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之道在先秦一般被归为 “ 天道 ” ，与作为 “ 人道 ” 的仁义属于不同的论域。先秦儒家中， 从孔子到孟子都不讲阴阳说。《论语》中无阴阳辞句。孟子是战国中期的儒家大师，《孟子 》 中亦无阴阳说。儒家的典籍《中庸》，据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作品，其中亦无阴阳说。 至《易传》，阴阳学说大放异彩，尤其是与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建立关联，成为儒家仁义学说中独具特色的理论， 《 说卦传》的仁义说便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
一、仁义与三才
《说卦传 》 云：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章主旨是说明、解释圣人创作易卦为何是六画，给出的理由是为了理顺所谓 “ 性命之理 ” ，而此 “ 性命之理 ” 在天、地、人三才皆有所蕴含和表现，即分别为阴阳、柔刚、仁义，且三组范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由此体现了天人贯通，而 “ 性命之理 ” 也得以理顺，为世人创显出天人根本法则 ——— 此亦是易卦为何是六画的原因。
这里将作为 “ 人道 ” 的仁义与 “ 天道 ” 的阴阳、地道的柔刚贯通起来具有重要的思想理论意义。《说卦传 》 作者认为，作为人道的仁义与天地之道相贯通，具有内在一致性，理解这一一致性，即是对 “ 性命之理 ” 的理顺。关于 “ 性命之理 ” ，《说卦传 》 首章亦云： “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
性命之理既是人道之仁义，也是天地之道之阴阳、柔刚， 仁义实际上是天地之道在人身上的落实 。首先，仁义作为天地之道在人身上的落实，既具普遍性、超越性，也具有具体性、内在性。就前者而言，从人的 “ 类存在 ” 的角度说，天地之道普遍地落实于全体人类，仁义作为性命之理是人类所具有的共性，且其源自具超越性的天地之道；就后者而言，人对于性命之理的认识、了悟都是以个体的身份进行的，具体方式、情形千差万别，且对性命之理尤其是仁义的了悟更多地指向自身。其次，人道与天地之道的贯通，既具本体义，也具功夫义，也可以说是 “ 即本体即功夫 ” 。就本体而言，仁义本身就是天地之道的落实，具普遍性与超越性；就功夫言，人对自身仁义之性乃至天地之道及其贯通的认识、了悟并非先天自然具备，须通过穷理、尽性的功夫方能达到 ——— 这里隐含着天人有别的逻辑，也为后世功夫论哲学埋下了伏笔。从 “ 即本体即功夫 ” 的角度而言，所谓的 “ 顺性命之理 ” 有两重理解，如果 “ 顺 ” 的主语是圣人，那么圣人通过作易，将仁义与天地之道的内在一致性予以揭示，即是 “ 顺性命之理 ” ，这里的 “ 顺 ” 实质上是将本就贯通、一致的 “ 性命之理 ” 予以开显；如果 “ 顺 ” 的主体是普通个体，则 “ 顺性命之理 ” 是对仁义以及天地之道，包括二者的内在一致性的了悟的功夫。
二、 仁义与性命
孔子罕言 “ 性与天道 ” ，仅云 “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 （《论语 · 阳货》）。早期儒家谈性命较为著名的有三家：《中庸 》 《孟子 》 和 《 大戴礼记》。《中庸 》 言： “ 天命之谓性。 ” 其意涵为凡人、物之根本规定性 （如人之所以为人，某物之所以为某物） 源自天授， “ 天命 ” 即天之命令。所以这句话既含生成义，也含规定、限定义。当然这句话的重心在于 “ 性 ” ，这里的 “ 命 ” 为 “ 天命 ” ，而非和 “ 性 ” 相对等、相并列的概念。《大戴礼记 · 本命篇》： “ 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 ” 这里是将 “ 性 ” 与 “ 命 ” 对等起来，且是从个体着眼立论。 “ 道 ” 即天道，从天道处所分有者为命，亦即禀受于天道者； “ 形于一 ” 即个体生命得以完整形成，所以这里的 “ 性 ” ，也就是规定性。这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同时也是由 “ 命 ” 至 “ 性 ” 、性命贯通的过程， “ 性命所指是一 ” 。以上两家谈性命侧重于生成性与规定性，尚未与仁义相关联，而 孟子则将性命与仁义予以直接贯通 。
孟子道性善，目前学界讨论已经非常深入。虽然在个别重要问题上仍有争议，但仁义为人性中必有之义，且为首重之义则是没有异议的。《孟子 》 云： “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 ” （《孟子 · 尽心上》） 所以通过 “ 尽心 ” 即可 “ 知性 ” ， “ 知 ” 即是对仁义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的了悟。此是将性与仁义做了直接贯通。孟子关于命的说法较为复杂，不过，他对偶然性意义、人无能为力的 “ 命 ” 并不关注，他重视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 命 ”，即天命 。天命首先有命令义，即天之所命，对人而言即是不可违抗之当然之则；其次是使命义，即上天所赋予人之必然之事，也是人所当为之事，亦即上天赋予的使命。这个意义上的 “ 命 ” 才是和 “ 性 ” 相对等的概念，也是《大戴礼记》及《说卦传》中的 “ 命 ” 的意蕴所在。对 “ 命 ” 的当然之则、必为之事的意义的确立彰显了道德行为的意义和价值，为道德原则、道德行为建立了天道根据，作为人性本质的仁义礼智由此与天道、天命相贯通，这就是孟子为什么讲尽心、知性、知天，及存心、养性、事天的内在逻辑，以及为何通过修身可以立命的原因。
三、 《说卦传 》 仁义说的理论意义
最后，有必要讨论一下 《 说卦传 》 仁义说的理论意义。
孔子首重 “ 仁 ” ，并赋予 “ 仁 ” 以一定的普遍意义 — “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 （《论语 · 八佾》）“ 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 （《论语 · 雍也》）但孔子罕言 “ 性与天道 ” ，其仁说更多体现为经验性的德行及道德情感，尚未系统建立起天道论、形上学方面的根据。另外，虽然孔子也重 “ 义 ” ， “ 君子义以为上 ” （《论语 · 阳货》），但 “ 仁 ” 具有 “ 全德 ” 意义，孔子尚未将仁、义并举。
孟子道性善，且将仁义并举， “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 ” （《孟子 · 离娄上》） “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 （《孟子 · 告子上》）以仁义礼智为人性之本质，并为性初步建立了天道根据，所谓 “ 尽心 — 知性 — 知天 ” 。至此，作为德行的仁义与天道以心性为纽结得以贯通。孟子开创的这一进路被后来的宋明理学所继承，并赋予了仁学以更丰富的内涵，成为儒家仁学思想中闪光的一页。
相较之孟子，《说卦传》以易学特有的理论和形式，将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借助三才之道及爻位、爻象的形式与天道予以贯通。自此，作为儒家人道的核心 — 仁义 — 与天道之阴阳、地道之柔刚并列为同一序列并构成一个圆融整体而互融互摄，天人得以贯通。 — 其理论效力与孟子的“ 知性知天 ” 基本相当，只是行文限于经传体例，并未像《孟子》那样展开论述，导致略显生硬，理论也较为平面化。但《说卦传》此说更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于引出了所谓的 “ 性命之理 ” ，而此 “ 性命之理 ” 即是仁义与天地之道的贯通。在《周易》中，此 “ 性命之理 ” 即易理，世人通过深研易理，了悟仁义与宇宙精神之贯通与圆融，从而实现安身立命，这也就是《说卦传》首章所言 “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 。就这一点而言，其思想价值不亚于孟子 “ 知性知天说 ” 。
后世学者谈宋明理学，多言其承先秦孟子心性学说而来，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也应该看到，为儒家核心价值仁义建立天道根据，在孟子之外，《周易》，尤其是《说卦传》的 “ 三才仁义说 ” 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如程、朱对《大学》 “ 格物致知 ” 的阐发，在整个宋明理学中可以说处于 “ 拱顶石 ” 的地位，程子多次以 “ 穷理 ” 解释 “ 格物 ” ，后被朱熹继承并发展为理学的经典理论 “ 即物穷理 ” 。虽然程朱的 “ 穷理 ” 说相比《说卦传》的 “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 已经发展为内涵异常丰富的体系性理论，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说卦传》对其的重要启发和深刻影响。
（本文刊于《国学学刊》二〇二五年第一期，有删节，标题为选者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