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宇的本行是汉语教学，却成为海内外八大山人书画的最大藏家。几十年来他不仅到处寻觅八大的踪迹，履行着收藏家的职责，而且积极研究八大所有现存书画，成为八大山人专项研究的著名学者。作为业余爱好的学术研究成果甚至超过了很多专门研究八大山人的专家，这一点令人钦佩，也引发我们去思考其收藏逐步建立的轨迹和学术研究的方法。本文以《天倪—王方宇、沈慧藏八大山人书画》《荷园主人—八大山人的生活和艺术（1626～1705）》以及王方宇编《八大山人论集》为基础资料，试图从王方宇的收藏过程和学术研究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突破口，从而能够更加直观地把握其收藏轨迹和研究方法。
❖ 清 八大山人 落花、佛手、芙蓉、莲蓬册页四开
21.9×28.8厘米 弗利尔美术馆藏
一、王方宇所藏八大山人书画的来源问题
几乎所有资料在涉及这一问题时都会提到张大千。王少方在遗赠目录中提到其父“捐赠给弗利尔美术馆的很多八大山人书画都来自张大千”，但是未涉及具体细节，仅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在李何《王方宇的海外“八大”情结—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八大山人花鸟画作品赏析》中说得更为详细。“20世纪50年代张大千旅居美国，因急筹生活之资，公开出售自己所藏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作为张大千先生的多年挚交，他曾以分期付款方式，购得八大画作20余幅。”这里交代了购藏的方式、数量以及出售藏品的原因，但是并未提及这一资料的来源，不知是否可靠。王季迁在遗赠目录中以交易介绍人的身份谈及此事，但仍未涉及具体细节，比如购得的作品名称、交易金额、其他当事人的情况等等。
❖ 清 八大山人 抚董其昌 临古山水 六开册
31.2×24.7厘米 弗利尔美术馆藏
根据张大千传记中的资料，他在美国确有一段时间生活窘迫，曾向国内低价出售了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五代董源《潇湘图》、宋代刘道士《万壑松风图》及一批珍贵文物书画，而至于他与朋友之间的私人交易则没有任何记载，可能也难于有直接的材料。
❖ 清 八大山人 竹石小鸟图轴
164×90.6厘米 弗利尔美术馆藏
王方宇认为的那20幅精品，除了5幅原非张大千旧藏以外，都钤有张大千的多方印章，表明其珍视程度；并且张大千书写题跋或是外签的作品也无一例外都在那20幅之列。显然，王方宇是欣然接受了张大千的鉴定结果，对张大千视为至宝的作品给予了同样的珍视。可以说这些张大千认为的八大真迹就构成了后来王方宇鉴藏的基础，他以这些标尺作品来研究八大山人，从而找出规律，进而再去鉴定其他作品。
❖ 清 八大山人 双雁图轴
83.5×90.2厘米 弗利尔美术馆藏
二、王方宇对八大山人书画的研究方法
王方宇在学术上的主要成果是对八大山人的个案研究。由于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因此王方宇特别注意材料的搜集。“近二十余年来搜集有关八大山人的资料，其中最重要者，是他的作品。这些材料，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原迹书画；第二类是原迹照片和印本；第三类是文字著录和所录诗文函件；第四类是当时以及后人撰写之事迹和书画题跋。”笔者没有见到王方宇及家人对藏品数量的描述，但有学者文章中提到王方宇“收集到的八大书画作品多达70多幅，书画照片1000多帧”。王方宇对作品的重视，可能首先是由于他的藏家身份，他最先接触到的是书画本身，吸引他的也是书画本身，而这恰恰是一般学者所不具备的条件，因此他们会着重于考察八大山人的家世或传记，少分析作品本身。再者王方宇同时也是一位书法家，对笔墨语言的熟悉乃至精通，都一一表现在对八大的作品分析当中。
❖ 清 八大山人 椿萱鹡鸰图轴
172.1×92.4厘米 弗利尔美术馆藏
在完成材料的收集之后，王方宇将这些材料汇集一处，进行断代分期和排比研究。由于他特别重视目睹的原迹、照片或复印本，因此在研究中常常以此为据，兼及文字著录等其他材料。他结合八大山人的生活经历，将公认为八大山人真迹中的画法、书法、诗文、签款、图章等，分门别类进行断代分期，确定每一时期作品的细部特征，从而为鉴定八大山人作品提供了比较可靠详实的依据。以款印为例，王方宇对八大山人现存作品的所有款印进行排比研究，分析出各个时期使用的相同或不同的款印，以及经常组合出现的情况。比如，“八大山人是朱耷晚年常在书画函件上签署的别号”，见于1684年到1705年之间，因此它在早期作品中肯定是不见的。再如，“‘何园’‘拾得’是晚期所用的别号”，这两种印鉴在早期作品中也不见。确定款印的使用时间可以为划分八大山人的艺术历程提供依据。比如王方宇将题“八大山人”为别号的21年，以甲戌（1694年）作为划分早期和晚期的一年。他提出的划分依据包括“八”字的写法、“画”和“写”、常用的图章、签用的名号、画押、书法、画法、诗文和室名，其中款印就成为重要的证据。完成这样一张款印的年代表不仅能够为艺术分期提供依据，还可以为鉴定提供力证。杨仁恺高度评价了王方宇的《八大山人书画的赝本》，认为“把伪本按笔画、画法、章法、签款、图章来分类，特别是通过印鉴找出哪些仿作是出诸一人之手的画，再进行归类……这种方法可以‘求同存异’，发现过去忽略的问题。”而王方宇也的确通过他的比较研究，发现了7类仿品流传于世，表明其方法在实际运用中行之有效。
❖ 清 八大山人 荷花双凫图轴
184.1×95.5厘米 弗利尔美术馆藏
王方宇对八大山人作品的研究方法与鉴定真伪息息相关，并非美术史家通常的大谈气韵之举。他以藏家身份介入八大山人研究，因此他的关注点始终不离那些可操作的领域。他的八大研究实际是一个庞大而综合的体系，在一种近乎科学的研究态度之下，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比较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这些结论又成为下次收集资料的贮备知识。这种科学的态度也可见于王方宇1975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其中他提出将八大山人与电子计算机联系起来的设想，联系的方向之一为“走向使电子计算机协助甚至于完全自动鉴定八大山人作品的真伪”。既然王方宇认为这一方向在理论上具有可能性，那就我们目前对计算机的认识而言，这一可能性就说明他认为所有的鉴定要素都是可以量化的，都是可以变成指令传达给计算机的，换言之，王方宇认为他对八大山人作品所作的每项研究都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他在研究中的态度极其严谨，依材料说话，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当然，王方宇对八大的研究也相当全面，或考证八大的身世、或分析画面中的笔墨，或对八大留下的“不尽可解”的诗文进行解读，这种解读尤见功力，他运用考据学的方法，找出典出何处，含义如何等等。
❖ 清 八大山人 行楷临王宠书阎防 夕次鹿门山作诗册页
30×34.3厘米 弗利尔美术馆藏
❖ 清 八大山人 行草书临黄道周尺牍册页两开（第二开）
25.1×32.5 厘米 弗利尔美术馆藏
来源：收藏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