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农业就是通常所说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第一步是将原始的草莽树木砍伐掉或放火焚烧；第二步是用石斧、石铲、木棒松土点种。这种耕作技术是相当原始的。我国北方仰韶文化时期的农业，就处在这个阶段。从遗址上可以看到，当时的耕地分布在村落附近。使用的农具已从过去打制的粗糙石器，改进为以磨制为主的较精致的石器。有磨光石斧、石刀、石杵、石铸等，骨器以骨铲较多。在西安半坡、宝鸡北首龄和华县泉护村等遗址的客穴、房屋和墓葬中，都发现了谷物的皮壳，经河北农学院鉴定是粟（小米）。粟是比较耐旱的农作物，适宜于我国干燥性气候的黄土地带。渑池仰韶村遗址中发现有猪、狗的骨骸，还有狩猎、捕鱼等的生产工具。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的骨制鱼钩制作精巧，其中两件还有尖锐的倒钩，其制作精巧合用的程度，可与今天的鱼钩相媲美。姜寨和半坡遗址都发现了饲养牲畜的圈栏遗址。从仰韶文化各遗址所发现的诸种遗迹、遗物的数量比例上看，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农业为主，而其他如采集、渔猎和家畜饲养，只不过作为副业而已。
另外，在半坡遗址的一个陶罐里，还发现有白菜或芥菜之类的种籽，可能是当时人有意储藏，以备种植用。总之，考古发掘资料可以证明，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上，不但是种粟，而且种植蔬菜也已有悠久的历史。
（二）南方河姆渡文化时期的农业1972到1974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一个新石器文化遗址，获得了大量的文物。这个遗址由四个文化层组成，地层叠压关系非常清楚，每层遗物各有特色，前后互相联系，逐步发展。
其中第三、四层是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地区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层。它的绝对年代距今约6700年到6900年。
在遗址第四层十多个探方广达400平方米的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等的堆积，厚度从一二十厘米到三四十厘米，最厚处达七八十厘米。根据对部分完整谷粒外形的鉴定，认为属于栽培稻的轴稻稻谷。
另外，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出土的农具是骨制来。一般多认为来和相是一种农具的两个组成部分，《国语·周语》韦昭注：“人土曰粗，帮柄日末。”就是说，这种农具的头部叫耦，帮的木柄部叫来。但这种流行的说法与先秦文献有关未帮的记载多有不合。如《管子·海王》云：“耕者必有一来、一、一钱。”可见来和相是两种独立的农具。《吕氏春秋·任地》谓：“是以六尺之相，所以成亩也。”相长六尺，显然不是指入土的帮。所以，有的学者明确地说，来和相是两种农具，其区别在于刃部的不同。来是双齿刃，而粘则是有宽度而尖首形的耕具。有的学者还分析来相出现的历史，谓最初是单齿木来，后来改进为双齿来，或改进为板状刃，就是相②。根据这些合理的说法，河姆渡遗址所发现的所谓“骨裙”，我们认为不都是“骨粘”，那些双齿刃的是“骨来”，其他如斜刃的恐怕原来也是双齿刃来，因使用磨损而成了残“骨来”。这种骨制的来帮，仅第四层就出土了76件。骨末粘不仅数量多，而且制作精，这是原始农具的一次重要发现。它是用个体较大的偶蹄类动物的肩胛骨，去掉骨脊制成的。它的刃部多为平铲状或半圆舌尖状，也有叉状或波浪形的。骨面正中有一道浅槽，两侧有两个平行的长孔；顺着浅槽绑上一根木棒，再用绳穿过长孔把木棒绑紧。骨柄厚处凿有横穿的方孔，可以穿过一条小木棒，以供足踏，把刃部压入土中，从事翻土耕种。这已是一种比起刀耕火种要进步的农耕方法。
从河姆渡出土的文物观察，当时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农具有骨制未耜，家畜有猪、狗、水牛。还有干栏式以棒卯技术建造的精致木构建筑。陶器是夹炭末的黑陶，有釜、钵、罐、盆、盘，而没有鼎、豆。这种文化面貌和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比较起来有所不同：仰韶文化的农作物主要是粟（小米），稻谷很少（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遗址红烧土中印有稻谷痕迹）；农具是石铲，没有骨辊；家畜有猪、狗，而未见水牛；住房是半穴居；陶器以红陶为主，彩陶较为普遍。很明显这是南北两个相异类型的文化。但是，经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两者几乎是同时的，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比半坡的仰韶文化还要早一点。这些现象，可以纠正过去考古学上的一些不当说法：
第一，过去考古界总认为长江流域的文化在历史上一向落后于中原，以为新石器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后来才逐渐向南方传布。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不全面了。长江流域如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民族古文化的重要摇篮。
第二，国内外考古界过去多认为中国最早的稻谷种植是从印度传来的。印度出土的稻谷其年代距今只有三四千年左右，最早的一处距今4300年，巴基斯坦出土的炭化稻谷距今4500年，而我国出土的稻谷遗址共20多处，大多距今四五千年以上，其中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距今近7000年。可见，稻谷种植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