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十七、十八世纪法国送给中国宫廷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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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紫禁城》2024年第3期，46-61页，经作者允许，转载于此，以飨读者。

十七、十八两个世纪的中法交往是世界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事件，近些年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学术成果[1]。而中法两国的博物馆学者以馆藏实物和档案为依据，推出了一系列相关展览[2]，对这一时期中法宫廷关系的认知大有助益。中国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1662年~1795年），基本上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统治时间（1643年~1793年）相当。这一时期，双方在政治上的直接交往虽然不多，但在文化交流上却呈现出积极的态势，尤其是物之交换相当频繁，成为考察两国宫廷交往的重要方面。沉睡于博物馆库房中的相关文物被发现、展出并得到诠释，极大推动了中法宫廷交往史的研究。

对于博物馆中所藏中法交往的文物，不仅要从文物本体进行研究，还需要从文献挖掘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以便更好地明晰相关背景，诠释文物的价值。本文旨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十七、十八世纪法国送给中国宫廷礼物的相关文献记载进行系统梳理，并希望通过这些文献为寻找现存的可能是原清宫收藏中的中法交往的遗物提供依据。

对科学仪器感兴趣的康熙皇帝

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2月，作为“国王数学家”的五位法国耶稣会士到达北京宫廷，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五人中的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和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1654年~ 1707年）被康熙皇帝留在北京，这也是中法宫廷正式交往的开始。作为法国皇家科学院异域科学考察计划的一部分，同时也为迎合康熙皇帝对科学的兴趣，法国方面 “遵照国王的命令，为他们配备了一切最完善的科学仪器，以便进行有益的科学观察。国王还下令为他们准备一些画有卢浮宫、凡尔赛、圣·日耳曼的铜版画以及数部装帧精美的图书作为呈献给康熙皇帝的礼物” 。[3]白晋在《康熙帝传》中生动地记录了法国耶稣会士向康熙帝进献仪器的情况： “我们到北京后，我从好几个数学仪器中，挑选了两个呈献给他。用这两个仪器，人们可以预测到在几个世纪中的日蚀和月蚀，以及每天行星的不同外貌。大家都十分感激皇家科学院的学者发明这两个奇妙的仪器。皇帝命令我们按照中国的日历，给他讲解这些仪器的用途及其使用方法。他把这两个仪器安置在正殿皇座的两侧。在我离开前的一天，还在那里见到过。这是他对这些仪器十分重视的明显表示。” [4]相关中文文献也记载了当时康熙皇帝接见法国耶稣会士以及他们带来礼物的情况： “礼部谨题为请旨事。先经奉旨：洪若等五人内有通历法者亦未可定，着起送来京候用，其不用者听其随便居住。钦此钦遵。咨行该抚去后，今准该抚所送洪若、李明、刘应、白进、张诚等，并伊等所带浑天器两个、座子两个、象显器两个、双合象显器三个、看星千里镜两个、看星度器一个、看时辰铜圈三个、量天器一个、看天文时锥子五个、天文经书共六箱、西洋地理图五张、磁石一小箱，共计大中小三十箱等因到部。相应将洪若等交与钦天监问明，果否通晓天文历法可也，为此请旨。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题，本日奉旨：此等物件即交与伊等使用，将伊等俱交与徐日升引见，可用留用，不可用者照原旨，听其随便居住。” [5]可知法国宫廷最早通过耶稣会士送给康熙皇帝的礼物基本上是科学仪器、科学图书，以及方便中国宫廷了解法国的版画等。

十八世纪铜镀金月象演示仪及局部

通高49.5厘米地平圈直径30厘米

法国制造故宫博物院藏

清康熙御制方矩象限仪及俯视局部、款识

方盘边长32厘米

清宫造办处制造故宫博物院藏

此仪器系清宫造办处仿西式象限仪制作

清中期紫漆描金花反射望远镜

镜体长81厘米筒径11.5厘米

物镜10.2厘米目镜3厘米

清宫造办处制造故宫博物院藏

法国耶稣会士的科学素养深得康熙皇帝的赏识。受康熙帝委托，白晋带着康熙皇帝送给路易十四的三百多卷中文书，于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启程回法国招募耶稣会士来华。白晋于1697年3月抵达巴黎，同年4月31日路易十四召见白晋，并对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与艺术的交流甚为嘉奖，同时赏赐白晋一万法郎作为购买致赠康熙皇帝的礼物金[6]。白晋于1698年返回中国，正在南巡的康熙皇帝在扬州接受了白晋带回来的礼物。不久以后白晋在写给拉雪兹神父的信中谈到了此次呈献礼物的情况： “我请求他同意返回扬州，因为我们把带给他的礼物留在了那里。我们一到那里就把礼物整理得井井有条，见过礼物的几名朝中大臣赞不绝口，还说在宫中从未见过如此稀罕珍奇之物。皇帝希望仔细欣赏，命人逐件拿给他看。由于他对各类工艺品都很内行，因此所作的评价比任何人都更高明。不过最感兴趣的是法国王宫的图画，尤其是国王肖像，皇帝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它，仿佛这幅色彩自然鲜艳的肖像在他眼前活生生地再现了他听我们说过的我们尊严的君主的一切奇迹。” [7]白晋此次带给康熙皇帝的礼物现在已经难知其详，但可以肯定的是 “白晋神父带来的礼物使皇帝非常喜欢” [8]，从白晋的描述中可知包括各种法国工艺品和法国王室的画像。尤其是路易十四的肖像，使康熙皇帝对这位欧洲国王有了基本的感性认识。东西两位君主虽未能谋面，但经由这些礼物彼此间获得了充分交流。

康熙时期服务于宫廷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与康熙皇帝建立了极为密切而良好的关系，他们在宫廷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康熙皇帝学习西洋科学。在这一过程中，法国传教士不断向康熙皇帝进献他们从欧洲带来的科学仪器。根据张诚的记述，康熙皇帝在出巡途中用一架半圆仪测量太阳的子午高度，而这架半圆仪就是积极推动法国派遣耶稣会士来中国的缅因公爵赠送的，以支持他们在中国的科学观测，到北京后他们将其进献给了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对其十分珍视， “我把这个半圆仪呈献给皇帝，他非常珍视这个半圆仪，让一位骑兵背着它。他命令将这个半圆仪装在一个双层盒子中，使其不致在行进途中受到任何损坏。他还命令为这个半圆仪做两个新支架，它们各带有一个弯头。” [9]张诚曾经不止一次地向康熙皇帝进献科学仪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月初五那天， “赵老爷代我向皇上进呈一副四吋长的两脚规，带有二、三种用途不同，可以在需用时装在规脚上的附件” 。[10]一年以后的1691年8月14日，法国传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和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通过张诚又向康熙皇帝进献了从欧洲带来的科学仪器： “一个大天文环，它可以同时显示一天内的时和分、太阳的高度和指针的偏差；一个约半英尺直径的半圆仪，附精密分度的罗盘。这些工具是由巴特菲尔德（Butterfield）先生制造的。此外，还有一盒数学用具，内有一个两脚规、两副分度器、一支直尺、一个小半圆仪和一支制图笔。同时我们还送给他一个球体、一些装在一个漆得很精致的盒子里的阿朗松产的钻石，还有两个制成多面形的精美的镶银水晶瓶，一个呈洁白色，另一个是蓝色的。” [11]文中的“文环”天应该就是现在所说的提环公晷仪。当另外三名法国传教士有机会再次回到北京后，也向康熙皇帝进献仪器： “在这些仪器中，由于它们的新奇而使他最喜欢的是水平仪和天文观测用的双秒摆时钟这两样东西，得知这些仪器的极大的准确性及其用途之后，他就把它们安置在他自己的房间里。” [12]洪若翰在写给欧洲的信件中也提到当时送给康熙帝数学仪器的情况： “皇帝很想要数学仪器，我们就把他已经看到过的我们的仪器送给他。但他当时还不知道如何使用。他觉得这些仪器是如此地漂亮与精确（因为它们都是由巴黎最灵巧的师傅制作的），以至于他还想再要。官员们派人在各个港口寻找这类仪器，并把他们所能找到的都送往北京。皇帝起初把它们统统收了下来，不管其性质如何。猜测这些仪器的用途，对于宫中的神父来说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因为应当用文字清楚地写下来，并演示给这位严格的、不放过任何东西的君王看。” [13]这些法国人送来的发过科学仪器和工艺品受到康熙皇帝的重视，对此亲历者白晋记述道：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他不仅对法国制造的数学仪器，而且对从法国进口的所有工艺美术作品都极为重视，因为他过去从未还见到过我们赠送给他的这一类东西。而对他来说，这类东西，在各方面都显得尽善尽美。” [14]

十八世纪铜镀金提环赤道公晷仪

晷盘直径19厘米

法国制造故宫博物院藏

此件仪器分三重，由外向内分别是铜架、子午圈、赤道圈。测时间时，需要将提环固定在相应的纬度上，再将子午圈对正南北，直表、晷盘分别平行于赤道圈、赤道面，并令游标处于相应位置，根据透过游标上小孔的日光在晷盘上的投影知晓时刻。

《皇朝礼器图》册中所记载的“提环赤道公晷仪”

清康熙黑漆盒绘图仪器

盒长25.5厘米宽22厘米高5.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盒分上、下两层，内装绘图仪器三十余件，其中包括各种大小的画规、圆规尺、比例尺、直尺、测角尺、三角形铜镀金支架等，以及一个存放墨水的水丞。

十八世纪铜镀金绘图平板仪及俯视局部

高8厘米长33.5厘米宽22.5厘米

法国制造故宫博物院藏

平板仪一侧两端各置立耳瞄准器，可作为定标，左下角置一活动游标，可以辅助画图。平板仪上夹有绘图纸，测量时可以边测边绘，便捷实用。

法国国王数学家的到来以及他们丰富的科学知识，大大提振了康熙皇帝学习西方科学的兴趣，掀起了中国宫廷科学探索的一个高潮。中法宫廷之间最初比较和谐的交往关系的建立，正是以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为桥梁，以科学为媒介得以完成的。通过上述记载，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清宫现存康熙时期天文、数学仪器中来自法国的仪器特别多的原因。法国科学仪器进入宫廷，使康熙宫廷日常科学观测的状况大为改观，同时也使宫中收藏的科学仪器水平大为提高。

向乾隆皇帝展现法国工艺技术成就

秉承康熙皇帝和路易十四时期建立的良好互动关系，中法宫廷的交往在法国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代，也就是中国雍正和乾隆时期仍然得以延续，并在相关领域有所扩大。此时更多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服务于清廷，同样起到了沟通两国宫廷的作用。同时在中法宫廷交往过程中颇受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信任的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手稿和相关档案中保存了比较详细的以法国国王和宫廷名义送给乾隆皇帝礼品的情况。与路易十四时期送给中国皇帝的法国礼品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法国礼品在种类上有明显变化，各种彰显法国宫廷制作技艺水平的工艺品和生活用品增多。

清人绘万国来朝图轴（局部）

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画中可见前来赠送礼品的法兰西国使臣形象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1月底，两名在法国生活和学习了14年的中国人高类思（Aloys Ko，原中文名高仁）和杨德望（Etienne Yang，原中文名杨执徳）向贝尔坦申请搭乘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返回中国。对中国兴趣浓厚的贝尔坦极力游说路易十五将二人回国日期推迟一年。期间贝尔坦和他们进行了密切接触，让他们观摩巴黎和外省为皇室和政府提供各种艺术用品的皇家工坊和官方工作室，包括戈贝兰（Gobelins）皇家挂毯工坊、萨沃内里（Savonnerie）地毯厂、赛弗尔（Sèvres）皇家瓷器厂、卢浮宫（Louvre）宫及其皇家印刷所等，尽可能多地让他们获得可以将法国和中国在科学和艺术方面进行比较的知识和能力，以便其回国后能够提供法国所需的有关中国科学和艺术的准确资讯。一年以后的1765年2月1日，二人带着大量送给中国官方包括乾隆皇帝的物品离开法国，于同年7月29日抵达广东。法国xJohn Finlay通过贝尔坦写于1765年1月16日的一封长信对相关礼品的信息进行了详细研究[15]，这批礼品种类多达15项，包括：一套六幅博韦（Beauvais）皇家挂毯厂织做的中国题材挂毯、两幅由画家路易·维热（Louis Vigée，1715年~1767年）绘制的镶在玻璃和木框中的肖像、装在一盒中的12块玻璃镜、精选的一套18件赛弗尔皇家瓷器厂的花瓶和人物瓷塑等瓷器、便携式印刷机及四盒法文字符、一套皇家科学院院士马蒂兰—雅克·布里松（Mathurin-Jacques Brisson，1723年~1806年)发明的电气试验设备（一种像莱顿瓶<Leyden jar>的静电设备）、一套侦查望远镜、一件望远镜、一套绘图用暗箱、一件日光显微镜、一件手持显微镜、两块由巴黎钟表匠巴尔萨扎（Balthazar）制作的金怀表、一套由从书商查尔斯·萨杨（Charles Saillant）那里选购的有关艺术的书籍、来自书商瓦拉（Vallat）的图书、反映法国皇室富丽堂皇建筑的图画集（包括巴黎市区规划图、卢浮宫、凡尔赛宫和其他皇室宫殿的平面图）。通过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1915年~1774年）发给欧洲的书信[16]可以得知，那一套六幅中国题材挂毯通过在北京的耶稣会士送给了乾隆皇帝。从这些礼品可以看出，法国宫廷在与中国宫廷交往过程中最受关注的方面即艺术和科学，这也与法国宫廷最初与中国的交往目标一脉相承。

清宫旧藏法国博韦皇家挂毯厂织造的 中国题材挂毯旧影

故宫博物院藏

挂毯，又名壁衣，是古代装饰墙壁的织物。旧影中的挂毯是由法国博韦皇家挂毯厂织做的中国题材挂毯中的一幅。

十八世纪绘图仪器

法国制造故宫博物院藏

内含三个木匣，存放有铜镀金卡钳、铜镀金卡尺、铜镀金计算尺、圆规等二十余件绘图仪器。

值得关注的是，路易十五时期法国在制瓷技术方面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于1756年在路易十五的赞助下成立了赛弗尔皇家瓷器厂。此后赛弗尔瓷器成为法国赠送给世界各国宫廷和名流礼品的重要选项，中国也不例外。玛丽—劳尔·德·罗什布吕内（Marie-Laure DE Rochebrune）根据法国宫廷档案对十八世纪下半叶法国国王和贝尔坦将赛弗尔瓷器作为外交礼物赠送给中国乾隆皇帝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梳理[17]。国务大臣贝尔坦从1764年起负责赛弗尔瓷器的生产和管理，加之他对中国事务的兴趣和支持，故而当时送往中国的赛弗尔瓷器基本都是由他经手的。第一批送往中国的赛弗尔瓷器就是前面提到的1765年由高类思和杨德望带回的18件花瓶、人物雕塑和水盂。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12月，贝尔坦买了12个杯子和两件白瓷塑像送到中国，其中杯子造型各异，装饰有金色的边饰，画有风景、花鸟和动物，两个瓷塑则为圣路易（Saint Louis，即路易九世，法兰西国王国卡佩王朝第十一位国王，被奉为中世纪法国乃至全欧洲君主中的楷模）和圣克洛蒂尔德（Sainte Clotilde，法兰克王国奠基人克洛维一世的妻子）像[18]。1779（乾隆四十四年）年9月4日，贝尔坦又购买了一批新的赛弗尔瓷器运往北京，为5件古代圣徒的白瓷塑像，分别为圣克莱尔（Sainte Claire，方济各会第一位女性圣徒）、圣安东尼（Sainte Antoine，罗马帝国时期埃及圣徒，隐修生活的先驱）、圣泰蕾玆（Sainte Thérèse，西班牙女圣徒）以及圣路易和圣克洛蒂尔德[19]。而最引人注目的送给乾隆皇帝的赛弗尔瓷器则与贝尔坦和北京耶稣会士的交往有关。意大利耶稣会士潘廷璋（Le Frere Giuseppe Panzi，？~1812年之前）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到达中国，并在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的推荐下于1773年进入宫廷服务，为乾隆皇帝画像，由此他和贝尔坦建立了密切的通讯关系。他曾经将自己绘制的一幅乾隆皇帝的半身像寄给贝尔坦，贝尔坦将其交给了赛弗尔皇家瓷器厂的艺术家，让他们在瓷器上复现乾隆皇帝的画像。1776年，赛弗尔瓷器艺术家查尔斯·埃洛伊·阿瑟林在瓷板上烧制出了乾隆画像，第一件作品即由国王路易十六收藏。同时赛弗尔瓷器艺术家路易—西蒙·布瓦佐（Louis-Simon Boizot）又根据潘廷璋的画像创作了白瓷乾隆皇帝全身像[20]。这是赛弗尔皇家瓷器史上极为著名的关于中国皇帝的艺术创作事件。不仅如此，贝尔坦还将这两件作品的副本寄给了远在北京的潘廷璋，希望他进献给乾隆皇帝。贝尔坦在1781年11月16日写给潘廷章的信谈到了这两件作品： “阿米奥（Amyot）先生已经把您出于好意送给我的阿桂（Akoui）将军等人的画像寄给我了，非常感谢您，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您还没有收到我给您寄来的东西吗？那是用未上釉的本色瓷制作的乾隆皇帝的全身像，以及在法国瓷器上绘制的他的肖像。我真诚地希望（中国）皇帝可以看到它，并且就我们的这种工艺给出意见。我会非常高兴得知这些新信息的。” [21]这两件作品的原本现仍收藏于法国凡尔赛宫和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见于记载的十八世纪最后一批送往中国的赛弗尔瓷器同样是以贝尔坦的名义寄出的：1786年9月11日，贝尔坦向赛弗尔订购了8套茶杯和杯碟、4件糖罐和4件茶壶[22]。

十八世纪粉地彩绘描金开光花卉人物图两截瓶及上、下部分底款（一对）

通高22.5厘米

法国烧造故宫博物院藏

这种造型的花瓶被称为荷兰花瓶（Vase hollandois），是塞弗尔皇家瓷器厂最受欢迎的造型之一。两件花瓶的主题图案，是模仿十七世纪佛兰德斯画家特尼尔斯（David Teniers II）的绘画风格，绘制的是田园风光图案。底款为塞弗尔皇家瓷器厂的标识——两个蓝色交叉花体字母“L”，中间有代表生产年份的字母“G”，下部有画工签名“K”，底部的“cn”刻划符号，则是陶工的签名。

十八世纪蓝釉描金开光人物图单柄杯及款识（一对）

高6.8厘米口径6.9厘米

底径6.4厘米把宽9.2厘米

法国烧造故宫博物院藏

两件带柄杯的杯底均有塞弗尔皇家瓷器厂的双花体交叉“L”标识，之间有代表生产年份的两个字母“B”，“G-D”及蓝彩花押应为装饰工匠的签名标识。

十八世纪彩绘红地描金花卉纹双耳杯碟及杯底、碟底款识

杯高11.2厘米口径10.3厘米足径7.2厘米

碟高3.5厘米口径19.5厘米足径12厘米

法国烧造故宫博物院藏

碟底绘有两个金色交叉花体字母“L”，从而判断此套杯碟由法国塞弗尔皇家瓷器厂烧造。金彩字母“LG”为描金工匠的签名标识。

约一七七六年乾隆皇帝像瓷版画

纵23.7厘米横17.4厘米

塞弗尔皇家瓷器厂烧造

凡尔赛宫与特里亚农宫国立博物馆藏

礼品信息见交往本质

以上是文献所见的自1688年中法国宫廷开始交往到乾隆朝结束一百余年法国送给中国宫廷的礼品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

一是分期和种类。 笔者将十七、十八世纪中法宫廷的交往分为两个阶段，与法国路易十四在位时期相对应的中国康熙时期初为第一阶段（1688年~1722年），与法国路易十五、十六在位时期相对应中国雍正、乾隆时期为第二阶段（1723年~1795年）。相应的，法国送给清朝宫廷的礼物在这两个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前一阶段主要以法国的皇家科学院为主导，因应康熙皇帝的科学需求，在礼物的选择上多以从事科学活动的科学仪器为主；后一阶段法国送给清朝宫廷的礼物中科学器物虽然继续存在，但随着中法艺术方面的交流和互动，展现法国各种工艺技术成就的瓷器、玻璃器、挂毯等比例增加。可以说科学和艺术构成了此一时期中法宫廷交往的主旋律。

二是法方礼品的选择经过充分考量，选择的都是法国本土生产的产品。 其目的主要是出于外交的考虑，与其他欧洲国家浓重的商业意图不同，其商业意向并不明显。这也反映出法国宫廷在与中国宫廷交往过程中所考虑的重心所在。

三是这些礼物都是经由法国耶稣会士中转，送出方和接收方实质性接触的缺乏 ，使得礼物在交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大打折扣，这也可以从中国方面对法国及其礼物的记载相对其他欧洲国家而言比较少见的现象中得到证实。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相关的著作包括：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中华书局，2004年；耿昇《中法文化交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许明龙《东传西渐——中西文化交流史散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韩琦《康熙皇帝·耶稣会士·科学传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年。

[2] 曾经举办过的有关中法文化交流的展览：“太阳王路易十四——法国凡尔赛宫珍品特展”，2005年故宫博物院举办，出版图录《“太阳王”路易十四：法国凡尔赛宫藏珍集》；“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中法艺术文化的交会”特展，201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出版有同名图录；“凡尔赛中的中国：十八世纪的艺术与外交”展览，2014年法国凡尔赛宫举办，出版有同名图录；“西洋奇器——清宫科技展”，2015年香港科学馆举办，出版有同名图录；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展览，2017年开馆，展出故宫所藏外国文物219件（套），并出版图录《海国微澜——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展览图录》。

[3] [法]伊夫斯·德·托马斯·德·博西耶尔夫人，辛岩译《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大象出版社，2009年，页1。

[4] [法]白晋著，马绪祥译《康熙帝传》，珠海出版社，1996年，页31。

[5] 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页168-169。

[6]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2014年，259页。

[7] 《耶稣会传教士白晋神父致国王忏悔师、本会可敬的拉雪兹神父的信（1699年11月30日于北京）》，载 [法]杜赫德编，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一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页147-148。

[8] 《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神父致国王忏悔师、本会可敬的拉雪兹神父的信（1703年2月15日于舟山）》，载《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一卷，页298。

[9] 《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页29。

[10] [法]张诚著，陈霞飞译《张诚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页71。

[11] [法]张诚著，张宝剑译《张诚日记》，载《康熙帝传》，珠海出版社，1996年，页211-212。

[12] [法]白晋著，马绪祥译《康熙帝传》，珠海出版社，1996年，页32。

[13] 《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神父致国王忏悔师、本会可敬的拉雪兹神父的信（1703年2月15日于舟山）》，载《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一卷，页285。

[14] 《康熙帝传》，页31。

[15] John Finlay，Henri Bertin and Louis XV’s Gifts to the Qianlong Emperor, Extreme-Orient 43（2019），THE ARTS OF DIPLOMACY: The Exchange of Gift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17th-18th Centuries, p93-111。

[16] Henri Cordier, Les Correspondants de Bertin, Secretaire d’Etat au XVIIIe siecle, T’oung Pao, Vol.18, No.4/5(1917): partVII, Michel Benoist. p322

[17] Marie-Laure de Rochebrune，Les porcelains de Sèvres envoyées en guise de cadeaux diplomatiques à I’empereur de Chine par les souverains français dans la seconde moitie du XVIIIe siècle, Extreme-Orient 43（2019）, THE ARTS OF DIPLOMACY: The Exchange of Gift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17th-18th Centuries, p81-92。

[18] Archives de la manufacture nationale de Sèvres,Cité de la céramique (ci-après AMNS), Registres des ventes, série Vy 5, f. 42. 参见Marie-Laure DE Rochebrune，Les porcelains de Sèvres envoyées en guise de cadeaux diplomatiques à I’empereur de Chine par les souverains français dans la seconde moitie du XVIIIe siècle.

[19] AMNS，Registres des ventes, série Vy 7, f. 156v.

[20] 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Laure de Rochebrune，La Chine à Versailles. Art et diplomatie au XVIIIe siècle, p175. Versailles 2014.

[21] 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未出版的文献手稿。转引自[法]亨利·柯蒂埃著，唐玉清译《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页86。

[22] Marie-Laure de Rochebrune，Les porcelains de Sèvres envoyées en guise de cadeaux diplomatiques à I’empereur de Chine par les souverains français dans la seconde moitie du XVIIIe siècle, 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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