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大寺正仓院《国家珍宝帐》局部（注意“太、皇、大”字等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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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原佐世（约卒于897）奉敕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约完成于日本宽平初年（885-891），著录了九世纪前传至日本的汉籍一千八百余种。其中便列了三种唐代实录：
《唐实录》九十卷 司空梁国公房玄龄等撰
《唐实录》九十卷 中书令许敬宗撰
《高宗实录》六十卷 武玄之撰
可知唐朝实录，早在唐代就已经流出宫外，甚至经过当时的遣唐使很早就远传到了日本。[5]
池田温教授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唐实录》的日本写本是由名为张善的唐人（渡来）写经生在732年8月开始抄写的。
据池田温教授在其论文《唐朝实录与日本六国史》中研究，虽然唐朝《实录》传入日本的时期未甚明确，但东大寺正仓院传存的奈良朝文书中，有一处出现《实录》文字。即天平五年（733）八月十一日皇后宫职移文（《正仓院文书》续修十六，《大日本古文书》第一卷四七六页），其中记载前年八月以降大初位上船花张善写经诸事，录有：“《实录》十卷 六十六”表示当时抄写《实录》十卷，用纸六十六张。《大日本古文书》编者附注云“《太宗实录》”，此系盖然性推定，未必确实。然而当时可能传入日本的实录限于高祖、太宗、高宗三种，其中最著名者不外《太宗实录》，此为判断的一般依据。
天平二年（730）至五年间，向图书寮的皇后宫职移文中，可见《汉书》《晋书》《实录》及《论语》《方言》《三礼义宗》《白虎通》《新仪》《离骚》《文选》《文选音义》等十余种典籍。这些典籍是在抄写佛典时偶然一并抄写，混入文书中的。其中《实录》与《汉书》《晋书》并列，可见当时对《实录》的尊崇，视为代表典籍之一。在日本平安时代，元庆八年五月廿九日大藏善行勘奏引用《太宗实录》（《三代实录》卷四五），具平亲王《弘决外典钞》卷一引用《高祖实录》，可见其影响之一斑。[6]
据山上宪太郎博士论文研究，以图书寮为本司的写经生，图书寮编制了拥有高超书写技能的技术官员，他们被派往各个写经组织。在732年负责抄写《唐实录》的船花张善、负责抄写《晋书》的辛金福等这样拥有大初位上位阶，可以推测是在相对较晚的阶段移居到列岛的新兴渡来系氏族（新兴渡来系氏族指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从中国迁徙到日本列岛的新氏族群体）占多数。图书寮出身的官员，不仅仅是被派去以写经为目的的普通写书手，也有为了教授写经事业所需技能而被派遣的书写教官。图书通过将拥有开展写经事业所需技能的新兴渡来系氏族纳入律令制的官员秩序中，来维持技能以及进行组织性的再生产。
以图书寮为本司、拥有大初位上的位阶的下级官员船花张善，在皇后宫职设立后不久的天平二年（730 年）左右就到 “初期写经所” 任职了，但在天平六年（734 年）七月之后，在史料中就看不到他的身影了。在这个时期，他离开了 “初期写经所”，或许是回到了本司，或者是被派遣到了其他的写经机构。
根据笔者找到的笔迹资料，船花张善及其弟子除了抄写《唐实录》、《国家珍宝帐》以外，应该也抄写过部分《光明皇后五月一日经》（如上图，注意“太、圣、皇、之”等字写法）。
天平元年（729 年）光明子被立为皇后，包含写经担当组织的家政机构被纳入皇后宫职。天平十年（738 年），与同样存在于皇后宫职内的 “经师所” 合并，成为了 “写经司”。天平十三年（741 年），迁移到正在平城东部建设的福寿寺，成为 “福寿寺一切经所（司）”。随着福寿寺名称的变更以及吸收合并，写经所的名称也先后改为 “金光明寺写经所”，进而又改为 “东大寺写经所”。其管辖也从皇后宫职变为大和国分寺营造机构，最终变为造东大寺司。写经所的核心事业是从天平五年（733 年）左右开始的一切经，也就是所谓“五月一日经” 的书写。这项事业在经历了多次方针变更和中断后，一直持续到圣武天皇驾崩（756 年）。写经所一直以光明皇太后和孝谦天皇发愿的写经创作、经典的出纳作为业务维持着。[7]
奈良时代，遣唐使构建起 “文献丝绸之路”，《唐实录》跨越东海传至日本。经考定的太宗、高宗实录残叶，既印证了唐代实录制度的开放，又揭示初唐书法范式在渡来系写经生系统传抄后实现本土化传承。
这些珍贵文献的命运随时代变迁而波折。随着平安时代的结束，武家崛起，皇室式微，诸多珍品包括二王摹本在内的收藏逐渐散佚，《唐实录》写本也在历史中不断被豪强切割改易，最终以古笔切形态流入文物市场，在不同人手中、不同地方辗转传递，直到今天已所剩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