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本栋：略论《古文真宝》的东传

《古文真宝》产生于宋末元初，最初的编者大致可确定为黄坚。是书编成后不久，就有元初著名的理学家和文学家陈栎对其进行了改编。到了元末，又有林桢的批注本出现。遂形成了《古文真宝》的两个版本系统。

《古文真宝》产生后，曾在元、明两代广泛流传，入清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本土流传渐衰，但在朝鲜半岛和东瀛的传播却方兴未艾，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中国与东亚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本文即对其东传的时间、途径、影响等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古文真宝》在元代已传入高丽。据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朝鲜士人姜淮仲为《善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所作的题记所载：

此编所载诗文，先儒精选古雅，表而出之，承学之士，所当矜式也。前朝时，埜隐田先生禄生出镇合浦，董戎之暇，募工刊行。由是，皆知是编有益于学者。然其本岁久板昏，且无注解，观者病焉。岁在己亥，予承乏观察忠清。越明年，公州教授田艺出示此本，有补注明释錡然于心目，因嘱沃川守李护监督重刊，未数月而告毕。于戏，岂非斯文之一幸哉。今以二本雠校，则旧本颇有埜隐先生所删所增，故与今本中间微有小异耳。愚于此论辩，并谂诸后学云。时永乐龙集庚子孟冬下浣。嘉靖大夫、忠清道都观察黜置使、晋阳姜淮仲谨志。 ^[1 ]

据此，高丽朝时期，田禄生（1318-1375）出使中国， ^[2 ] 购得《古文真宝》，并刊刻于东国。至朝鲜世宗二年，即永乐十八年，姜淮仲又据田艺藏本复刻于忠州。姜淮仲所提及的这两个版本，一本少有注解，又经田禄生删改；一本则注解详明，应是林桢补注过的元末刊本，二者应都属于“魁本大字”系统。

只是这个本子，到了景泰初年，随着由陈栎改编、明宋伯贞作音释、刘剡校正、詹进德刊行的《详说古文真宝大全》的传入东国 ^[3 ] ，便湮没无闻了。

朝鲜时代的士人多认定陈栎是《古文真宝》的编者。如李滉（1501-1570）就说：“此书出于陈新安之撰。” ^[4 ] 陈栎是休宁（今属安徽）人，休宁为隋之新安郡治，故人称陈新安。洪暹（1504-1585）也说：“新安赖有定宇陈，生不及朱道具体。却恐文章随世变，后生逐末失根柢。删其冗僻剔其伪，手把规矩出凡例。萃为一书号《真宝》，西山《正宗》意妙契。” ^[5 ] 认为《古文真宝》乃继真德秀《文章正宗》而成。朝鲜正祖时期（1776-1800），徐有榘（1764-1845）奉命编纂《镂板考》，更十分明确地著录：“《古文真宝大全》前集十二卷、后集十卷。元陈栎编，进士宋伯贞音释。其书选古今骚赋诗文凡七十六家，末附谢枋得《文章轨范》一卷。” ^[6 ] 言之明晰。

朝鲜士人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在《详说古文真宝大全》后集卷十所选《太极图说》一篇篇末，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话：

今选古文而终之以《太极》《西铭》二篇，岂无意者？盖文章、道理，实非二致，欲学者由韩、柳、欧、苏词章之文进，而粹之以周、程、张、朱理学之文也。以道理深其渊源，以词章壮其气骨，文于是乎无弊矣。此愚诠次之深意也。朱子于《太极》《西铭》注释精详，今不暇尽录，学者欲观其详，宜自于朱子之书求之云。新安陈栎谨书。 ^[7 ]

言之凿凿，不容置疑。故其孙陈嘉基编纂《定宇集》，即将此篇收入卷一，并题为《太极图说序》。 ^[8 ] 同卷又收有其《批点古文序》一篇。云：“或曰：‘今选古文即以李斯《上秦皇逐客书》次于《楚辞》（指《离骚》），其文虽美，如其人何？’曰：‘不可以其人废其文也。且以《离骚》压卷，以忠臣为万世劝也；以此书次之，以奸臣为万世戒也。劝戒昭然，读古文而首明此，岂无小补云。” ^[9 ] 这段文字见于《详说古文真宝》后集卷一李斯《上秦皇逐客书》题下，陈嘉基将其辑入《定宇集》，也许是《离骚》在后集冠首，故称名《批点古文序》，虽无道理，然所谓“今选古文”云云，也是指陈栎编选《古文真宝》之事。 ^[10 ] 又，《详说古文真宝》后集卷四韩愈《送陆歙州傪诗序》题下注曰：“此吾州事，不可不知。兼文字中以此意施之郡守者甚侈，故选之。然陆侯虽有此除，未几卒于道，不及到也。” ^[11 ] 休宁曾为歙州治，唐改新安郡，故所谓“此吾州事”，也完全符合陈栎的口吻。

然而，陈栎并不是《古文真宝》的编选者，他只是最早的改编者而已。因为，只要对照一下五山版《诸儒笺解古文真宝》和《详说古文真宝大全》，我们就会发现，二书所选篇目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相同的，陈栎所谓“今选古文”云云，都应指的是其补编的工作，即具体增补了《离骚》《上秦皇逐客书》《太极图说》等若干诗文，而非全书皆由他所选编。陈栎说“今选古文而终之以《太极》《西铭》二篇”，实际《西铭》是原本就有的。故陈嘉基辑其《上秦皇逐客书》的题下注，只说“批点古文”，也不说编选。关于此点，笔者另有专文讨论，此不赘。

朝鲜士人金宗直成化八年（朝鲜成宗三年，1472年）曾为新刊《详说古文真宝大全》撰跋，引录如下：

诗以《三百篇》为祖，文以两汉为宗。声律、偶俪兴而文章病焉。梁萧统以来，类编诸家者多矣，率皆夸富斗博，咸池之与激楚，罍洗之与康瓠，隋珠之与鱼目，俱收并摭，不厌其繁。文章之病，不暇论也。惟《真宝》一书不然。其采辑颇得真西山《正宗》之遗法，往往齿以近体之文，亦不过三数篇，不能亏损其立义之万一。前后三经人手。自流入东土，埜隐田先生首刊于合浦，厥后继刊于管城，二本互有增减。景泰初，翰林侍读倪先生将今本以遗我东方。其诗若文，视旧倍蓰，号为‘大全’。汉晋唐宋奇闲俊越之作，会粹于是，而参差错落骈四俪六、排比声律者，虽雕缋如锦绣，豪壮如鼓吹，亦有所不取。又且参之以濂溪关洛性命之说，使后之学为文章者，知有所根柢焉。呜呼！此其所以为‘真宝’也欤。然而此书不能盛行于世，盖铸字随印随坏，非如板本，一完之后，可恣意以印也。前监司李相公恕长尝慨于兹，以传家一帙，嘱之晋阳。今监司吴相公伯昌继督，牧使柳公良、判官崔侯荣，敬承二相之志，力调工费，未期月而讫。将见是书之流布三韩，如菽粟布帛焉，家储而人诵，竞为之，则盛朝之文章法度，可以凌晋唐宋，而媲美周、汉矣。夫如是，则数君子规画锓梓之功为如何也。成化八年壬辰四月上浣，奉正大夫、行咸阳郡、守晋州镇兵马、同佥节制使金宗直谨跋。 ^[12 ]

据此，则是朝鲜活字本《详说古文真宝大全》印于成化八年。其传入东国，更早在景泰初年，由“翰林侍读倪先生”带到朝鲜。所谓倪先生，即倪谦。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十一月，刚即位的明代宗即派遣翰林院侍讲倪谦、刑科给事中司马恂前往朝鲜颁即位诏，“并赐其国王及妃锦绮彩币等物”。 ^[13 ] 次年正月，倪谦等抵达朝鲜，在朝二十余日，期间与朝鲜馆伴郑麟趾、成三问、申叔舟及首阳大君、安平大君等一时名臣讨论韵书、科举、庙制等，互赠书画礼物，诗歌唱酬，彼此往来甚多。 ^[14 ] 《详说古文真宝大全》应当就是在这期间由倪谦赠与朝鲜士人的。由此可见，是书也必成于明初，音释者宋伯贞、校正者刘剡都是明初人，而至宣德、正统年间，此书已经流传得很广泛了。 ^[15 ] 田禄生于高丽后期携入东国，并募工刊刻之本、姜淮仲所刻公州教授田艺藏本，都不见于记载，可知正是《详说古文宝大全》这一刊本，传到朝鲜之后，取代了元刊本《古文真宝》。

据李仁荣先生《清芬室书目》卷七著录的“中国人著述”、朝鲜壬辰（朝鲜宣祖二十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前的活字刊本中，就已列有《古文真宝大全》。其刊刻用的活字是朝鲜文宗庚午年（也即世宗三十二年，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所铸之活字，而此字是由安平大君李瑢所书写的，至朝鲜成宗五年（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印书，庚午活字已毁，而不得不另铸新字。 ^[16 ] 可知《古文真宝大全》的朝鲜活字本的出现，至迟也在明成化年间，而其书东传和撰成的时间当然就更早。

姜淮仲对此本的评价很高，认为它把“汉晋唐宋奇闲俊越之作，荟萃于是。而骈四俪六、排比声律者，虽雕绘如锦绣，豪壮如鼓吹，亦有所不取。又且参之以濂溪关洛性命之说，使后之学为文章者，知有所根柢”，“颇得真西山《正宗》之遗法”。这既与陈栎的看法完全一致，也是朝鲜士人当日普遍的文学观念。高丽朝后期，在忠烈王和一些朝廷大臣如李奎报、安珦、白颐正、李穑、郑梦周、权近等人的倡导下，理学在东国迅速传播，逐渐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进入朝鲜时期，尤其是世宗、中宗以降，朝鲜王朝更是大力推行理学，推尊朱熹，理学成为一代官学。宋代理学家的著作和他们所编的各种诗文选本，也成为朝鲜时代的畅销书。像邵雍、程颢、程颐、张栻、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文集，吕祖谦所编《古文关键》、楼昉编《崇古文诀》、真德秀《文章正宗》、金履祥《濂洛风雅》等选本，都曾多次刊刻。《详说古文真宝大全》在朝鲜时期流行，并取代《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正是东国理学兴盛背景下的必然结果。

与金宗直同时代的金时习（1435-1493），有诗专咏此书。曰：“世间珠璧谩相争，用尽终无一个赢。此宝若能藏空洞，满腔浑是玉瑽琤。” ^[17 ] 谓熟读《古文真宝》一书，更胜过金银珠宝千万。洪暹曾撰诗详述《古文真宝》一书的内容，并指出：“新安赖有定宇陈，生不及朱道具体。却恐文章随世变，后生逐末失根柢。删其冗僻剔其伪，手把规矩出凡例。萃为一书号《真宝》，西山《正宗》意妙契。” ^[18 ] 认为它能承继真德秀《文章正宗》的编选思想，对陈栎选编是书的评价略同前人。金安国（1478-1543）则认为是书与《古文关键》《文章轨范》同为“学者模范” ^[19 ] 。曹植（1501-1572）教人学文，谓：“君之为文，岂类俳优也，但文理不续，语不成辞，人且吹，余谓聋者之《咸》《韶》。……请取《真宝》文后集，一二年业之，要夺其胎，以换其骨，毋使老夫作为羊公之见，而使君作为羊公之鹤也。” ^[20 ] 朴承任（1517-1584）编《风骚选》，“就东贤所选前后《风骚集》除杜韩苏大家及《真宝》所载外，择其铺叙委曲，语意平稳，无奇简僻涩之疑者，得若干首，以为不远之则。” ^[21 ] 以继《古文真宝》之选。李植教子侄读书作文，也明说：“韩柳欧苏、《文选》、八大家文、《古文真宝》《文章轨范》等中，从所好钞读一卷，限百番，此属先读。” ^[22 ] 将《古文真宝》与《文选》等并列为文章模板。所以，许筠（1569-1618）就说：“国初诸公皆读《古文真宝》前后集以为文章，故至今人士初学，必以此为重。” ^[23 ] 而金锡胄（1634-1684）也说：“近世选文者，西山有《真宝》（以真德秀为此书编者，是其误），谢氏有《轨范》。是二书最盛行于今。然或以其杂采赋辞，而章程未整；偏取唐宋，而词气渐俚。盖亦不能无病之者。” ^[24 ] 也都是以此书为初学者必读之书的，足见其在东国的广泛流传和影响之大。

《详说古文真宝大全》自景泰元年传入东国后，不久便有朝鲜活字本出现。今韩国高丽大学、延世大学、奎章阁等即藏有朝鲜文宗元年（1451）庚午字刊本残卷多种。 ^[25 ] 金宗直谈到的李恕长所藏疑即此年刊行的朝鲜本。是书经柳良、崔荣重刊后（时在明成化八年、朝鲜成宗三年，1472），逐渐流行。此后陆续刊行的朝鲜各本，当皆出于此本。像朝鲜明宗二十二年（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 ^[26 ] 、朝鲜宣祖二年（隆庆三年，1569）兴阳县刊本 ^[27 ] 、朝鲜宣祖九年（明神宗万历四年，1576）以前刊本 ^[28 ] 、朝鲜肃宗二年（清康熙十五年，1676）刊本、朝鲜肃宗、正祖、纯祖（约清乾隆、嘉庆）年间戊申字、甲寅字、丁酉字等多种刊本等， ^[29 ] 也由此本而来。据韩国延世大学全寅初教授主编的《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今存朝鲜时期《详说古文真宝大全》的各种刊本、写本、石印本，总数竟达174种， ^[30 ] 其流传之广，可见一斑。

朝鲜活字本 《详说古文真宝大全》书影

朝鲜时期，《详说古文真宝大全》各种抄本、注本和讲论也不断出现。像金时习、金履久等就有写本传世， ^[31 ] 李滉（退溪先生）则有《古文真宝前集讲录》， ^[32 ] 而后者尤为著名，传本亦甚多（金隆《古文真宝前集讲录》 ^[33 ] ，李德弘《古文（真宝）前集质疑》 ^[34 ] ，皆传录其说）。李滉是朝鲜时期最著名的朱子学者、理学大家，在理学方面著述甚多，在东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他又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故其论诗往往能从作品本身出发，“各随其文义而观之”， ^[35 ] 少有说教。故其讲录虽多释词语，却每每能由词语而释诗意。如释聂夷中《伤田家》，先解释“五月粜新谷”之“粜”字：“盖出己米与人而取人钱物曰‘粜’，出己物与人而纳人之米谷曰‘籴’。”再说明“此诗谓农人五月‘粜’未成之谷，预取物于人，期谷成而偿之，故曰‘五月粜新谷’。” ^[36 ] 释杜甫《哀江头》“江水江花岂终极”云：“言有情者有泪以沾臆，犹可自慰，彼‘江水江花’之无情者亦无泪沾之可慰，其百万恨之意，岂有终极乎？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类，皆因人情之甚悲而借无心之物以极言之也。” ^[37 ] 皆释义准确。又如，他讲解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一句，曰：

非谓吴、晋之亡，亦不言己之浮游，由小人欺蔽之故。泛言登高望远之际，不能忘情于魏阙，而为浮云蔽日之故，渰没而不见长安，使人心忧耳。而其讽喻讴吟、嗟叹闷恻之余，自含蓄小人欺蔽，使己去国流落，望君不可见之意。如此读之，乃能得诗之正意。本注不满于晋之偷安江左者， ^[38 ] 去诗意甚远。“总”字下得甚好。盖登览望形胜，本为可乐之事，只为不见长安之故，凡所见形胜，无非使人愁思云耳。大抵近体末二句多说出别意以结之，不以粘着上句为义，欲说下句无非使人愁之意，而先于上句之上，下“总为”两字以括之，此最诗法妙处。 ^[39 ]

李滉的《古文真宝讲录》是因弟子所问而答疑解惑的记录。《古文真宝》注文浅陋，其弟子多因注文而质疑，李滉也一再指出“不可尽拘本注之说，本注疏舛处多”。 ^[40 ] 此条答疑既将李白诗意平实道来，纠正了注文之失，又由此诗末句论及近体诗法，亦是有得之见。

李滉中年以后忧于士祸，辞官归乡，著述施教，弟子众多，影响甚大。其《古文真宝讲录》因亦传写转录（如金隆、李德弘等），流播甚广。《古文真宝》实已与《古文关键》《文章轨范》等选本并列，成为东国士人学习古文的模板和正途。 ^[41 ] 如前引金宗直所说，此书将“汉晋、唐宋奇闲俊越之作，荟萃于是，……又且参之以濂溪关洛性命之说，使后之学为文章者，知有所根柢焉，此其所以为‘真宝’也”。“将见是书流布三韩，如菽粟布帛焉，家储而人诵，竞为之则，盛朝之文章法度，可以凌晋唐宋，而媲美周汉矣”。至若批评某人文不成体，也往往会举出《古文真宝》。如前举朝鲜士人曹植对别人学文不当的批评。凡此，皆可见此书影响之大。

《古文真宝》的另一版本系统《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传入日本的时间也相当早。大致在室町时代（1338-1573），已传入东瀛，其流传之广，影响之深，更甚于朝鲜。据严绍璗先生所考，日本文献中最早关于《古文真宝》的记载，是五山僧人满济准后的《日记》。称光天皇应永二十年（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4月7日，其记曰：“清胤和尚来，《古文真宝》谈义在之，自今日始。” ^[42 ] 自此以后，不断有关于以《古文真宝》为内容的讲习会的记载。如《康富记》后花园天皇宝德二年（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11月12日记道：“入夜，……读《古文真宝》内后集二张子厚《西铭》文也。‘理一分殊’见于其注。”《后法兴院展记》后土御门天皇文明十七年（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10月10日也记道：“有《古文真宝》谈义，与藏主（僧彦龙周兴）谈之。今日始后集。” ^[43 ] 彦龙周兴正是五山时期著名的僧人，由他主持的《古文真宝》讲习会一直延续到后土御门天皇长亨元年（1487）六月。 ^[44 ] 《实隆公记》亦载其于后柏原天皇永正三年（1506）8月6日，“于万松轩左首座讲《古文真宝》（后集）”事。 ^[45 ] 他们讲习的成果“抄物”也不断涌现。像常庵龙崇和尚的《古文真宝抄》十卷（后柏原天皇大永二年，1522）、笑云清三的《古文真宝抄》（大永五年，1525）、仁如集尧的《古文真宝抄》九卷（后阳成天皇庆长十四年，1609）等，皆是其代表。其中笑云清三的《古文真宝抄》，集中了桂林德昌、湖月信镜、一元光寅、万里集久等多人的讲读成果，先后有后水尾天皇元和三年（1617）木活字本、明正天皇宽永十九年（1642）重刊本等。 ^[46 ] 五山僧人的这些讲习活动，大大推动了《古文真宝》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

进入江户时代，各种刊本蜂起。后阳成天皇庆长十四年（万历三十七年，1609），本屋新七在京都刊行了木活字本（此后二十年间，曾刊印七次）。 ^[47 ] 后西天皇万治三年（清顺治十七年，1660），有次良兵卫刊本。其后的各种版本，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增补补正版）搜集统计，就多达百余种。 ^[48 ] 各种注本也层出不穷。今存比较重要的注本就有：

后光明天皇庆安元年（清顺治五年，1648），（佚名）《冠注古文真宝后集》十卷 ^[49 ] ；

林忠（字子信，号罗山）撰、鹈饲信之（字子真，号石斋）总其成的《古文真宝后集谚解大成》二十卷（灵元天皇宽文三年，1663）；

宇都宫由的（号遯庵、三近）的《鳌头评注古文前集》十卷（宽文五年，1665，此后重印又称《鳌头新增诸儒注解古文真宝》等）；

毛利琥珀（字虚白，号贞斋）的《古文真宝后集合解评林》十卷（延宝七年，1679）；

山崎保春注、生驹登增注《新增评注古文真宝后集》十卷；

榊原篁洲的《古文真宝前集谚解大成》十七卷（天和三年，1683） ^[50 ] ；

长泽粹庵的《古文真宝后集旧解拾遗》三卷（贞享三年，1686）；

梅康的《古文真宝讲述》三卷（东山天皇元禄五年，1692）；

增田春耕的《古文后集余师》（光格天皇文化八年，1811）；

森伯容笺解、冈本东皋校《古文前集余师》四卷（仁孝天皇天保七年，1836）；

冈本行敏增补、佐藤义光、山岸善道校《增评补注古文真宝校本后集》等。 ^[51 ]

其中，又以《古文真宝》后集翻刻为尤多。如较早出现的佚名《冠注古文真宝后集》、林罗山《古文真宝后集谚解》、毛利贞斋的《古文真宝后集合解评林》、山崎保春注、生驹登增注《新增评注古文真宝后集》等。“庆长敕版、庆长古活字版中还有抽取《古文真宝》开头的七种劝学文而刊行的《劝学文》（庆长二年，1597）。江户时代，面向庶民的读写启蒙教科书‘往来物’中，‘劝学文’常常被收录在内。例如《劝学之文》（宽延四年，1751）、《教牍庭训宝文房》（宽政十二年，1800）”等。 ^[52 ]

影印五山版《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

这些日本注本的注释一般都极为详尽。凡词语典故、名物、术语、作者生平、创作背景、诗文大意等，无不一一加以注解、叙述。这不仅有保存文献之功，而且，在对版本系统的判别、作家生平的考证和所选诗文主旨的理解等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资料和独特的视角。比如，林罗山就根据明弘治年间云中青藜斋本跋语，判断《古文真宝》的编者，应为黄坚，而对旧说一一作了辨驳。他对林以正编撰的说法，径作否定，曰：“此说大不可也。”对所谓何晦夫编校、张天启释文的说法，则引前人之说加以否定。谓：“或曰何晦夫所作者，《古文句解》也，非此《真宝》也。” ^[53 ] 这对后来的许多日本古注本有直接的影响，在是书的编者问题上，后来的注者和校刊者，几乎皆据林罗山为说。 ^[54 ] 又如，榊原篁洲（1656-1701）撰《古文真宝前集谚解大成》，于卷首谈到一本，曰：“近年所见一本，题永阳黄坚编集、张天启释文。此本有皇明弘治年间云中青藜斋跋，卷首有神宗皇帝御制序。编次亦与世间通行本稍异。诸赋载后集卷首，《出师》《陈情》二表载后集卷尾。注释也往往有异同。” ^[55 ] 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版本信息。至于注释，亦多能“辨其体格，明其意旨”， ^[56 ] 往往有可取之处。像宇都宫由的指出《读李斯传》在《唐文粹》中已收录，作者为曹邺。 ^[57 ] 解《古乐府》“青青河畔草”曰：“此篇情思深远，最可逐咏。其词虽断间，意实相贯，读者不为旧注所惑可也。” ^[58 ] 又，注韩愈《古意》诗，引《真人关尹令喜传》《修文殿御览》， ^[59 ] 皆为旧注所不及，足资参阅。

同门友张伯伟教授曾指出：“东亚文明形成的社会基础，是汉文化的普及教育，而文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60 ] 日本平安时代，士人学习和研读的中国文学典籍，主要是萧统《文选》和《白氏文集》等。五山时期，寺院的僧人受宋人影响，所学习的重点已转向《古文真宝》《唐贤三体诗法》《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杜诗和苏、黄诗等典籍上。时移世变，风气渐转，《古文真宝》一书亦逐渐流行。如日本江户时期儒士林恕（1618-1680）所云，萧统《文选》，“赋文以类分，选而取粹，古以此为最，且李善援用之详，五臣注解之通，太便于博赡也。……故本朝菅、江诸家博士，成业扬名，藉此书之力者不为不多。近岁少年丛偶学诗文者，狭而《三体》《真宝》，广而苏、黄集而已。至于《文选》，则束阁 而不读焉。” ^[61 ] 就道出了这种转变。

直到江户前期，《古文真宝》等书仍非常盛行。“宿学老儒尊信《三体诗》《古文真宝》，至与四子、五经并矣”。 ^[62 ] 大约从中御门天皇正德年间起，渐受中土明前后七子影响，有荻生双松等人开始提倡学习汉唐 古文辞，排斥《古文真宝》，认为它是俗书，然而其传播和流行的趋势却并未衰减，它仍旧是日本士人初习古诗文尤其是古文的最重要的教科书之一。林道春云：“本朝之泥于文字者，学诗则专以《三体唐诗》，学文则专以《古文真宝》。皆以为周伯弼、林以正有益于世也。实二集之诗文精审明畅，习之亦有益于文字乎。” ^[63 ] 清田儋叟（1719-1785）《孔雀楼笔记》卷四则记道：“三轮安立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予童子之时，先人嘱予从立安先生受句读。予于《古文真宝》每次阅读则以十叶为数，颂三遍，若三遍而不能默诵，先生则正色戒厉，嘱予复读五遍、六遍。” ^[64 ] 故宇都宫由的为《古文真宝》前集作注，跋曰：“世所刊行之《古文真宝》前后集，简而文，正而葩，所以不离道也。虽有一二之不可为道者，又足以涉笔者之为助矣。” ^[65 ] 震泽柳刚为榊原篁洲《古文真宝前集谚解大成》作序，则云：“古文之编，数十百家。本邦之俗，雅取《真宝》为业。耆耋诵之，儿童习之。” ^[66 ] 其书在日本的普及程度，可想而知也。

朝鲜各种刊本既盛行，还出现了向中国本土回流的情况。如，朝鲜《增补文献备考》卷二百四十二《艺文志》一即载，朝鲜肃宗四年（清康熙17年，1678），清使侍卫噶等所带回的书册中，除高丽、朝鲜文人的著述外，就有《古文真宝》一书。 ^[67 ] 成书于朝鲜正祖十三年（1789）的《西库藏书录》，在“文章类”中著录：“《古文真宝谚解》一件，十册。陈栎。” ^[68 ] 成书于纯祖年间（1800-1834）的《宝文阁册目录》集部中，也著录有《古文真宝谚解》十卷。 ^[69 ] 则可能是此书自日本流传至朝鲜的和刻本。 ^[70 ] 当然，除了《古文真宝》的这些东传与回流，是否已构成通过阅读而产生的互相影响的书籍“环流”， ^[71 ] 尚需要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古文真宝》在后世东传的过程中，版本众多，然要为两大系统：一是由陈栎改编、明初宋伯贞、刘剡音释、校正的《详说古文真宝大全》系统，一是由元末林桢增注、整理的《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系统。前者在明初传入朝鲜半岛，一直盛传不衰，而元刊《诸儒笺解古文真宝》也在日本长期流传，版本众多，其影响之大，更甚于东国。二者共同成了一道汉籍东传和汉文化圈中的靓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