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云冈石窟的主要大窟中，主佛及其主要胁侍大像多有用硬质材料镶嵌的双眼，其材料有釉陶与玻璃之别。它们是开凿初始就有的还是后期增补的？何时增补？与来自犍陀罗的造像有何联系？与中国造像传统关系如何？是云冈石窟所独有还是在北朝、唐、宋（辽金）都有对应的方式？为何需要用不同的材质来表现眼睛？本文讨论了以体积表现眼睛、墨绘眼睛、镶嵌眼睛的不同艺术表现方式，将云冈的镶嵌眼睛与东晋顾恺之以来对“眼神”的表现联系起来，就这种镶嵌眼睛的时间、传统、普遍性与意图展开了讨论。
2021年10月应云冈研究院杭侃院长之邀，笔者和北大艺术学院的几位同事到云冈石窟作短暂考察，对一些大佛眼睛的形式与材质有了特意关注。2022年7月再次到云冈考察，又有了一些思考，尽管还是不够深入，但因会议论文集出版期限，遂草拟于下，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副标题说是“初步思考”，是因以前学界对此课题的前期讨论不够，且考古材料不足，当日后有赖于考古学的报告和技术数据支持，再作进一步深入。
本文题目“有眼无珠与双目有神”，是对云冈石窟主要大佛双眼现状的描述：有些大佛的双眼没有眼珠，呈现圆形的凹洞，另一些大佛双眼镶嵌有亮晶晶的眼珠，材质或为玻璃或为陶瓷。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共38尊大佛（以及大菩萨）有镶嵌眼珠，出自16个主要洞窟。再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某些镶嵌眼珠有两层，呈现内外大小不同的状态，似乎不是一次而成。然而绝大多数的中小型佛像（包括菩萨、弟子等）没有镶嵌眼珠，也没有圆形凹洞。其中部分造像眼珠涂绘有黑色，而另一些则似乎完全没有表示眼珠的雕刻或涂绘痕迹，没有用圆形边线表现眼珠。观察这些现象，我有了一些初步的预判：镶嵌眼珠与造像的大小体量有关，亦即与重要性有关：各大窟中的主像和主要的胁侍大像有镶嵌的双眼，其他胁侍像则无。继而，镶嵌似乎与时间有关，呈现出时间过程的痕迹：或许并非北魏造像之初就有镶嵌，而是可能在某个中间时期补做（比如可能辽代），而后又有续作（比如可能是明代），这样就可以解释这些镶嵌眼珠的不同材质，以及大小眼珠共存的现象。最后，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北魏原初造像就有镶嵌眼珠，只是后来被不同时期修补和替换。到底是哪一种可能性，或另有可能？如何与造像的历史背景相关联？笔者将云冈石窟的这些大佛像纳入更大地域范围、更大时间尺度的历史结构中思考，或许可以找到合理解释的有效途径。
最早关注到云冈石窟大佛眼珠的，是20世纪上半叶来华调查的美国与日本学者。1932年，美国人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1906-1988，又译为“史克曼”“席克门”等）在云冈石窟从附近农民手中购得一件陶制佛眼并带回美国。在他退休之后，欲捐回中国，联系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宿白教授，使得该佛眼顺利回归了云冈。宿白教授1985年写给国家文物局负责人的信件记录了这个过程。2020年6月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与山西省云冈石窟研究院承办的“魏风堂堂：云冈石窟的百年记忆和再现”特展中，这件陶眼珠和宿白先生的信一起展出。信中写道：“送上云冈石佛陶眼一件，请考虑是否转至云冈保管所保存。此物系美国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馆退休董事史协和（史克门）先生所赠。其来源，据史协和说是他1932年参观云冈时，用一块大洋购自云冈附近农民的。史还写了一纸说明，一并附上。史过去在我国多年，喜爱我国文物并颇有收藏，近年我国学者去堪萨斯参观者多蒙热情接待，现又送还此罕见文物，殊值称赞。我的意见，请文物局具函致谢，以示郑重。”同年，陶佛眼成功回归云冈故地。美国人史克门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兰登·华尔纳（Landon Warner）主修艺术史。1930年，史克门获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在中国留学深造五年。这期间，购买了大量中国艺术品。美国纳尔逊博物馆七千余件中国艺术藏品，有一大半都是他收集采购来的，现存展品还有云冈石佛。1932年他到访云冈。1935年任职于美国纳尔逊博物馆，1953年升任馆长，1977年退休，此佛眼回归为其藏品的后续处理。
在云冈石窟的博物馆，我看到了史克门先生赠回的这件陶眼珠，整体呈圆锥体，高14.4厘米，大头略呈半圆形，上有黑釉，直径11.5厘米，下部无釉，为陶本色。除这件外，该博物馆另有三件捐赠陶佛眼，还有一件1992年在石窟窟前遗址发掘出土的小佛眼，大小各不同（图1）。按照云冈博物馆的展柜编号，最大的史克门捐赠品为4号，其他捐赠品为1、2、3号，出土的为5号（最小）。5件陶眼珠材质基本相同，都是眼珠呈半圆形，上有黑釉，但五件体型相差很大，可知原配的造像尺度相差很大。另外，五件佛眼可分为两类形式：一类如史克门陶眼的圆锥形（4号与1号），另一类则是半球加平底的形式（2、3、5号）。博物馆的陈列标签牌上，注明时代为“辽金”，大致可信。
图 1 ˉ 云冈石窟博物馆展出的釉陶佛眼（笔者摄）
新消息有对老材料的重新发现。20世纪30—40年代，日本人长广敏雄和水野清一在云冈石窟调查时，也发现并带走两件陶质佛眼，现藏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6年由日本学者冈村秀典在其论文中发表，据记载原在云冈第8窟后室所采集。本文在云冈博物馆的基础上续编为6、7号（图2）。6号高6.1厘米，最大直径7.3厘米。7号高7.2厘米，最大直径7厘米。冈村秀典推测其作于金代。 [1] 这与云冈博物馆推测的“辽金”时期大致相同，暂不详述。考察第8窟后室正壁，造像龛分为上下两层，下层龛坐佛一尊，早期照片看面部基本完整（图3），双目似乎完好，应为明清修补后的状态。 [2] 笔者近年实地考察，该佛像已经完全脱去明清泥塑的外表，露出破损的石质底部，没有双眼。上层龛有主像三尊，中间为倚坐像、两旁为交脚坐像，三像的双眼均不存，露出破损的石质底面。龛左的交脚像头部略微完整，可知眼窝为平底状，符合京都大学藏陶佛眼的形状。不过另外两尊双眼破损严重，也有可能是6、7号陶佛眼的原位。逻辑上推测，三尊像应该是同时配眼珠，其形式也该相同。既然40年代早期的图片下层龛基本完好，那么，这两件陶佛眼大概率属于上龛的造像，但不能确定属于哪一尊。
图 2 ˉ 云冈第 8 窟出土陶釉佛眼 ˉ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采自冈村秀典文）
图 3 ˉ 云冈石窟第 8 窟后室正壁（采自水野清一老照片）
史克门送回的陶佛眼（本文编号4）的原位在哪里？理论上说，云冈石窟的大佛（以及左右胁侍的立佛或菩萨）都有可能，部分大像存有亮晶晶的双眼，难道一定不是明清复修时的补装吗？对4号佛眼的原位，目前有两种流行的判断：或说20窟的左胁侍立佛，或说18窟的主尊。从佛眼大小来看，似乎有一定的可能性（还需进一步丈量眼窝的尺寸）。然而观察第18窟主尊，以及第20窟左胁侍立佛眼睛的眼窝，其内部底面都是圆球形（图4），而4号陶眼珠是圆锥形，圆锥形如何能恰当地嵌入圆球形的眼窝？恰如圆榫插方卯，显然两者的形体并不匹配。再说史克门陶佛眼，球体上有凹坑状疤痕，应为烧制时留下，这是眼球嵌入佛眼时黏接岩石的固定点，即预留的无釉的粗糙面。也就是说，陶佛眼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如何与石质底面更好贴合的问题。观察云冈石窟各大佛的眼窝，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底面较平的，如第8窟后壁主像，另一种是较为圆球形底面的，如上述第18窟主尊，更为清晰（没有后期的泥覆盖）的圆形眼窝是第17窟主尊和第19窟主尊的眼窝（图5）。仔细观察，就会看到其底面粗糙，有明显的平行凿痕，应该是与眼珠贴合覆盖的设计。但是，从制作形态的匹配性看，4号陶眼珠的圆锥形难以嵌入圆球形眼窝。如前述，云冈博物馆的五件和京都大学的两件，形态可分为圆锥形与平底形两种，平底形已如第8窟后壁所配，而圆锥形的原位何在？除非，这些圆球形眼窝另有所配，亦即原有一种圆球形底面的眼珠，现已不存？
图 4 ˉ 云冈石窟第 18 窟主尊及 20 窟左立佛局部（笔者摄）
图 5 ˉ 云冈石窟第 19 窟主尊局部（笔者摄）
再说佛眼的材质与制作时间。目前所知七件黑釉陶佛眼，学界大致断代为辽（金）。这可以有两个方面的理由：其一，从陶瓷史看，此类黑釉陶瓷比较符合辽金的普遍技术特征与美学风格。其二，辽金时期云冈石窟有过较大规模的维修活动。据《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载， [3] 辽代自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皇太后重修石窟寺，至天祚帝天庆十年(1120)幸西京，持续半个世纪之久在武州山修建石窟寺。2011—2012年，在云冈石窟山顶考古发掘中， [4] 发现了辽金时期的寺庙遗址以及辽金铸造井台和数十座熔铁炉遗迹。现存于云冈石窟第13窟南壁下层的一则长篇维修题记提供了直接的线索（图6），即《张间□妻等修像记》，刻于一个北魏造像龛的下部，多有漫漶残损，水野和长广读出了其中一些文字，其中有：“大小一千八百七十六尊……戊午十二月一日建”，他认为此“戊午”年即辽代道宗太康四年（1078）。 [5] 后被学界所认同。但其题记所缺文字太多，况且也没有具体针对修补造像的位置与对象，只能作为一种时代背景的可能性参照。
图 6 ˉ 云冈石窟第 13 窟南壁辽代造像记（采自水野清一老照片 ）
然而，云冈釉陶佛眼并不孤立，笔者发现辽金时期在北方地区（包括大同）流行为造像另配眼珠的做法。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河北易县出土的十余件辽代罗汉像（近有说金代，现分藏于美欧多家博物馆）。近年还有一些考古材料出土与之相互参照，如山西大同市出土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墓高僧坐像（大同市博物馆藏），陶塑彩绘，双眼珠为另外单独制作后嵌入（图7），其材质疑似陶瓷。又如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遗址出土辽代菩萨（藏门头沟区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藏金代彩绘木雕大势至菩萨（镶嵌有黑眼珠）、故宫博物院藏辽代彩绘贴金木雕观音菩萨（镶嵌有黑眼珠）、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宋代大型彩绘木雕菩萨头（镶嵌有黑眼珠），还有远在德国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Yarkhoto）出土的陶半身像（镶嵌有黑眼珠），其时代不详，笔者认为应是11—12世纪，对应于辽代。类似镶嵌异质材料的眼珠造像还有许多，辽金（宋）较为集中。这恰好为云冈石窟的这七件陶佛眼提供了一致的时代背景。
图 7 ˉ 大同市博物馆藏金大定二十一年墓出土高僧像局部（笔者摄）
为人像（及神像）镶嵌异质材料的眼珠，在唐代已经不算罕见。最近被重新发现的例子，是龙门石窟唐代奉先寺大龛的主像。笔者数次到洛阳考察，已经发现该龛胁侍菩萨的眼珠镶嵌的问题，2021年年底在中央美术学院的会议上，已经报告了这个发现与判断。2022年上半年，龙门石窟研究院又搭架子对奉先寺大龛进行维修，近距离发现两尊胁侍菩萨双眼有镶嵌的眼珠，为圆弧形贴片，判断为玉石（图8），主尊卢舍那佛也是彩绘加镶嵌眼珠。最新的新闻报道说：“考古人员还在卢舍那大佛右侧胁侍普贤菩萨造像的眼睛处，发现了成分为二氧化硅和铅的古代琉璃眼珠，呈弧形片状，厚度约0.5厘米。其中，右眼眼珠为一整块琉璃，左眼眼珠则是由两块琉璃拼合而成，目前只残留外侧一半。清理后可以看出，琉璃颜色呈暗绿色，质地均匀，熠熠闪光。据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马朝龙介绍，奉先寺造像保存大块片状唐代琉璃实物，实属罕见。” [6] 我们把眼光再放开一些，可以发现一个造像镶嵌眼珠的远久传统：早先在史前的辽宁凌源市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出土的泥塑头像，眼珠为圆形石质所镶嵌。在中亚—西亚一带，伊朗出土著名的苏美尔—乌尔公山羊（美国宾州大学博物馆藏），作于公元前2600—前2400年，公羊有金、银、铜等混合材料，其眼珠及眼眶为青金石镶嵌。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出土的木雕人面，距今3800年左右，藏于新疆博物馆，双眼和牙齿都是玉石镶嵌。二里头文化的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其兽目为圆形绿松石镶嵌。在佛像方面，犍陀罗也有镶嵌眼珠的例子，如阿富汗出土的一尊陶塑菩萨（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1986.2），可能原出自哈达（Hadda），双眼为红色的石榴石镶嵌，晶莹透亮（图9）。时代约为4—5世纪，这与云冈石窟第一期昙曜五窟的建造时间略同，或更早。其镶嵌眼珠的做法，或可看作是昙曜所督造的云冈诸大佛的一个缩小版镜像。
图 8 ˉ 龙门石窟奉先寺唐代普贤菩萨造像左眼眼珠断面（网络新闻照片）
图 9 ˉ 阿富汗出土陶塑菩萨局部 ˉ 4-5 世纪 ˉ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笔者摄）
比较有把握的是，辽金时期对云冈石窟造像的大规模修补，大概率有增补佛眼珠的活动，与现存七件陶佛眼正好时间相对应，也与当时的造像潮流相符合。那么，在云冈石窟建造盛期的时代，即云冈石窟主要大窟的大像建造的时期，这些大佛（或有部分大型菩萨）的眼睛是如何建造（表现）的？即原来的初始状态如何？我认为可以考虑有三种可能性：其一，没有雕造和表现眼珠，眼睛就是扁形凸起的石面结构，这也是大多数犍陀罗佛像的主流样式，石质、金铜像大都如此。亦即后来佛家所形容的“目长颐丰”。北宋释道诚在《释氏要览》卷中提到初唐高僧道宣云：“造像梵相，宋齐间皆唇厚、鼻隆，目长、颐丰，挺然丈夫之相。” [7] 这里所说的“宋齐”，其实更该有北朝，且正符合北魏云冈造像之貌。现存云冈石窟几乎所有的中小型佛像（及菩萨弟子等），双目均为上下二线，没有雕刻眼珠。少数黑色所涂，或是后期重妆。其二，如同许多泥塑像，有彩绘，双眼就可能涂有墨色，犍陀罗和新疆有许多造像如此。尤其是在云冈之后建造的龙门石窟北魏造像窟，如宾阳中洞的主像，石质，以墨色涂双眼（图10）。墨色绘眼珠的传统，在中国南方尤为普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木俑、汉代彩绘陶俑、南北朝至唐代佛像，大多为彩绘加墨色涂眼珠。或可划分一个风气有异的南北之传统。其三，北魏也有镶嵌眼珠的可能。横向看，在长安和山东出土的一些北朝大佛像头（石质），其双眼呈眼窝状，与云冈这些大佛的眼窝极为相似。如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北魏大佛头（图11）、山东省青州博物馆藏东魏高达1.5米左右的大佛头，都是圆洞形眼窝。联系到历史文献记载有北魏造“石像”，为了达到“令如帝身”的效果，使用了镶嵌“黑石”的方法，《魏书》有：“（罽宾人）师贤仍为道人统。是年(452)，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 [8] 另有一条月氏商人在北魏平城铸五色琉璃的记载，北魏太武帝时(424—452)大月氏国（今阿姆河中上游）商人常至平城，“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9] 这是来自中亚的冶炼术传入平城，其“光泽”竟然比来自外域的琉璃更好，使国人惊艳！这不就是制造佛眼珠的最好材料吗？假如属实，并使用在云冈大佛上，大佛的眼珠定会“光色映彻”，国人“以为神明所作”。当然，这些文献材料和现存佛头实物，只是说明了镶嵌佛眼的可能性，并非一定实行过了。
图 10 ˉ 龙门石窟北魏宾阳中洞主尊（笔者摄）
图 11 ˉ 北魏石佛头 ˉ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笔者摄）
进而，再观察大佛的眼珠，如第20窟主尊（图12），其眼珠显然不太符合“釉陶”质地的视觉特征，其一，形状略小于眼眶；其二，结构似乎有内外两层；其三，形态似乎为片状，比较符合“玻璃”“球状”的特征，且似乎不是一次完成的痕迹。这种情况不止于这一尊，其他一些大佛的眼珠也大致如此。另有一些在眼眶内大小与位置镶嵌得十分适宜的造像，却显示出明（清）重妆的整体造像特征。这样看来，现存许多大佛（及大菩萨）的黑亮眼睛，并非釉陶而可能是玻璃，不是辽（金）而是明（清）所重妆。也就是说，镶嵌眼睛不止一次。
图 12 ˉ 云冈石窟第 20 窟主尊局部（笔者摄）
综上所述，概述云冈石窟诸多主流大佛的眼睛，或有以下四种动态的可能性：
4.北魏原本就有镶嵌眼珠，或为石质（如龙门奉先寺大龛的胁侍菩萨），抑或玻璃（琉璃），采用西域工匠造“五色琉璃”的技术，其色彩效果一如阿富汗彩塑的红宝石眼睛（图9）。
至于这四种情况中哪一种更为可能，还需继续研究。至少可以认为，被认定为辽金时期的七件黑色釉陶佛眼，只是其中一个阶段的重妆遗存，既非起始之态，亦与许多现状不符。
魏晋时期的中国人已经特别注意到眼睛与人内在精神的特别联系，不同于一般身体部分的特殊表现力。《晋书》对顾恺之描写道：“恺之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阙少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10] 这段记载与南朝王义庆《世说新语》所说高度相似。顾恺之画人物为什么“数年不画眼睛”？当时流行的解释是眼睛太过重要，不可随形体一次完成，需要特别琢磨研究后再动笔。然而，我认为似乎还有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早期佛像样本来自外来犍陀罗雕刻不刻眼珠的范式，“照猫画虎”完成后不为中国观者所认同，不久即再次补绘眼珠。有眼（珠）与无眼（珠），当然绝不止于“逼真”，而是有无生命的区别。唐代记载了南朝著名画家张僧繇类似的事迹：“天监（502—519）中……又金陵安乐寺四白龙，不点眼睛，每云：‘点睛即飞去。’人以为妄诞，固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两龙乘云腾去上天，二龙未点眼者见在。” [11] 静与动、壁龙与真龙的区别，唯一就在眼睛的画法。
颇令人意外的是，在中国宋、辽、金时期流行用单独材料镶嵌眼珠时，日本镰仓时期（1185—1333）也流行一种佛像雕刻技法“玉眼”。即在木雕佛像的眼部,自里侧（背后）嵌入水晶薄片,又在水晶片内侧（背后）描绘瞳仁,有点类似后来鼻烟壶的内画法。所作佛眼，在外部看来栩栩如生,灵动通透。在中国佛眼的“玉石—釉陶—玻璃”材料系列中，镰仓的“玉眼”并不突兀、违和。两者是否有关联？还需再研究。
佛像会因时间而有损毁，不论石刻或泥塑。历史上信徒们曾就是否修补有过讨论，“修旧如旧”还是“焕然一新”？唐代义净在游历天竺时显然遇到过普遍的这类问题，他在一部译经（《根本说一切有部目得迦》卷八）中借佛的口气说：“佛言：‘若佛形像泥塑亏损，苾刍生疑，不敢修饰。’佛言：‘或增大，或可相似，随意而作。’诸彩画壁不分明者，应可拂除，更为新画。” [12] “苾刍”，梵语，喻出家人，这里借佛言打消了僧徒们的疑虑，给予了后世修补者理论依据和制作自由。或可依照犍陀罗式“有眼无珠”、保持大佛正宗传统的“神圣性”，或可求新，追求“双目有神”、呈现贴近观者的“真切性”，石窟的复修者可以自主选择，“随意而作”！无论如何，在一般信众和观者看来——尤其是听过顾恺之与张僧繇画眼睛的神奇故事的后人，“有眼无珠”当然是不可接受的，实际上在后来的中文语境中它成了一个贬语。模拟性的“双目有神”不仅强化了佛的真实存在，更在于其生命活力的外溢。既体现出观者所熟知的真切性，更表现出炯炯有神的视觉穿透力。外在的亮光揭示着内在的灵性，雕刻由僵硬的图像变为活灵活现的生命体！另一方面，以珍贵罕见的材料表现佛眼，还呈现出佛性之珍异稀有。鸠摩罗什译《阿弥陀经》说极乐国土有七宝池，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严饰之”。 [13] 显示的就是世间珍宝与彼岸世界的联系，由可视到可感，由视觉性而至神圣性。龙门石窟奉先寺大龛始造于唐高宗时期，上元二年（675）工毕，大约五十多年后的盛唐时重修，其旁镌刻的《大卢舍那像龛记》应该是重修后所作，文中夸耀修复一新的大佛像“相好希有，鸿颜无匹”， [14] 镶嵌有玉石眼睛的大佛和菩萨，其“鸿颜”当然是稀有、无匹。为大佛像凿眼洞镶嵌佛眼，双眼“开光”，无论是在北魏、唐、辽（金）还是明代，其产生的视觉冲击力一定是空前的。在云冈石窟内部局促的空间仰望巨佛时，人人都会因渺小而感受到众生平等，领受佛眼散发出的光芒，领略视觉的奇迹！借用前引北齐魏收所说：
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
注释：
[1]冈村秀典：《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究》，徐小淑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第293-294页。
[2]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编著《云冈石窟》第五卷，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1951，图版29。
[3]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1期，第71页。
[4]古艳：《辽金时期云冈石窟的修造与保护》，《云冈研究》2021年第3期，第80页。
[5]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编著《云冈石窟》第十卷，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1953，图版24。
[6]记者桂娟、袁月明，新华社新媒体：《龙门石窟最新考古发现，揭开卢舍那大佛千年前“风华”》，新华社官方账号，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4148968337477860&wfr=spider&for=pc，访问日期：2022年5月29日。
[7]释道诚撰《释氏要览校注》卷中，富世平校注，中华书局，2018，第275页。
[8]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第八册，中华书局，1974，第3036页。
[9]同上书，卷一百二《西域传》，第八册，第2275页。
[10]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十二《顾恺之》，中华书局，1974，第2404页。
[11]张彦远著、许逸民笺：《历代名画记校笺》下册，中华书局，2021，第516页。
[12]释道诚撰《释氏要览校注》卷中，富世平校注，第407页。
[13]鸠摩罗什译、隋智凯撰：《佛说阿弥陀经义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334-335页。
[14]温玉成：《〈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注释》，《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第100页。
（李凇，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本文原刊于《美术大观》2022年第10期第81页~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