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序》称殷人“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汉代张衡《西京赋》称：“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殷人是一个“不常厥邑”的屡迁民族，这是殷商史上的一大特色。所谓“前八”是指商汤建国以前的八次迁徙，即《史记·殷本纪》所谓的“自契至汤八迁”，商人称之为“先公”时期。“后五”即《尚书·盘庚》篇中的“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商人迁徙的地点，成汤以前的“八迁”，《尚书正义》只举了三迁，王国维将这八迁的史事考证较为详尽。据王国维称，契居番，昭明迁砥石又迁于商，相土东迁泰山下又迁商丘，上甲微迁于殷又迁至商丘，成汤灭夏定都毫，是为八迁。王国维虽然凑足了八迁之数，但是连他自己也说：
“上古之事，若存若亡。《世本》、《纪年》，亦未可尽信。”可见他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后来殷人又有过五次迁徙，所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即仲丁迁于傲，河应甲迁于相，祖乙迁于邢，南庚迁于奄，到盘庚时最后定都于股（今河南安阳），是为五迁。从此，“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故商又可称为殷或殷商。成汤以后的“五迁”与以前的“八迁”在性质上有明显的不同。汤以后的“五迁”，是指商王在统治区内的迁都，即统治中心的迁移，而契至于成汤的“八迁”，则是商族在建国以前，由于自然的缘故以谋求生存空间或者出于政治原因，整个部族的迁徙。因此，从汤建国以后的“五迁”地点，大体可以看出殷商统治中心的范围.殷人的屡次迁徙，范围大概在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一带。虽然现在还不能一一确定它们的所在，但是大体说来，总不外黄河南北、距离黄河不太远的地方。
商汤都毫为史家所公认，但关于汤亳的地望问题，始终未能达到共识，老都的地望，自《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皇甫谧云、《正义》引《括地志》都说在宋州谷熟县南，即今河南商丘境。而汉以来大体有儿种说法，即长安社陵杜毫说.谷熟南毫说.国维先生《说毫》一文又提汉山阳薄县说。20世纪50年代董作宾先生在台湾发表《卜辞中的毫与商》，主张在安徽省之亳县。郑州商城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后，邹衡先生首先提出了《郑州商城即汤都毫考》.即为“郑毫说”。“郑毫说”一经提出，便引发出众多争论，安金槐先生即有郑州商城为中丁所迁之“隙都说”的不同主张。1983年偃师商城发现后，许多学者结合文献记载，又祭起了“偃师商城为汤都亳”的大旗，即为“偃师西亳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郑亳说”与“西毫说”之间发生了激烈而漫长的论战，迄今并无结果，其间也有人试图调和二说，似乎亦难取得共识。殷墟考古前辈高去寻先生对于亳都论争问题甚为关切，曾撰有《商汤都亳的探讨》.认为“成汤最初所都的老.是后世所谓南亳，汤灭夏以后，为了镇抚新征服的夏土，才在偃师J1乡修筑了一个城池，被后世传称为西亳，这种情形与西周初年平定东方段人后，在今日的洛阳建立了东都洛邑，为镇抚东方的一个前进指挥所的情形相同”，汤亳地望的考证至今不能得到解决，而殷都屡迁问题则是又一个论争不休的焦点。殷人的屡次迁徙，或许由于受异族的压迫，或许由于水旱之灾，或许由于扩张土地到更肥沃的地区，并不一定表示商族早期是游牧民族。但股人屡迁其都的原因究竞为何？历来学者有许多探讨.主张各有不同，计有“去奢行俭说”、“游牧行国说”、“水患说”、“游农说”、“军事原因说”，新近则有“政治斗争说”、“圣都与俗都说”等等。各家之说，虽然均能言之成理，但也仅从不同角度提出各自之推测，远未达到彻底解决的阶段。上述诸问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同时期待有更多的地下材料出土，以作为探讨之依据。就像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合作开展的“逗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课题，重点考察安阳酒河流域古代人类聚落发展演变规律。到了新千禧年后发现了逗北商城，找出商史考古学编年体系中，郑州二里冈与安阳殷墟之间的一段缺环。当然，逗北商城的性质目前还有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是商王河宜甲迁建的都城，即“相”。另一种观点认为就是“盘庚迁殷”。渲北商城一号基址的发掘发现，正好处在郑州和殷墟之间，该遗址将二里冈文化与殷墟文化联接起来，从而得出了一个更为完善的有关商王朝历史的考古学编年框架：以郑州二里冈和偃师商城为代表的早商，以逗北商城和郑州小双桥等遗址为代表的中商，以殷墟遗址为代表的晚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