注意对渊源、嬗变历程的梳理与把握。如在讨论金代五等爵时，依据《通典》《礼记》《周礼》《汉书》《晋书》《新唐书》《宋史》等文献的记载，既简明扼要又细致入微地讨论了五等爵名称、内涵的流变，指出“金代五等爵名称亦无变更，有公、侯、伯、子、男爵之分”，并从这一微观角度诠释出金朝为中国古史谱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
总体说来，从行文表述上看，孙著总是能在准确把握前辈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古籍文献记载的渊源与流变的基础上，依据史料进行再考察、再探索，并且发现新议题、提出新看法，从而体现出其实证研究之书写特色。
史学研究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方法，创造新理论……就辽金史目前的状况而言，在资料极度匮乏且现有材料又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穷尽史料”理应是当务之急［36］。
对此，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亦评论说：
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也无从谈及史学，因而史料以及关于史料的理念和技艺，构成历史学家的“历史主义”的基石。
史家一旦自恃识见高明，沉迷于议论，其学术就有堕落的危险，因而好的学者都深知议论并非学问，史家尤其不可脱离史事而放言空论。……为了克服凿空立论和耽于议论的学风，当今史家仍需要重视史料在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
实际上，古代史家如清代的钱大昕早已有言：
读经易，读史难。读史而谈褒贬易，读史而证同异难。证同异于汉、魏之史易，证同异于后代之史难。
在钱氏看来，若治史者不肯在史料上下“笨功夫”，即使天资聪颖、智力超群，亦颇难取得出色成绩。而在辽金史研究领域——
尽管史料非常匮乏，但留给我们这一代学人的活动空间还卓有余裕。至今做辽金史研究，仍不时有一种垦荒的感觉，在中国传统的断代史学已进入精耕细作阶段的今天，这是辽金史研究者独一无二的机遇。
孙红梅教授敏锐地注意到了前人对金代封爵制度研究之薄弱，在坚持“穷尽史料”的同时，以其敏锐的“问题意识”，开启“拓荒”之旅，从“案例化”研究中走出，进入“整体精耕细作化”阶段，撰成30余万言的专著，将对金代封爵制度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孙著面世之前，除其先行发表的论文之外，学界仅有3篇论文专门讨论金代封爵制度问题，而通史或断代史一类的著作对于金代封爵制度亦仅是蜻蜓点水，泛论而已。而孙红梅教授则知难而进、锲而不舍，努力“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方法”，既利用相当有限的相关核心史料，又旁征博引，不囿于前辈之旧说，独辟蹊径、推陈出新，对前人研究尚不深入者采取“碎片化”研究办法，并由案例研究转而进行整体面貌的精耕细作化之研究。从宏观角度言之，孙著已将与金代封爵制度相关的议题均涵盖其中：从封爵制度的确立、演变到封国之号、郡王封号、国公封号，从王爵之爵称、爵序到五等爵之爵称、爵序，从王爵的类型、等级到五等爵的爵位位次等级，从宗室、异姓爵位封授到封爵管理机构的管理，从封爵食邑、俸给到爵位晋升、降削与追复，甚至是封爵与官制、封爵与礼制、封爵与品官命妇、封爵与品官父祖等与其他政治制度相关联的内容亦纳入其研究范畴。
从微观角度言之，孙著中精耕细作般的“碎片化”研究，随处可拾，不胜枚举。如对《大金集礼》与《金史·百官志》“所载封国名号进行对比、考证，发现《大金集礼》可补《金史·百官志》对天眷格和大定格封国之号记载的缺失，《金史·百官志》又可校正《大金集礼》中封国名号的舛误”，并指出燕、魏、商、周为天眷格大国号，而大定格则被取消，进而确定《大金集礼》记载之不误。又如，孙著经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之后得出：“《大金集礼》准确地记载了‘蜀’是天眷格次国之号，大定时才位至大国号之列”；“《大金集礼》所载的次国号‘虞’应是天眷格和大定格封国之号”，而“《金史·百官志》次国号‘虞’相应的位置是‘泽’，应是明昌以后更改国号的结果”；关于天眷格和大定格小国号“谭”，“《金史·百官志》中小国号第十八位是‘郯’，《大金集礼》为‘谭’”，实则是“到明昌之制才改为‘郯’”；等等。还有诸如：“《大金集礼》天眷格次国号‘杞’，应为《金史·百官志》‘纪’之误”、“《大金集礼》大定格大国号‘许’应为‘殷’”、“《大金集礼》大定格次国号‘吴’应为大国号”、“《大金集礼》大定格次国号‘冀’应为‘翼’之误”、“《大金集礼》大定格次国号‘荣’与‘寿’之间漏掉了‘英’”、“《大金集礼》天眷格和大定格小国号‘宋’为‘宗’之误”等等。可见，这种“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模式，都需要由微见著的考订论证作为其逻辑支撑”，才能求得实质性的学术突破。
总体说来，孙著总能从史料记载之差异处发现一些新议题、提出一些新看法，尽管有“碎片化”研究之趣向，但又能将“碎片化”研究集结在一起提升至“整体史”之高度，从而将“案例化”研究推向“整体精耕细作化”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对金代封爵制度的认识。
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创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注曰：“日日新者，言非唯一日之新，当使日日益新。”（《礼记正义》卷60《大学》）有学者指出：
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就来源于这种不断创新的活力，如果研究者思想僵化，缺乏创造性，就难以取得学术上的进步。
创新是学术得以绵延的生命线。人类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发现新现象、揭示新规律、确立新理论、创造新方法的历史。
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也说：
一个问题是否有“新意”，取决于它是否能突破既有的思维定式，是否指明智性探索的新方向。新问题固然不能离开现有知识和思想的支持，但其重点在于开辟新的思路，开启通向新知识、新思想的门户。……提出新的问题固然重要，但就老问题阐发新见解，也能带来创新。有些问题经过前人的研究，早有明确而公认的答案；但随着观念和视角的变化，或是新材料的发现及解读的不同，仍有可能做出重新解释。
孙著作为一部实证性史学著作，开拓创新理所当然成为其追求的目标与旨趣，而通读是书，也确可见其立论严谨、内容全面，且新意迭见。
事实上，拜读孙著确实让人感受到一种拓展学识、增添智慧的心绪，因为是书能够“发现别人从未注意到的联系与问题，从现象深入本质，作出新鲜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想之外而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释”。兹举隅如下。孙著在梳理与辨析国号王爵类型的发展变化过程后指出：
金代大规模改定封国之号主要在天眷、大定、明昌三个时期。金章宗明昌年间更定国号之制，使金代的封国之号基本定型。此后，除了个别国号，如小国号“济”、“景”、“郇”有所变更，其他基本以明昌之制为准。
在讨论郡王封爵制度的发展演变历程后指出：
金代的郡王封号的使用情况以大定七年为关键的节点。《金史·百官志》所记载的十个郡王封号，是大定七年（1167）的制度规定，不是金代郡王封号的全部内容。大定七年之前的钜鹿、河内等六个郡号以及金末胶西、临淄以及“十郡王”所封之郡号也是金代郡王封号的重要内容，他们与《金史·百官志》中的十个郡号共同构成了金代郡王封号的完整体系。
在讨论国公以下五等爵的爵称爵序后指出：
有金一代五等爵称有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郡侯、开国县侯、开国郡伯、开国县伯、开国郡子、开国县子、开国郡男、开国县男共十一个爵称。其中开国县公与开国县侯虽只见于太宗时期，但也应视为金代五等爵的内容之一。金代五等爵封号均以某某郡、某某县加封，但所封之号并非受封者的真实籍贯，仍是依据郡望理念将封号与姓氏相结合进行封爵。
在讨论宗室爵位封授的流变后指出：
熙宗朝、海陵正隆二年之前，宗室勋贵、开国元老多有王爵、郡王爵位之封，“亲亲亦功”是这一时期宗室封爵的重要依据。海陵正隆二年，实行了例降封爵等第的政策后，很多有功宗室的爵位被降封或削夺，世宗调整海陵封授政策后，又重新对宗室进行封爵，其中就包括很多宗室功臣。……章宗后期至金朝灭亡，内忧外患，虽多有战事，但女真宗室已不似金初的英雄群体，能够冲锋陷阵、征战沙场的宗室不再现于历史舞台，所谓宗室功封也就无从谈起。
在讨论封爵管理后指出：
金代的封爵权力由皇帝掌控，吏部和礼部是封爵的主要管理机构。金代封爵食邑与食实封制度受辽制影响，但与此前历代封爵制度相比，制度规定与执行更明确和规范，食邑与食实封较为严格地按照规定十分之一比例执行。……金代爵位的变化有升、降、削、复四种情况，政局变动、政策调整会影响爵位较大规模的变动。
总体说来，孙著在“先有假设，由假设而求证”的史学实证过程中，在注重研究事项的渊源、流变以及承继前辈学术成就的基础上，无论是学理之推阐，还是论据之勾连，均能阐幽明微，可谓既不拘泥于前辈学者之旧说，又有裨益于后学之新论。可以说，孙红梅教授所秉持的“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创新是学术研究的一个近乎永恒的命题”的学术理念，赋予了其书生命力源泉。
要成为一部成功的实证性史学著作，“问题意识”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如果没有问题意识，整个研究就会非常散乱，缺少主心骨，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可以说，“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核心和灵魂，没有问题意识的学术研究是不可想象的。
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指出：
所谓“问题意识”，实际上是一种“眼光”。它所反映的，是一种追求历史识见的研究取向；所要求的，是洞察敏锐而言之有物。它探索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不以重复大而无当的普遍规律为目标。对于“问题意识”的强调，有利于寻找学术前沿、减少浅层次的重复，有利于促进论点的提炼与研究的深入。
河南大学周祥森教授亦指出：
（问题意识）是历史学家基于对其在场的、当下的现实生活的观察和经验，特别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生命运动——的深切关注而转化并升华到历史学层面上提出来的，兼具现实性和学术性双重属性，且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视野、在历史学领域进行深入细致考察的问题进行自觉思考并努力寻求答案的一种主体意识。
当然，“问题意识”的产生，离不开材料的积累：
“材料（史料）”与“议题（问题）”，是历史学家终日涵泳于其间、终生面对且尽心竭力处理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水平的高下，正是取决于论著者对于“材料”与“议题”的把握方式。在各学科体系重组、知识结构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实质性的学术突破，而不是满足于用语、词汇的改变，则必须从议题的了解与选择、从材料的搜讨与解读开始。
孙著的成功，就在于其将问题意识与史料考辨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相得益彰，系统地论述了金代封爵制度的流变及其影响。
在孙著中，处处可见问题意识关照下的实证研究。如考证《金史·完颜晏传》所载海陵天德初进封完颜晏为“宋王”有误：孙著根据有关完颜晏的封爵次序与等级差别，对照《金史·百官志》与《大金集礼》所载天眷格和大定格封国之号的等第次序，指出“天德初，晏进封‘宋王’爵位的记载有误，宋王应为宗王”。考证《金史·完颜永德传》漏载传主“韩王”爵位：依据《韩王请琮公疏》以及《金史》《大金集礼》的相关记载，确认“‘韩’在金代封国之号中是次国号之位，位次在‘潞’之前，所以‘韩王’是卫绍王即位后进封永德的爵位”。考证《金史·完颜守纯传》载守纯长子讹可“封肃国公”有误：“无论是天眷格、大定格还是明昌格，封国之号中均无‘肃’”，“史料中的‘肃’字当为‘萧’字之误，讹可的封爵应是‘萧国公’”。考证蒲察通的进封爵位：依据《灵岩寺涤公开堂疏碑》订正《金史·蒲察通传》仅载传主“任国公”而漏载“宗国公”的爵位，并指出“任国公和宗国公都是蒲察通的爵封，后者并非因避讳由前者改易而来”，否定了“毕沅认为通封宗国，其后当避睿宗讳易任国”的看法。考证张浩的进封爵位：依据《张行愿墓志》订正《金史·张浩传》所载传主初封“潞王”，提出“早在贞元元年封潞王之前已获封虞国公爵位，‘潞王’是‘进封’，并非其初封之爵”。类似上述爵位封号订补，不一而足，其“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之学术底蕴，值得称道。此外，孙著考证其他议题，亦显细腻精当，如论述“临淄、胶西、乐安三个郡号亦未见载于《金史·百官志》”“钜鹿郡号与河内郡号之间的位次关系”“钜鹿郡号与广平郡号之高下”以及《金史·百官志》载“正从四品曰郡伯（旧曰县伯，承安二年更）”等问题时，均能以其敏锐的问题意识，发现文献记载之歧异或舛讹，再以缜密而细致的逻辑论证，得出值得信赖的结论。清代考据学家赵翼曰：“盖作史之难不难于叙述，而难于考订事实，审核传闻”，诚哉斯言也。
所谓“活”的制度史，不仅是指生动活泼的写作方式，而首先是指一种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
“活”有两层基本含义：首先，最重要的是，制度本身是“活”的，有活有动，才称得上实际存在的制度；有活动，制度才有效能，有作用。其次，正因为制度本身活动不居，制度史研究就不能只重视制度的文本规定，还应该关注其实际表现，关注影响其“活动”的诸多因素。
由此看来，传统制度史研究，过多关注制度自身即制度条文的规定，而鲜少关注执行制度的人与发生的相关事件、此制度与彼制度间的关联，而“活”的制度史更多关注制度的“发展变迁”、制度的“相互关系”，以及“影响其‘活动’的诸多因素”。而孙著即以文本资料与考古资料为基础，从“活”的制度史视角出发，揭橥具有相应政治属性的金代封爵制度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与官制、礼制以及封赠制度等的宏观互动关系，从而使金代封爵制度研究达到了“立体化”的效果。
事实上，孙著在对金代封爵制度各项具体内容展开研究时，就时刻注重其与政局、其他政治制度变革的关系。如讨论封国之号与国号王爵类型时，强调“有金一代国号王爵类型的发展演变和封授范围的变化，始终与金代的政治制度变革以及加强皇权的需要相统一，生动地反映了金朝政局及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讨论郡号名称和等级次第时，强调“金代郡王封号和封爵对象的变化，反映了金代不同时期统治政策的调整”；讨论国公封号与等级次第时，强调“不同时期封爵国公的对象、数量及其封号的变化，与金代封爵政策和政治制度的发展变革密切相关”；讨论爵位的升、降、削、复等情况时，强调“金代爵位的升迁与降削的变化与皇权统治需要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爵位的升与降均出自皇帝的旨意”。而且，孙著“结语”再次强调：
金代封爵制度的发展演变与金代政治制度的演进和政权的兴亡密切相关，对金代封爵制度的深入研究与解读，不仅有助于推进金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同时也为我们全面客观地审视金朝政权的兴衰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视角。金代封爵制度在继承中国历代封爵制度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本民族特色，形成了金代爵制，并影响后世，是中国古代封爵制度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孙著在关注封爵制度与金朝政局、政治制度变革关联的同时，又从宏观视角讨论了封爵制度对金朝社会的影响。孙著在讨论封爵与官制的关系后提出：
金代爵位品级从正一品到从五品，具有明确的官品等级，其与职位体系虽呈现疏离之态，但也有密切关系……金代往往是先授官再封爵，爵位品级并不决定官职高下，但爵位作为身份地位的重要标识，职官地位的重要性往往又通过爵位来体现……在以“职”为核心的官僚体系中爵位的地位虽有所下降，但并非可有可无，其仍与职官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官僚制度的运作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在讨论封爵与礼制的关系后提出：
金代通过印绶等级、舆服之制、朝参班位、丧葬之礼等来体现封爵制度中的尊卑等级关系，使封爵与礼制密切联系在一起，成为维护王朝等级秩序的重要措施。
由此看来，封爵制度对金朝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封爵具有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的实际作用，而受封者通过爵位亦能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和礼遇优待，提升政治地位，这又可以激励臣僚效忠朝廷，最终起到稳固王朝统治秩序的作用。
当然，同时需要看到：
整个金代封爵的演变过程，皇权对封爵的支配由最初的主动封授，到后期的被动加封，这既体现了封爵与皇权之间的强弱互动关系，又是金朝整个政治制度与局势发展的生动反映。
20世纪史家的各种治史路向说明，从重估中国历史的同一源头出发，冲出的却是两条河床：一种是实证的、逻辑的、工具性的，他们关注的重点在“我们的历史是什么”；一种是价值的、体验的、批判性的，他们关注的是“历史给了我们什么”。正因为如此，要说20世纪史学的精彩，正来源于这种内在的紧张，才显得出它多姿多彩，特别耐人寻味。一旦这种紧张因外在的或内在的原因消失，史学也就会失去它的光彩。
依王家范先生给出的“二分法”，孙著向学界呈现的显然是“历史是什么”的光彩——秉持传统的实证史学之研究范式，贡献出“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的新知新论，理应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然而，尽管孙著堪称一部征实考信、细密耐读的实证史学著作，但仍留下些许未尽的遗憾。
孙著指出：
金代封爵制度分为确立、变革、发展完善与衰微四个阶段。熙宗天眷元年“定封国制”标志着金代封爵制度的确立；海陵正隆二年“例降封爵等第”政策的出台，是金代封爵制度的转折点；世宗即位对海陵正隆二年的封爵政策有所调整，但却多有继承；章宗时期在继承世宗封爵制度基础上，对封国之号有所改定，同时加强了对亲王的管理和控制；金朝后期，封爵制度虽遵循祖制，但迫于内外局势的压力，封爵政策在实行过程中偏离常规，爵制渐滥，并最终与金政权一起亡于蒙古的铁骑之下。
这一看法所体现出的学术价值颇高，但“启其端绪”，“或有未尽”，某些具体问题仍有深入探讨的空间，兹举一例。《金史》卷6《世宗纪上》载：
（大定二年二月）辛亥，定世袭猛安谋克迁授格。
《金史》卷94《完颜襄传》载：
襄幼有志节，善骑射，多勇略，年十八袭世爵。
《金史》卷124《蒲察琦传》载：
蒲察琦本名阿怜，字仁卿，棣州阳信人。试补刑部掾。兄世袭谋克，兄死，琦承袭。……崔立变后，令改易巾髻，琦谓好问曰：“今日易巾髻，在京人皆可，独琦不可。琦一刑部译史，袭先兄世爵，安忍作此。今以一死付公，然死则即死，付公一言亦剩矣。”因泣涕而别。
据此，猛安、谋克亦属女真人的封爵，且有“大定格”，等级次第分明。此外，《金史》还频繁记载某某“世袭猛安”，表明猛安谋克世爵与汉制封爵相始终。尽管孙著称“女真民族所特有的猛安谋克世爵”不在是书的研究对象之内，但在我看来，既然讨论金代封爵制度，仅研究汉制封爵无论如何是不完善的。
孙著指出：
金代封爵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爵制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具有上承唐宋辽下启元朝的时代特征，其制度本身体现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制度文化上的继承与发展、碰撞与交融。因此，对金代封爵制度的剖析和解读，可以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角度，加深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的体认。
在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下，孙著的上述认知固然正确，但尚缺乏具体的论证。已故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原会长、《历史研究》原主编宋德金先生说：
辽金以来，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传统的“正闰观”、华夷观发生很大的变化。辽代中期以后，摒弃了那种以汉族为中心的“严华夷之辨”、“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金代把传统的正统观批判地接受过来，继承与发展了以前那些否定和淡化华夷之别、区域之分的主张，形成同其他朝代既有共性又有特点的正统观。
可以说，金代封爵制度恰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金朝是中国古史谱系的重要成员，亦体现了中国古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事实。若孙著能够进行这方面的阐释与论证，显然更好。
总体说来，虽然有关金代封爵制度的某些问题尚有深入讨论的空间，但孙著已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极大地推动了金朝政治制度研究，理应获得学界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