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民族抗战胜利后，中共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重中之重是发展东北。围绕进军东北的主力之一新四军第3师，中共中央与华中局、东北局、山东分局就部队动向、作战重点等问题多次沟通。面对进入东北后的困难处境，该师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投入建立根据地的任务。经过中共各层级间频繁的互动，新四军第3师成功挺进东北，并成为发展东北的重要力量。全民族抗战胜利后，中共敏锐地观察到发展东北的重大时机，迅速确立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1945年8月至12月间，中共先后从山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抽调11万人的部队与2万名干部挺进东北。新四军第3师 （ 以下简称 “第3师” ） 是中共调往东北各部队中十分特殊的一支，其在抗战时期活动于华中，是唯一一支在抗战胜利后转移至东北的新四军部队。第 3师受调部队总计3.5万人，几乎占调往东北部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且挺进东北路途甚远、波折较多。现有研究已较完整地阐述了中共发展东北初期的具体经过，但鲜见对各支部队具体战略调动的系统考察，也少有关于发展东北方针下中共内部认识、决策与实践相互影响的讨论。本文将梳理抗战胜利后第3师挺进东北的决策经过和作战部署变化，在战略方针演进的背景下展现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以及新四军、第3师等中共内部各个层级间的复杂互动，进而思考中共在重大历史关头把握时机、抢占东北的内在因素与革命逻辑。
一、中共内部关于发展东北的认识与决策
东北地区很早就是中共着重关注的战略地区之一。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指出： “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中共虽在东北建立过党组织与武装力量，但不断遭受严重破坏。1937年底，东北抗日联军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直至日本投降前后才自苏联返回东北。自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也少有军队在东北活动。因此，抗战胜利前的较长时间内，国共在东北均无活跃的军事与组织力量，更难寻发展东北的机会。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作战。日本战败投降后，为抢占先机，冀热辽军区的李运昌部奉朱德命令以配合苏军作战和接受日伪投降名义，很快深入到沈阳、本溪和南满部分地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也指示胶东区派小武装以“东北义勇军”名义穿便衣跨海入辽东侦察，并同苏军接触。在日伪势力土崩瓦解的形势下，中共对苏联协助争夺东北寄予希望。然而因《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苏联无法公开支持中共。中共中央认为东北“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无法断定能否派去军队，因而选择优先派出干部。
抗战中后期，中共为拓展发展空间执行 “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以河南、江南、华南为进取目标。至1945年7月，新四军坚持主力部队分散发展根据地的原则，“向南发展”仍是华中根据地的重要任务。对于这一形势，第3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认为：“过去为着大发展，竭力分散主力完全是适宜的”，但目前日军撤退而国民党进逼，主力仍分散“对我似乎极不利的”。7月28日，黄克诚致电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建议集中新四军主力“夺取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地区之全部或大部城市”，进而“腾出现整个路东地区”来策应江南、津浦路西作战。当时苏北、苏中除部分城市外，已多是中共的巩固根据地，黄克诚主张改变分散出击的做法，意在实行局部收缩，以备国共之间可能发生的激烈的军政角力。
日本刚刚投降时，中共中央延续 “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仍希望新四军能借日伪投降的形势夺取华中各大城市及交通线。8月中上旬，中共中央数次致电华中局，指示新四军各师打通江南、江北各块根据地的联系，尽力掌握更大片的区域。在遭遇国民党李品仙部、何柱国部等东进威胁后，新四军甚至摆出了决战姿态，下令“集中二、三、四师全部主力在津浦路西与该顽决战”。根据中共中央及新四军军部的指示，黄克诚率第3师主力由苏北西进至津浦路两侧，等待时机打击东进国民党军。实际上，据新四军军部后来观察，东进国民党军避战姿态明显，本意是抢占日伪地盘，所走路线“避免经过我区境内，且有敌伪用大批汽船与数千伪军迎接”，因此“很难寻找机会歼其一部或大部”。
与此同时，中共愈发意识到发展东北的可能。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后，刘少奇代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在苏军无法公开帮助的情况下，刘少奇推测苏联会保持 “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并判断“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东北发回的信息印证了刘少奇的想法。9月2日，从山东到达东北的党组织与苏军建立联系并请求帮助。胶东区党委10日向中共中央汇报说，苏军不干涉中共进行低姿态活动，建议“争取先机抢占与开展东北工作”。中共中央随即决定以山东为进军的依托，指示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由海路进入东北。不过，此时中共中央对东北信息掌握甚少，发展东北也尚未成为倾注全党全军之力的战略方针，由山东抽调部队的目的是占据先机并为后期发展奠定基础，华中新四军并不在派兵计划之内。
在津浦路等待许久后，黄克诚与新四军第 2师 （ 以下简称 “第2师” ） 政委谭震林一致认为，歼灭东进国民党军 “已完全不可能”，不应继续空耗时间，遂提议第2师、第3师主力回到路东仍牵制国民党军，另一部回至苏北、苏中肃清日伪军，“创造大块区域，联成一片，作尔后长期作战之战场”。黄克诚、谭震林的建议与7月28日黄克诚致饶漱石电的思路接近。新四军军部收到建议后，随即报中共中央决断。刘少奇9月5日复电张云逸、饶漱石，认可“求得歼灭顽军一路”恐无机会，黄克诚、谭震林意见“似乎是必要的”，而黄克诚等此前肃清苏北再西调的意见“似乎也是对的”。刘少奇对华中局表示：“我对华中情形不清楚，你们考虑决定。”
收到刘少奇的指示后，新四军军部命令第 3师发起两淮战役以肃清日伪武装。率部回师苏北途中，黄克诚路经华中局机关驻地。在华中局，黄克诚了解了全国局势，阅读了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的系列电报和指示，他敏锐地发现，“中央虽然对出兵东北作了部署，但派的兵力不够多，动作不够快”，甚至战略方针也未切实落地，因为“还没有看到一个全面的部署电”。黄克诚提到的全面部署，隐含的可能是战略方针不仅要有“进”的部分，更须有其他根据地配合发展东北的周全安排，比如华中各方面是否应尽快改变“向南发展”方针，进行一定程度的军事收缩。9月14日，黄克诚就上述观点以个人名义起草电报，借用华中局电台发给中共中央。
黄克诚在电报中表示，需要 “有决心的、主动的放弃一些地区 （ 游击坚持 ） ，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创造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 （ 有铁路有城市 ） ”。其中，去东北的部队“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去十万人为最好”，并分梯次地以晋、绥、察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他地区则为两个战略根据地之卫星。他提议，为执行此方针，山东要调3万人至5万人去东北，华中要调3万人至6万人去山东，河南和平原主力的一部调至山西，江南主力撤回江北。由此可见，黄克诚不仅建议举全党全军之力发展东北，更倾向于彻底调整“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有选择地放弃和撤出部分地区，以华中地区的收缩聚拢配合发展东北的大局。
就在黄克诚起草电报的同一天，苏联代表贝鲁罗索夫与李运昌部将领曾克林飞抵延安。贝鲁罗索夫向中共表明苏联不干预中国内政的立场，称苏军撤退后， “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临时会议上，曾克林报告了东北情况，表示东北各地武器、弹药、粮食甚多，部队入东北后发展迅速，4个连进入沈阳7天便发展至4000人，并收编保安队1万余人。中共的战略认识依托于多元且丰富的信息渠道，无论是东北、山东反馈的苏军态度，抑或是曾克林的直接报告，均加深了中共中央对东北问题的理解。会上刘少奇提出设想，在苏联帮助下抽调大军控制东北海陆通道，阻绝国民党部队进入东北，进而控制整个东北。
信息、建议与决策的互动，使得中共中央愈发认为发展东北是 “真千载一时之机”。9月1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领导东北一切活动。17日，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代表团，提出确立“向北推进，向南防御”方针，新四军江南主力转至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10万人至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调10万人至15万人至冀东热河。中共中央提出的“向北推进，向南防御”方针不仅确立了发展东北的核心目标，同时将“向南防御”与“向北推进”结合起来通盘考虑，“向南防御”下的新四军成为中共调往东北的主力或候补，这与黄克诚的建议相当接近。19日，重庆中共代表团复电同意此意见。当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电，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华东新四军 （ 除五师外 ） ，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 ”。
二、新四军北上的考量和取舍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核心是控制东北，这是中共中央基于国际国内局势作出的重要战略判断。国民党注意到中共的行动，也在加快进军东北。1945年9月11日，傅作义致电蒋介石，称中共“整个战略总目的为东北四省”，望蒋介石予以重视。国民党虽取得东北地区接收权，但大军远处后方，难以及时抵达。为尽快派军，蒋介石寄希望于美国。11日，蒋介石电令宋子文尽快向美国申请在9月内“拨给若干船舶以备东北部队运输之用”。经商议，美军同意将国民党军空运北平后，再送至东北。在美苏对抗已显端倪的背景下，美军的决策体现出其通过协助国民党转移军事力量来限制中共与苏联的意图。
对于国共双方而言，时机稍纵即逝，派主力部队进入东北需分秒必争。 9月20日，为控制东北门户，从而“堵绝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的企图”，中共中央发出屯兵冀东的首步部署：第一，命山东方面派出基干部队，经海路在秦皇岛一线登陆作战；第二，命新四军“抽调三万五千基干兵团，限电到后二十天内在鲁南蒙阴地区待命”。
抽调新四军北上，第 3师是比较合适的选择。新四军各部 （ 除第 5师 ） 中，第 1、第7师在江南、皖南活动，须按中共中央指示待“适当时机渡江北上”保存力量；第2、第4师主力分散于淮南、淮北，正围绕津浦路沿线作战；第3师活动在两淮地区，刚刚取得两淮战役胜利，主力仍保持集中，且苏北、鲁南皆属中共根据地，通路顺畅适宜兵团转进。此外，第3师由八路军南下支队发展而来，前身与红15军、八路军115师344旅渊源颇深，历史传承深厚。9月22日，华中局决定“先调三师全部四个旅，补足每旅到七八千人，遵军委电令，于二十日以内，到达山东蒙阴待令”，作为入鲁的首批新四军部队。
中共中央抽调部队北上的同时，还制定了 “三路阻敌”计划，希望沿津浦路、平汉路和同蒲路、正太路阻击国民党军，迟滞其两个月以上不能到达平津地区，以实现对张家口、山海关等地的完全控制。在中共中央看来，此计划对于“争取在东北和热察两省的胜利是极端重要的”。可以说，中共中央的“三路阻敌”计划是为抢占东北争取充足的时间。
9月下旬，津浦路沿线的国民党军有所行动，并威胁到中共鲁南、苏北根据地。9月间，国民党李品仙部先后占领合肥、蚌埠，并接受日伪投降。局势变化使得华中局与山东分局考虑，可否令首批入鲁的新四军参与津浦路阻敌作战。9月23日，华中局询问中共中央，第3师到山东后“是否有继续北进任务”。24日，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反映，国民党何柱国部等已“进到徐州附近”。华中局也观察到，徐州以西国民党冯治安部开始增防，第97军两个师开始向海州挺进，准备接受日伪投降。因此，罗荣桓向中共中央表示，山东部队北上后，希望由华中部队接替在徐州作战。25日，华中局也表示，陈毅可于“三师主力到达后，前往指挥津浦战役”。
中共中央其实已在 9月20日电中提示，入鲁部队是“出冀东的兵力”，并服务于“控制东北门户”的战略目标。因此在中共中央的计划中，第3师作为首批入鲁的新四军主力，是为了参与关涉“控制东北”成败且时间紧迫的冀东作战。25日，中共中央指出，“黄克诚所率主力三万五千人”应以冀东为北进方向，将受负责东北军事工作的林彪指挥，“到蒙阴区时看情况再决定走水路或走渤海区陆路”。
华中局原计划以 12个旅、约9万人分四批进入山东，完成北撤。其中，第3师第一批入鲁；第2师第4、第5旅第二批入鲁；第1师王必成旅、陶勇旅由江南北撤至苏中，短暂休整后第三批入鲁；第1师叶飞等部掩护浙东部队后，与廖政国旅、苏中部队一起第四批入鲁。但中共中央认为，“江南撤退，但江北必须控制”，故原定第三批行动的两个旅可留华中，叶飞旅则“必须留在苏中、苏北”。这样一来，新四军原定入鲁的部队数量缩减，第3师又只是经由山东北上。为支援津浦作战，华中局26日决定“二师调两个旅、四师调一个旅”至鲁南。
第 3师收到中共中央及华中局的北上指示后，先后命令下属第7、第8、第10旅和独立旅三个团及师直属各特务团配齐编制，共3.5万人。考虑到此后任务极重，而第3师长期无副师长，中央军委遂同意黄克诚的建议，以刘震、洪学智任副师长。9月25日，第3师先遣队出发，第7、第8、第10旅与特务团也于9月底北上鲁南。
此时苏北尚有孙良诚部等伪军存在，其与国民党联系密切，数次向蒋介石汇报中共情况并求援。在华中局看来，第 3师若经山东北上，江南新四军无法及时渡江补防，中共根据地将面对国民党军与伪军的合击威胁。因此，华中局虽知晓中共中央对第3师的部署安排，但仍希望允许第3师暂留鲁南，一方面为解决津浦路作战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便于向南保护苏北根据地，震慑东进国民党军及伪军势力。第3师出发前，黄克诚收到华中局希望第3师暂留鲁南的意见。华中局还向山东分局透露此想法，表示“已令三师主力在不过于拖延时间下，可以顺便参加鲁南战斗”。山东方面据此指示第3师以一个旅控制郯马地区，其他三个旅向费县以西“打击顽军北上”，“待华中后续部队到达，即在山东部队之后跟进”。10月2日，华中局向中共中央表示，由于滨海军区主力全部向冀东出发，山东希望新四军能予以支援，但华中除第3师外“只能暂派五、九两旅入鲁”，而陇海、胶济铁路被国民党接收后，“恐顽军乘机入鲁造成损失”。基于以上情况，华中局向中共中央提议：“黄师入鲁后是否可以暂缓北开冀东，待江南部队到达再继续北开。”
无论是华中局还是山东分局，都肩负着维持区域发展与稳定的既有职责。当战略方针发生巨大转折时，中共中央为抓住时机， “舍得把其他地方丢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既要服从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以自身力量配合总体战略的实施，又需兼顾本地区的客观形势，尽可能维持自有力量实现存续。在“丢掉”与“存续”之间，中共中央与地方均力求平衡，这不仅依赖于中共中央对地方的领导，也需要各地对中央战略方针尽力遵循。10月4日，中共中央复电华中局、山东分局，表示山东、华中的任务是在保障“向东北及冀东出动部队”前提下控制华中江北，以阻击国民党军北上济南、天津。因此，“黄克诚师亦确定北进，不要在山东迟滞”，拟从鲁中调往东北的三个师可暂缓北调。
山东作为中共发展东北的主要依托，向东北、冀东开进部队有 6万人以上。其中，除胶东、渤海部队通过海运前往东北外，其余部队大多分散作战、难以集中，因而沿陆路北上。中共中央安排鲁中三个师暂留，却坚持第3师不在山东迟滞，应当是出于山东本地部队熟悉人文地情的作战考虑，同时避免出现力量真空而给国民党军可乘之机。
依照中共中央指示，第 3师出发前以冀东为目的地，物资仅保留半月之用，且秋季时节便于行军，若进入寒冬则将越来越困难。黄克诚随部队北上鲁南后，并不知晓中共中央已数次拒绝华中局留驻第3师的请求，担心贻误战机，遂于10月4日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战略方针既已确定，应不顾部分情况变化，悉力以求得主要方向达成任务”。他陈述了留驻作战的困难，并建议“三师到山东后立即北进，不应停留”。6日，中共中央复电黄克诚并告华中局及山东分局：“为了迅速达成战略任务，三师部队在到达山东后应兼程北进，不能在山东担负战斗任务。”至此，第3师彻底明确其行进方向为冀东及东北。11日，第3师主力到达山东临沂；17日到达蒙阴、新泰，完成中共中央9月22日布置的任务。确定不在山东留驻后，第3师于22日从莱芜出发北上，25日到达商河、济阳，后穿津浦路进入河北。
三、锦州决战的设想及局势变化
1945年10月、11月间，东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10月，美军尝试在秦皇岛、烟台、大连等地登陆并建立据点。中共中央指示烟台等地，要求在“决不要先开枪”的前提下拒绝美军登陆。登陆申请在大连、烟台等地遭到拒绝后，美军最终选择在未被中共控制的秦皇岛登陆。秦皇岛紧邻山海关，而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作为东北的陆路门户，日本投降后即由中共冀东部队解放。在国民党计划由美军协助运兵以争夺东北的情况下，自重庆返回延安的毛泽东判断：“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
东北铁路网穿插纵横，中南部的沈阳、长春等枢纽城市贯通南北，工业、人力均集中于东北南部。东北苏军当局就认为： “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东北局自9月中下旬抵达沈阳后，便按照控制各大城市的原则，对各项政治、军事工作进行布置。鉴于苏军的积极协助态度，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说：“在黄克诚部主力未到山海关以前，请红军不要撤走，应切实控制山海关，待黄克诚部接防。”然而，美军帮助下的国民党部队行动非常迅速。10月30日，国民党第13军开始在秦皇岛登陆，随即准备向山海关发起进攻。此时，第3师进入河北，刚刚收到中共中央要其兼程前进以“先机控制山海关锦州线要点”的命令不久。
中共中央 10月30日致电林彪等，要求坚决抵抗计划在营口、葫芦岛等地登陆的国民党部队，并指出：“冀东的战略地位，已不如沈阳重要。”中共中央已意识到，完全阻止海陆并进的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将有极大困难。基于此情况，毛泽东很快设计了新的作战方案。31日，毛泽东致电彭真表示，完全阻止国民党军，“有军队亦来不及”，第3师“将来只好绕道赴洮南”，但目前国民党“入满只两个军”，葫芦岛将登陆的也仅一小部分，因此“若能有十万军队能打的，可能用野战歼灭之”。中共中央在11月的作战计划中也提到此方案，要求林彪、彭真布置内线作战“阻滞登陆之蒋军”，并于大军赶到后“坚决歼灭蒋军，不使进沈阳”。
11月2日，第3师到达冀中，并与山东军区第1师 （ 以下简称 “山东第1师” ） 梁兴初部会合。黄克诚向中共中央表示，赶到锦州、山海关一线仍需 16天至20天，若国民党军12日到锦州，“则我已无法赶上”。2日至10日，中共中央数次致电东北局和第3师，希望山海关方面尽力坚持，以掩护第3师等部队开进到沈阳与锦州之间，“充当歼灭顽军之主力”。从中共中央的系列指示和“冀东已不如沈阳重要”的判断来看，中央已经开始形成关于锦州决战的设想，意在先迟滞再决战，进而在内线歼灭敌人。因此，中共中央布置的作战重点已从冀东山海关移至辽西锦州，甚至已经有了山海关被国民党军“先机占领”的预期。
东北局、林彪的判断则与中共中央有所出入。锦州前线的李运昌 11月9日曾向林彪报告，“顽在营口、葫芦岛登陆之危险虽有，但无美直接参加战斗，则他不易上来”，认为“我之主力及指挥重心应放在山海关及临榆地区”。基于李运昌的建议，东北局、林彪认为：国民党军主力“向古北口、承德、山海关之线进犯”，作战重点应“指向山海关”。也就是说，东北局、林彪主张集结冀东、辽西部队打击山海关之敌，而无作锦州决战打算的必要。中共中央与东北局、林彪关于作战重点的分歧，应当是出自双方对内线作战必要程度的不同理解，并受各自所接收情报信息差异影响。
第 3师越过平津路后，因电台联系不上林彪领导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部，所以“仍请军委直接指挥行动”，计划取道山海关以西前往锦州。与第3师前后并进的山东第1师于11月8日抵达玉田后，却突然改变方向前去增援山海关。第3师急电中共中央说，不知山东第1师受何处命令，若系林彪处命令，则山东第1师之后可由“林、萧决定其行动”。确如其料想，第3师11日抵达玉田后收到了林彪的指示。林彪及东北局命令第3师“直趋山海关”，侧击“山海关以西之敌”。同日，中共中央又指示第3师“走冷口及界岭口捷径赴锦州”。13日，第3师接到中共中央“以锦州为中心之地区为我主力集中作战之战略枢纽”的指示，又收到林彪、彭真“集结抚宁”支援山海关的命令。短短几日内，部队连续收到中共中央与东北局、林彪两相抵牾的命令，又在行军至玉田、三河后遭遇连日降雨，遂决定就地休整以等待行军方向的确定。黄克诚紧急向中共中央请示：部队已极度疲劳，中央军委前电“我部迅速向锦州集中”，东北局又电“我部集结抚宁作战”，“究竟如何行动，请尽快指示”。
11月13日，林彪、彭真意识到自己想法与中共中央迥异，遂致电中央陈述基本想法。林彪、彭真表示，山海关之敌“不敢冒进，战斗力甚弱”，第3师及山东第1师应攻敌左背“消灭其一部以迟滞其前进”，因此“两师暂勿向锦、义前进”。实际上，林彪及东北局的设想过于乐观。国民党军以第13军及第52军为主力进攻山海关，其中第13军为全部美械装备，第52军系半美械装备，总计有7万之众。而中共守备山海关的为冀东一部和山东杨国夫部，总数仅1万余人，其中还有新兵1000余人。同时，国民党新任命的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抵达山海关后，改变原定进攻战术，指示“小部队爬山越岭钻隙至敌后”，山海关防守压力随之剧增。林彪及东北局对敌“战斗力甚弱”的判断值得商榷。
毛泽东也意识到，以山海关守军抵御国民党军主力且取得优势十分困难，故推断 “目前山海关作战并非真面目战斗”。11月15日，毛泽东电告林彪、彭真，第3师等部“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如果急往支援，“即使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处于被动”。不如令山海关方面节节抵抗，第3师等部队隐蔽至锦州休整，待国民党军“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再反攻“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正如毛泽东的猜测，由于林彪及东北局“电台尚未弄好，与许多台不通”，对于山海关情况了解并不透彻。考虑到“目前东北作战以争取时间为主，以部分消灭敌人为手段”，林彪、彭真和罗荣桓坚持己见，16日再电中共中央，希望第3师及山东第1师“自山海关附近插过”，尽力滞敌，认为锦州依靠现有力量“已足防守”。
相较于林彪及东北局，毛泽东的部署更全面，不仅认识到山海关极重的作战压力，也兼顾第 3师长途行军的困难。尽管如此，第3师的疲劳程度仍远超毛泽东估计。黄克诚在11月初就提到：“部队从莱芜出发，行动较急，逃亡、疾病、掉队均增加，且有医院病者，体力上长期过度疲劳，一般支持不住。”副师长洪学智后来回忆，由于第3师一路急行军，沿途逃亡和掉队病号达3000人，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与此同时，山海关的情况急转直下。11月15日，国民党军完成绕行山海关的行动，形成对山海关的包围，中共守军不得不撤出阵地。16日凌晨，国民党第13、第52军进入山海关，山海关失守。
四、挺进东北后的困难与调适
山海关失守后，国民党军沿北宁路向绥中、兴城和锦州方向进攻。第 3师则在1945年11月14日收到中共中央“迅分数路平行前进，限于二十四日前全部到达锦州地区”的命令，15日又接到毛泽东“荫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的指示，遂自冷口出关向锦州前进。山海关的失守不仅打乱了中共中央关于锦州决战的部署，同时影响了整个东北形势。
由于军队登陆东北一再受挫，国民党决定将熊式辉领导的东北行营自长春迁至山海关，并将此告知美国方面，向苏联施压。因此苏联方面作出一系列让步， 11月初知会中共中央东北局称，已允许国民党在苏联红军撤退前5天空运部队到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并不准中共方面与之发生冲突。17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表示，国民党军能无阻碍地在长春及沈阳降落。因苏联态度变化，中共中央希望第3师主力在锦西、兴城之线作战，阻滞国民党军前进，待“消灭沈、长、哈蒋之着陆部队”后，再全力“消灭其陆路主力”。这一作战方针的主要目的是配合中共中央对于东北局“应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的指示。
19日，苏联告知中共，“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给蒋军”，且各城市内中共军队应撤至铁路线以外若干里，“以便蒋军能接收”。与此同时，第3师从冷口出关后，一路急行军翻越冀东、辽西的大山，却依旧无法赶上沿北宁公路前进的国民党部队。国民党军先行进占绥中，后又攻下兴城、连山，锦州一时危在旦夕。考虑到形势危急，中共中央认为原定抢占大城市、“控制全东北”的方案已不复成立，指示东北局须在“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根 （ 跟 ） ，准备和蒋军斗争 ”，即“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中共中央仍对锦州作战寄予厚望，不仅指示第3师及锦州方面的部队“坚决打击由山海关向锦州前进之顽军”，掩护东北局对沈阳等大城市进行军政部署，还希望林彪及东北局集中营口、沈阳的部队到锦州，协同第3师等“全部或大部歼灭该顽”。
林彪 11月19日便已率轻便指挥部离开沈阳，赶赴辽西前线指挥作战。然而，林彪到锦州一带后发现“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而“梁师刚到，黄师尚未到”，装备不足、缺衣少食、通讯混乱、土匪甚多。总之，林彪认为：不应再进行大规模作战，而“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21日，林彪就以上看法致电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并主张“沈阳、营口各地之我军不必赶来增援，应就地进行装备与训练”。
值得注意的是，林彪虽然认识到锦州作战的不利因素，但因尚未与第 3师建立指挥联系，并不清楚第3师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十分希望能在锦州大打一场并取得显著成绩，即便不能全歼各路国民党军，也要部分消灭其有生力量，以缓解苏联让步后中共在东北的被动局势，并为国共间的新一轮谈判提供助力。23日，中共中央复电林彪，同意其核心意见，但建议依靠第3师及山东第1师“力求在敌侧后消灭敌之一二个师，迟滞敌之前进”。中共方面还向苏联驻华大使馆表示，面对美军协助国民党进军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做好准备，坚决击退国民党和美国人的进攻”。基于中共中央的指示，林彪筹划依靠第3师、山东第1师组织一次歼灭战，要求第3师赶往锦州冮家屯附近休整，以便同敌人作战。
26日，国民党军占领锦州。刚刚赶到冮家屯附近的黄克诚了解到锦州失守，认为整个辽西“大打”的条件已不成立，且部队正处急行军数月后的疲乏境地，不应再进行大的歼灭作战。黄克诚遂于26日致电毛泽东，力陈部队遭遇的严重困难。电报说，“沿途动员均说从坐火车汽车及到东北装备等乐观心理出发”，而部队进入东北后却面临“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的困难情况，锦州土匪极多、“战场极坏”，因此应“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待短期休整并消除疲劳后再行作战。27日，黄克诚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如不早着手建立根据地，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中共中央28日复电黄克诚：目前部队所遇各种问题“可与林彪坦白商谈，并由你和林彪向中央提出意见解决”。
第 3师与林彪司令部建立联系后，曾先后尝试在锦西高桥、锦州北的上下齐台等地小范围地围歼国民党军，但因通信不灵、行动部署较慢，未能实现抓住国民党军主力并予以消灭的目标。出击不利后，林彪与黄克诚一致认为，“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必须发动部队转入根据地建设，以缓解困难局面。29日，黄克诚致电东北局，要求其“划十个县的地区，给三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否则部队“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据黄克诚回忆，其多次向东北局反馈意见，“但始终未见回音”。
实际上，经过两月有余的经营，东北局已在沈阳、长春等城市建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突然撤出大中城市将有严重损失。况且，东北中南部各大城市工业基础较好，能有力地支援战争。所以，虽已提出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方针，但中共中央与东北局对是否彻底放弃大城市仍难下决心。比如，东北局一方面认识到“目前已无独占东北、独占大城市之可能”，开始将城市内已暴露的组织、军队及干部撤出；另一方面却主张“目前的任务，是在尊重苏联外交政策照顾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东北局向中共中央表示，仍可“集中三万至四万主力争夺沈阳，并可集中一万主力威胁长春”，请求“应积极准备参加争夺沈阳”。受此影响，东北的各路部队撤出城市后仍集中在长春路沿线大城市附近，未能向各个方向大规模分散展开并建立根据地。
此外，在中共中央看来， “顽军从山海关打到锦州，气势很盛”，只有消灭其一两个师，打痛国民党军，才能有利于东北及全国局势。而部队处境困难，中共中央也认识到，“必须是我能够打，并必须打好”，否则“当更对我不利”。12月3日，中共中央在给林彪的电报中再次询问：“你们是否可以集中力量，进行半个月至二十天的准备，恢复疲劳，提高士气，编整部队，准备战场，到本月底再进行作战，给顽军以打击。”然而，林彪不赞成再进行大的作战，建议“以旅为单位分散打土匪做群众工作”。中共中央最终接受了这一意见，指出：“黄、梁、杨国夫等部因疲劳，没有地方群众配合及各种困难，如不经休整准备，亦几乎不能作战。阻断北宁路及大量歼灭顽军，暂时不可能。”
12月中上旬，第3师主力转移至辽西阜新休整。因东北局划分区域、建立根据地的方案尚未切实执行，第3师仍处境艰难，部队经费停发，补充武器多为新组部队丢弃不用者。17日，黄克诚致电中共中央：“干部均感到没有根据地，非肃清土匪无法解决目前困难，亦不能生存发展，但迄今仍未划固定地区。向东北局建议则从不回电，对目前既不确定持久方针，又无急救办法，使情势无论上下均感惶惑，且有人提及有遭遇西路军危险可能。”黄克诚如此表述，足见情况不易。
经过认真考虑，中共中央已明确认识到必须在东北建立起巩固根据地，准备作长期斗争的打算。 12月20日，中共中央划定哈尔滨、营口以西，哈尔滨、昂昂溪以南及热河东部地区内一切党政军民工作由新成立的西满分局领导。西满分局以李富春为书记兼政委，黄克诚任副书记兼副政委，林彪兼司令员，不必待人员齐整即可部署工作。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后，西满分局于20日至27日在阜新召开会议，提出“不打沿北宁路前进之敌，也不派军队阻止国民党进沈阳”，而是“先到西满和热辽建设根据地以后，再反攻”。会后，林彪率第3师第7旅及梁兴初部、罗华生部撤至康平、法库一带；第3师第10旅及独立旅分散于阜新以北、彰武东西地区，进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黄克诚率第8旅和三个特务团北上通辽。
中共派出 10余万军队挺进东北的历程，被毛泽东称为“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是“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既往研究中，这一经过多被展现为抗战胜利后中共战略方针变动下的一个侧面，而军事转移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调动部队之间沟通交流、协同筹划与提议决策的内在逻辑，很容易被忽视。第3师挺进东北前后，中共中央、华中局、东北局、山东分局及新四军、第3师等中共各层级间进行的频繁互动，正是探讨中共把握战略时机、进行战略决策、调整具体实践的合适切口。
从全局看，抗战胜利后倾全党全军之力发展东北，不仅显示了中共中央善抓历史机遇的能力与敢于决断的战略勇气，也展现了中共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和灵活能动的实践原则。抗战胜利之初，中共中央反应积极，能在复杂交错的局势中感受政治资源的风向变化，内部相对稳定的建议与意见表达渠道，又为决策部署提供了丰富的依据和参考。得益于高效的决策机制及对战略契机的敏锐觉察，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应运而生，第3师被纳入发展东北方略。在中共中央与华中局、山东分局关于第3师留驻山东问题的反复互动中，中共不仅能克服总体战略计划与地方体认的意见分歧，更以充足的勇气和决心使地方方案服从中央构想。随着国际国内多重因素的变化，锦州决战计划难以施行，中共中央及时灵活制定了适应新形势的策略方针。在“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背后，是中共中央逐渐了解发展东北的客观困难，从而指导东北局、西满分局与第3师落实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方针，力争回到更熟悉和更擅长的方向上解决问题。以此来看，中共部署大军挺进东北前后显示出的帷幄运筹与战略眼光，为此后的历史演进埋下关键伏笔。
原载 《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