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1574-1646），明代著名的小说家、戏曲家、文学理论家，其代表作有《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等，被称为“三言”之作者。其中，《智囊》是他的一部汇集了从先秦到明代的各种智慧故事的总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等诸多领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精华。
智慧与人的智商并无必然的关系，它是经验积累与运用的成果。最高等的智慧讲究“无心而合”，在面对难题时，不需要经过苦思深虑，而是凭借丰富的经验，立马就找出解决的方法来，这是只有智商而缺乏经验之人所没法办得到的。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史书与小说所描绘的智者往往是经验丰富的老者，而非天赋极高的少年。
“迎刃”，即能够把握时机，游刃有余地解决棘手问题； 懂得捉大放小，心中有大局
“见大”是最高等的智慧之一，拥有这种智慧的人能够权衡利弊、区别大小， 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被表象和细节所迷惑，能够抓住关键和重点，做到宏观和全局的思考。例如，孙武《兵法》中说：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说明了战争的重要性和影响，要求将帅们要有大局观和战略眼光。
据说范仲淹当官时，他采用曹操和李世民的“用人唯才”原则，“多取气节而略细故”，不因个人的历史问题而有所偏废，因为他知道“天下无废人，所以朝廷无废事”的道理。相比于个人的道德问题，其才干对于国家来说才是最关键的。即使是鸡鸣狗盗之辈，只要用得恰当，也会于国家有所助益，问题只在于如何任用而已。
历史上，那些满嘴爱国、忠诚的蠢驴、清流，往往庸庸碌碌，没有一技之长，并且巧言令色，动辄以道德责人；例如明朝末年，有才干的熊廷弼负责经略辽东、收拾残局，清流们却弹劾他不积极收复失地，令其罢官而还。等到后金攻陷辽阳，熊廷弼再次被启用时，清流们又推出王化贞来制衡他。王化贞素不习兵，却满嘴收复失地、洗刷耻辱等大话，他占据道德制高点来用兵，结果冒然出击，导致广宁惨败，误国不浅。
义利之辨是古往今来恒久的话题，其实争辩的焦点只在于重视长远利益还是短期利益而已，所谓的“义”就是长远之利益。春秋之时，尊礼重信，诸侯会盟皆讲究信义，故而小国即使不竞，却还能够得到生存的机会；到了战国之时，纵横家崛起，诸侯都朝秦暮楚，一切着眼于短期利益，故而小国挟诈于大国，则大国灭之；大国挟诈于百姓，则天下诛之。陆贾说汉高祖“逆取而以顺守之”，虽以诈力取天下，但与诸侯剖符定封、与百姓约法三章，信义守之，此所以能长葆天下也。
所谓的“远犹”就在于 能够预见事物的发展和变化，不被眼前的利益和困难所束缚，能够制定长远和周密的计划，做到先知先觉和未雨绸缪。例如，诸葛亮《出师表》中说： “夫吴人之不难，乃疲于奔命，缘涂而战，是以伐之而不服也。”， 分析了吴国的弱点和危机，提出了北伐的战略和方略。
要坚持以“义”为代表的长远利益，不要目光短浅，因欺诈而失民心。执政者缺乏远见，实乃国之大弊。晋武帝建国后，鉴于亡魏之失而大肆分封藩王；又不听郭钦的建议，任由羌胡杂居内地、扰乱塞内州郡。武帝明明知道太子庸愚，卫瓘等人也屡次暗示，然而却始终不肯更换人选。何曾说晋武帝每次与群臣宴见，未尝说及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正因其目光短浅，不为子孙谋，故而才为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埋下了祸根。
“通简”即能够掌握事物的内在和外在的联系，不被复杂和繁琐所困扰，能够运用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做到一以贯之和事半功倍。例如，张良《三略》中说： “夫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阐述了兵法的奥妙和技巧，指导了用兵的原则和策略。
化繁为简乃是解决问题之道。中国人的思维讲究化繁为简，《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庄子》说其总不出“阴阳”二字；《诗经》三百篇，孔子概况道：“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四书五经，千言万语，陆九渊却说它们只是“发明本心”而已。《老子》则云：“少则多，多则惑。”所谓“世本无事，庸人自扰”，许多杂事其实都是庸人不懂得办事的方法而造成化简为繁而已。
“迎刃”即能够适应事物的变化和需求，不被固定和僵化所限制，能够灵活和创新的应对，做到因势利导和随机应变。例如，韩信《兵法》中说： “兵法无常，水法无常，用兵之法，变化无穷。” ，强调了战争的变幻和不确定，要求将领们要有变通和创造的能力。
《老子》曰： “将欲取天下也，恒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天下无事就是最好的状态，但总是有许多自作聪明的庸君去扰民滋事，他们本想理清线头，却反而搞成了乱麻。
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一个朝代的前期往往是太平无事，百姓皆安居乐业；而到了后期，就滋生各种事端来，如明末的矿税、党争、宦官、三饷、流寇等，天下多事起来之后，越强行加解决问题，事情反而变得越多，不到人亡政息的时候，这些事是无法彻底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