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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易学研究的成就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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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学勤的易学研究分为四个时期，在孕育期，商周甲骨是其主要研究对象；在建构期，李学勤立足传世文献，对《周易》经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完善期，李学勤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马王堆帛书《周易》，延及战国秦汉竹简易类文献、《易纬》及太极图；在定型期，以清华简《筮法》的发现为契机，李学勤在以往相关探索的基础上，对数字卦问题做了总结性论述。在李学勤的易学研究生涯中，数字卦问题贯穿始终，是其易学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其对数字卦的认识，由商周数字卦材料“奇字说”到“数字卦说”，再由战国竹简材料“卦画说”到回归“数字卦说”，是一个充满曲折的科学探索过程。同时，他对孔子、孔门弟子与《周易》关系及其易学思想的讨论，反映了儒家易学建构这一重大指向。
关键词： 李学勤；易学；《周易》；数字卦；儒家；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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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在上古史、甲骨学、青铜器研究、简帛学、战国文字研究、学术史等众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他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易学研究的学者，但凭藉“二重证据法”，致力于《周易》探源工作，从考古学、文献学的角度不断向易学的源头掘进，在易学研究领域同样达到了一般研究者难以企及的高度。其易学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汇集在《周易溯源》一书中。据此，有学者着重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进行了综述，但因其属于横向的归类，故而难见其易学研究的阶段发展、独特线索与重大指向。兹在全面搜集、分析其易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循着其易学研究展开的轨迹，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予以论述。未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李学勤易学研究的四个阶段
1952年夏，李学勤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与甲骨缀合工作，其学术生涯，由此开始。正是由于这一甲骨研究的治学经历，预示了其日后与易学结下的深厚缘。
（一）孕育期：商周甲骨研究
李学勤的易学研究自1956年至1983年处于孕育之中。他对西周甲骨的研究，是其与易学结缘，进而步入易学研究领域的开端。1956年，李学勤发表《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一文，在谈到四盘磨卜骨、张家坡卜骨时，论及上面的符号，但只是将之视为“族名”或“纪数的辞”，并联想到《周易》筮数，而未明确认识到数字卦问题。未曾想，正是这一看似简单的论述，竟孕育了其易学研究的重大方向。此后，直到1981年，李学勤方发表《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一文。1986年，又发表《续论西周甲骨》一文。从性质上看，以上三篇文章围绕同一主题进行研究，共同构成了其易学研究领域西周甲骨研究的主体，揭示了《周易》卦爻辞内容、辞例与西周甲骨卜辞的一致性。1989年，李学勤发表《竹简卜辞与商周甲骨》一文。其重心虽然不是商周甲骨研究，但延续了这一话题。
（二）建构期：传世易学文献研究
李学勤易学研究的系统建构，始于1984年《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一文的发表，而成于1992年《周易经传溯源》一书的出版。此时，他立足传世文献，努力使其易学研究“略成体系”。这些工作，旨在为帛书《周易》研究做好准备。因此，传世易学文献是其关注的重要内容。
1. 今本《周易》古经研究
李学勤对今本《周易》古经的研究，主要围绕性质、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形成年代等核心话题进行，并延及早期卜筮与《易象》问题。其中，前两者留后叙述，此处只就其余三个方面进行梳理。第一，古经的形成年代，是易学研究中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对此，李学勤撰写《〈周易〉卦爻辞年代补证》，根据新时期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长足发展，认为“经文的形成很可能在周初，不会晚于西周中叶”。第二，在传世文献中，直接反映早期卜筮的材料比较有限。李学勤从《尚书》《周礼》入手，撰述《〈洪范〉卜筮考》与《〈周礼〉大卜诸官的研究》，详细解读了《洪范》和《周礼》中有关卜筮的记载，揭示了早期卜筮的基本面貌。第三，《易象》问题，是早期易学研究的一个难点。李学勤依据《左传》韩起“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的记载，作《鲁大史氏〈易象〉说》一文予以剖析，认为《易象》应是类似于《象传》《说卦》的讲解卦象之书，是“《易传》的一项来源和基础”。这样，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易传》研究上来。
2. 今本《易传》研究
今本《易传》研究是李学勤易学研究的一大课题，主要包括年代、易学的传流和“《说卦》以下三篇”三大问题。其中前两者涉及儒家易学建构问题，容后论述。这里，只对第三个问题进行梳理。李学勤对“《说卦》以下三篇”给予了特别关注。在《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一文中，认为“《说卦》三篇汉初在南方流传，宣帝初年才为居正宗地位的田何系统学者所知”。在《西汉河内女子得逸书考》中，李学勤质疑《隋书·经籍志》“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的记载，认为宣帝时河内女子才得到《说卦》的观点与事实不符，而《说卦》原为一篇，后分为《说卦》《序卦》《杂卦》三篇之说更为无据。在《帛书〈周易〉的几个问题》中，李学勤认定《说卦》前三章与《系辞》密切关联。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帛书《易传》中，《说卦》前三章属于《衷》篇，但1992年，由于释文尚未公布，李学勤视《衷》篇为《系辞》下，因此将《说卦》前三章看作《系辞》的一部分，并以之证明《说卦》前三章与《系辞》的密切关系。这是由历史的局限性造成的。
（三）完善期：帛书《周易》与战国秦汉竹简易类文献研究
在基本建构成形后，1993年至2006年，李学勤又做了大量工作，对其易学研究体系予以充实和完善。此时，他在帛书《周易》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走向成熟，且由此延及战国秦汉竹简易类文献、《易纬》及太极图研究。
1. 帛书《周易》研究
凭借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工作的契机，李学勤与帛书《周易》结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成为其易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古经：帛书《周易》研究的正式开启1984年，李学勤作《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一文，对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自此，正式进入帛书《周易》古经的研究。第一，帛书卦序、卦位。李学勤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侧重前者，认为帛书卦序建基于八宫重卦说的观念，并以阴阳说与重卦说为其两大理论基础，体现的是阴阳对立交错观念，与《序卦》迥然不同，且两者并存，同在楚地流传。之后，又进行了确认，认为帛书卦序晚于今本，是据阴阳学说重排卦序的一种别本。在谈到帛书卦位时，则认为根据帛书试画的卦位图与先天卦位的具体卦位虽有差异，但都是阴阳思想的贯彻，因此有其相通之处。第二，卦画与卦名。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李学勤积极肯定了金景芳先生的卦画说，认为帛书《周易》易卦属于符号卦，其阴爻之所以近于“八”字形，是由于书写材质的限制而有所变通，“和数字恐无联系”。同时，通过对比，认为帛书卦名多用通假字，而今本则多为本字。第三，古经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体现于《帛书〈易传〉与〈易经〉的作者》一文。此文旨在以帛书《易传》为根据，探讨古经的作者问题，认为文王作《易》说有古老的起源，“《周易》经文与文王有关系确实是可能的。”
此外，在讨论帛书古经时，还谈到《说卦》流传的问题，实际宣示了帛书《易传》研究的开启。
(2）《易传》：帛书《周易》研究的兴盛帛书《易传》研究不仅是李学勤帛书《周易》研究的主要内容，还是其易学研究的大宗。他虽非帛书《周易》的整理者，但一旦有相关内容的披露，总能迅速跟进，并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一，帛书《系辞》研究。在帛书《易传》中，《系辞》是唯一可与今本对读的篇目。李学勤对它的研究，主要包括《帛书〈系辞〉略论》《出土文献与〈周易〉研究》和《帛书〈系辞〉上篇析论》三篇，着眼于帛书与今本对比的视角，对两者异同及其关系、成书年代与传流、“大衍之数”章的来源与年代、《系辞》与《说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帛书是据今本编排而成，而脱文是造成帛书无“大衍之数”章的原因，没有必要做过深的推求。
第二，帛书《衷》篇研究。《衷》篇之发现与命名，颇为曲折。由于帛书《易传》的连缀与分篇问题，它最初被视为帛书《系辞》的下篇。后来，方单列成篇并命名为“易之义”。再后来，由于连缀工作的新进展，始定名为“衷”。直到1993年8月，释文才得以公布。据此，李学勤作《帛书〈易传〉〈易之义〉研究》，对其材料来源、成书时代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第三，帛书《易传》综合研究。一是成书年代问题。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帛书〈易传〉及〈系辞〉的年代》《帛书〈系辞〉略论》和《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认为《二三子问》《系辞》《要》的形成不晚于战国中叶，而帛书《周易》的整体形成“有可能晚至秦亡以后”，应是楚地易学一派整理的结果。二是结构问题。起初，由于文献不足，李学勤长期采信于豪亮先生的五种七篇说。后来，随着释文的相继发表，对其内容结构问题的探讨时机逐渐成熟。李学勤以此为契机，通过对帛书《周易》内容结构的分析，转而主张帛书《易传》六种七篇说。
2.《易纬》及太极图研究
李学勤的《易纬》研究，是由其帛书《周易》研究，特别是帛书《易传》中夹杂象数思想之内容延展而来的。相关讨论，集中于其系列论文《〈易纬·乾凿度〉的几点研究》《论〈易纬·乾元序制记〉》和《〈汉书·李寻传〉与纬学的兴起》。其中，主要涉及纬书的可信性、年代与性质、起源等三大问题。同时，由《易纬》研究所涉及之象数话题，又延及太极图的形成年代与作者问题。《易纬》及太极图研究，并非其重点着力方向，但却反映了其在易学研究领域不断开拓的进取精神和义理、象数兼顾的学术志趣，代表了试图完善易学研究架构而在象数领域做出的探索与努力。
3. 战国秦汉竹简易类文献研究
李学勤由甲骨卜辞研究，连类而及，转向竹简卜辞。1989年，《竹简卜辞与商周甲骨》一文的发表，拉开了战国秦汉竹简易类文献研究的序幕，具体包括汲冢竹书易类文献研究、王家台秦简《归藏》研究、上博简《周易》研究、双古堆汉简《周易》研究。第一，汲冢竹书易类文献研究，体现于《汲冢竹书中与〈易〉有关的书籍》中。其重点，主要是对此类文献的内容、性质及其与“三易”的关系进行讨论。第二，王家台秦简《归藏》研究散见于多处，而主要体现于《王家台简〈归藏〉小记》一文。通过比较分析，充分肯定了《归藏》与《周易》，以及与清华简《筮法》《别卦》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秦简《归藏》属于“流行于战国末的一种筮书”。第三，上博简《周易》研究，主要体现于《谈上博楚简〈周易〉》一文。通过竹书、帛书、今本《周易》文字的比较，认为简本与帛书并非直接承袭的关系，而是同一典籍在传流过程中的重要链环，进而肯定了《周易》古经成书时代西周基本定型说。第四，双古堆汉简《周易》研究，主要体现于《双古堆简〈周易〉的性质》中。此篇旨在探讨双古堆汉简《周易》的性质，认为它属于浅显的卜筮，是《周易》的退化，年代不会早于战国晚期。
（四）定型期：数字卦定论
2013年8月，以《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问题》的刊发为标志，李学勤的易学研究进入定型期。此一时期，他以清华简《筮法》的发现为契机，在以往相关探索的基础上，对数字卦问题做了总结性研究，可以视为其晚年定论。相关文章，还有《〈归藏〉与清华简〈筮法〉〈别卦〉》与根据会议讲演整理而成的《关于清华简〈筮法〉的五点认识和五个问题》。其中，讨论和涉及的问题颇多，但归根结蒂，通过反复论证，确定了数字卦性质这一根本问题。可以说，无论是就其个人认知，还是学界研究而言，这都是一大收获。
回顾李学勤的易学研究历程，数字卦这一话题就像一条线索，自始至终贯穿其易学研究的整个生涯。因此，值得给予特别的关注。
二、数字卦研究是贯穿其易学生涯的重要线索
数字卦问题是当代易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李学勤的易学研究生涯中，它贯穿始终，且其对数字卦的认识有一个曲折而艰辛的科学探索过程。由商周数字卦材料“奇字说”到“数字卦说”，再由战国数字卦材料“卦画说”到回归“数字卦说”，其间的自我否定和发展变化，充分反映了其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
（一）商周数字卦研究
1978年12月，张政烺在吉林大学古文字研讨会上的临时发言，将数字卦突破性地认定为“筮数”“易卦”。这是数字卦研究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李学勤对数字卦的认识深受其影响，因之可据此将其商周数字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1. 奇字说
1956年，李学勤在谈到四盘磨卜骨时，说：“在这块骨的骨颈上，横向刻有三行字……我们认为仍是卜辞……此骨‘曰’字上面不认识的字是族名，见于周代铜器，如中鼎。”在谈到张家坡卜骨时，说：“张家坡有字卜骨所存两兆各有其对应的辞。辞为：五一七一、六一五。”李学勤敏锐地发现“这种纪数的辞和殷代卜辞显然不同，而使我们联想到‘周易’的‘九’‘六’”。虽然当时李学勤尚未认识到数字卦问题，但“对于所谓数字卦的释读有着关键性的意义。”
2.“奇字”与“数字符号”并存说
李学勤对数字卦的认识，深受张政烺“筮数”“易卦”说的影响。1981年，李学勤发表《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一文，在谈到“卜与筮的关系”时，曾提到张先生的意见，说：“西周甲骨有一种由数字组成的辞……张政烺先生解释这种数字符号为八卦”、“甲骨上的数字符号又确实是与一定的兆关联的”。这里既将其称为“由数字组成的辞”，又称为“数字符号”。前者是其固有意见“纪数的辞”之延续，后者显然是受张先生意见的影响而生发的。可见，当时他对数字卦性质的认识并不确定，不过，已明显倾向于后者。
3. 数字卦说
1985年，李学勤在谈及西周甲骨时，认为甲骨上成串的数字是“‘卦’的原始形式”，是记录筮法的“数字符号”。这说明李学勤已明确采用“数字符号”说。这一点，在其1990年10月发表的《中方鼎与〈周易〉》中得到确认。该文通篇使用“数字符号”的名称，认为它是“由数字连缀而成的符号”“使用数字不限于七、八、九、六”。这意味着李学勤数字卦研究的一大转进。`
1990年底，李学勤发表关键性论文《西周筮数陶罐的研究》，通篇使用“筮数”的名称。不得不说，较之“数字符号”的一般称谓，“筮数”的确更具体、更专业。更重要的是，他从淳化陶罐上的数字卦材料入手，对数字卦筮法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揲蓍法甲、乙两系说，认为“有没有‘七’，是区别甲、乙两种揲蓍法的标志”，并用之于具体的数字卦材料研究。在今天看来，李学勤对淳化陶罐数字卦材料的探讨，由于时代的局限，存在一些可以商讨的余地，但其通过对筮数出现规律的探求，对商周揲蓍法“甲、乙两系”的拟测，仍可成一家之言，在数字卦研究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此后，“筮数”成为李学勤对数字卦的常用称名，并广泛应用于其数字卦研究当中。1992年，在《殷墟出土的周人甲骨》一节中，就将四盘磨卜骨、殷墟卜甲上的数字符号直呼为“筮数”。1999年秋，他不仅将“筮数”与“数字卦”视为同等的概念，而且认为“筮数”是指“在甲骨、青铜器、陶器、石器等文物上面看到的占筮所得数字”，比“数字卦”更为恰当一些。看到清华简《筮法》以后，“数字卦”才开始成为李学勤对各种文物上的数字符号的“标准称呼”。
（二）战国竹简数字卦研究
就数字卦的发现而言，商周数字卦在先，战国竹简数字卦在后。起初，李学勤将两类不同载体上的数字卦材料一视同仁。后来，随着战国竹简数字卦材料发现的增多，开始单独考察这类材料，并且一改此前的“数字卦说”，转而持“卦画说”。最终，由于清华简《筮法》的发现，自我纠正，向“数字卦说”回归并定型。
1. 数字卦说
战国竹简数字卦材料最初是作为商周数字卦研究的附丽而被一体视之的。1990年，在《西周筮数陶罐的研究》中，李学勤不仅将陶罐上的数字卦材料与江陵天星观、荆门包山战国楚简同等看待，而且将后者作为认识前者的重要支撑。他说：“湖北江陵天星观、荆门包山出土的战国楚简中，有类同的成组数字，显然是筮法。”此文主旨虽然是探讨淳化陶罐上的数字卦材料，但实际上开启了李学勤战国竹简数字卦的研究。
2. 卦画说
1999年后，李学勤对战国竹简“数字卦”性质的认识发生重大转变，认为战国竹简上的所谓“数字卦”，其实是卦画。1999年10月下旬，在“纪念闻一多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李学勤提交论文《出土筮数与三易研究》。在该文中，李学勤针对当时学界通行的数字卦说，将天星观、包山楚简，以及王家台秦简《归藏》视为一类进行单独讨论，认为这些竹简上通行观点所谓的“数字卦”其实是卦画而非数字。2004年，李学勤根据新公布的葛陵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对其“卦画说”进行补证，认定天星观与包山楚简、秦简《归藏》、葛陵楚简、上博简《周易》中的所谓“筮数”，都是卦画，而非数字。由此，李学勤战国竹简“卦画说”得以形成。由于李学勤在学界的重要地位，其“卦画说”对当时通行的“数字卦说”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 数字卦说
2008年后，李学勤放弃“卦画说”，回归“数字卦说”。2008年7月，清华简入藏清华大学，这导致了李学勤对数字卦性质认识的重大回归。2013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四）出版。其中，收有《筮法》《别卦》。这是数字卦材料的首次集中出现，为数字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材料。作为清华简的整理者，2013年8月，李学勤率先发表《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问题》一文，开启了其第三阶段的研究。此间，李学勤径直以“数字卦”指称《筮法》中的数字符号。该文的亮点在于“拨乱反正”，放弃战国竹简“卦画说”，确证“数字卦是以数字构成的卦”，重回对数字卦性质认识的正途。他说：“前些年，我曾一度猜想楚简所谓数字卦其实都只是卦画，如今见到《筮法》，知道想法是错误的。”此后，直到辞世，围绕清华简《筮法》《别卦》，李学勤又发表了三篇文章，其中的相关探讨与由此形成的认识，共同构成了李学勤晚年关于数字卦研究的若干定论。
三、儒家易学建构是其易学研究的重大指向
“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的冠冕是易学”，这是李学勤的重要主张。 纵观其易学研究，虽未如陈鼓应明确提出“道家易学建构”的概念并付诸实践，但若隐若现，确乎存在儒家易学建构的重大指向。
（一）孔子与《周易》的关系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历来聚讼不已，是易学研究中公认的重点和难点。或许，正是有见于此，李学勤在这一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笔墨。
1. 孔子与《周易》古经关系密切
在《帛书〈周易〉与荀子一系〈易〉学》一文中，李学勤认为，“孔子定五经，是包括《周易》在内”的。虽是简单涉及，但初步肯定了孔子与《周易》古经的关系，预示了此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在传世文献中，《论语·述而》《史记·孔子世家》《汉书·儒林传》和《艺文志》中都有关于孔子与《周易》关系的直接记载，尤其是《论语·述而》，作为记录孔子言行的直接材料，明确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但是学界的纷争和怀疑并没有因此止步，比如有学者指出，《鲁论》“易”作“亦”。针对这一观点，李学勤撰《“五十以学〈易〉”考辨》，认为“‘五十以学《易》’，是孔子同《周易》直接有关的明证。虽有作‘亦’的异文，实乃晚起，与作‘易’的本子没有平等的价值。”对于李学勤此论，金景芳大加赞赏。后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发现定州八角廊汉墓竹简《论语》也作“亦”。竹简《论语》避汉高祖刘邦讳，而不避惠帝以下诸帝，故其抄写年代应在汉高祖时期，而且，竹简《论语》属于《鲁论》系统，因此，以《论语》“加我数年”章认定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又成了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的余地。
2. 孔子与《易传》关系密切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这本是孔子作《易传》的直接史料，但因缺乏更多旁证，许多学者不予采信。1988年，韩仲民先生披露了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章的相关内容。1989年，李学勤据此作《从帛书〈易传〉看孔子与〈易〉》，将《要》篇孔子学《易》材料与《史记》《论语》等有关记载相互印证，认为孔子不仅读《易》，而且作了《易传》。或许是受《要》篇孔子论《易》的影响，此后，李学勤对孔子与《易传》的密切关系更为确信。在《帛书〈周易〉与荀子一系〈易〉学》《“五十以学〈易〉”问题考辨》《韩婴〈易〉学探微》《〈淮南道训〉及〈淮南子〉》中，李学勤都重申了孔子与《易传》非同寻常的关系。
“走出疑古时代”，是李学勤的著名论断。从其易学研究实践来看，在孔子与《周易》关系这一问题上，与疑古派怀疑、否定之态度迥然不同的是，李学勤秉持“释古”的理念，补证传统的观点，进一步肯定了孔子与《周易》经传的关系。
（二）孔子易学思想
肯定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是着手进行儒家易学建构的根本性问题。李学勤以此为基础，更进一步，借助帛书《易传》的发现，立足文本的分析与解读，对孔子易学思想进行了挖掘。
1.《周易》古经的性质
《周易》内容本身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一种文本，两套语言，无限诠释。无论是朱熹的镜子说，还是冯友兰的套子说、朱伯崑的两套语言说，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关于《周易》古经的性质，莫衷一是。就此，李学勤《孔子朱子论〈易〉异同》一文进行了专门讨论。该文的主旨，在于比较孔子与朱子对《周易》性质的认识，回应学界“朱子论《易》是否与孔子相反”这一重大问题。依据帛书《要》篇孔子论《易》的内容，他认为，“孔子时人人以《易》为卜筮书，故孔子强调他与史巫之异”，即孔子承认《易》为卜筮之书，但主张“从义理即哲学的角度来研究”。孔子对《周易》古经性质的理性认识，是孔子易学思想的组成部分。李学勤的探讨，可以视为其儒家易学建构的重要努力。
2. 孔子易学思想的精髓
李学勤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在《要》篇文本的分析中得以展现的。
(1）德义说“德义”是孔子易学思想的要旨，李学勤将其理解为“蓍卦之德”“六爻之义”。相关论述主要反映在《从帛书〈易传〉看孔子与〈易〉》与《帛书〈要〉篇及其学术史意义》两文中。其中，前者作于1989年，由于当时帛书《要》篇尚未公布，只能根据当时披露的片言只语进行分析，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释文公布后，以前文为基础，李学勤又撰作了后者。在这两篇文章中，李学勤通过分析，揭示了孔子易学思想崇尚义理的根本宗旨。
(2）损益说损益之道是孔子“德义”思想得以展开和应用的尺度。在《要》篇释文公布以后，李学勤撰写《帛书〈要〉篇的〈损〉〈益〉说》，立足于文本训释，揭示了损益之道的内涵，将损益之道与“时”的观念相联系，认为“‘益’指春夏”，为盛之始，“表示生的起始”，而“‘损’指秋冬”，为衰之始，体现的是万物生长收藏的周期，且“损、益的吉凶变化合乎四时万物的规律”，并指出西汉益卦在寅、损卦在申的卦气说可能就受此影响。
《周易》的核心思想，前人以“时、位、应、中”括之。据我们考察，“时”的权重更大。李学勤所揭示的“损益盈虚，与时消息”的思想，正是这一点的体现。
（三）孔门易学
孔门易学是儒家易学建构的重要支撑。李学勤通过对子思、荀子两系易学的分析，揭示了其基本面貌。
1. 子思一系
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主要见于《〈易传〉与〈子思子〉》。该文根据尚存于《礼记》内的《子思子》四篇传世文献，辨析了孔门易学的核心理念、传流及其线索，说明了孔门与《周易》的密切关联，为儒家易学的建构做出了贡献。其中，李学勤通过《子思子》四篇与《易传》的比较，认为两者的体裁文气和思想都有相通之处。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子思子》四篇出于子思，应该说《易传》的基本内容和结构在子思的时代已经有了”，只不过“《子思子》主要是记录传述孔子引《易》的言论，其思想与《易传》相通之处也是在儒学的一些大的方面，对《易》学本身则少阐发。继承子思之学的孟子，更未见论《易》。因此，思孟一派虽有闻于孔门《易》说，却不能认为传《易》”。这些认识，积极回应了高亨先生子思一系长于易学的观点。此外，在《由〈乐记〉看〈易传〉年代》一文，李学勤揭示了公孙尼子思想与思孟之间的关系，认为“公孙尼子的乐论受到《易》学的影响浸润，他的理论又通过诗、乐之学的传流而播布于后世”。
2. 荀子一系
在李学勤那里，与子思一系易学相比，“荀子一派在《易》学传流上所起作用要更大些。”因此，对荀子一系易学的探讨，李学勤尤为用力。李学勤对此问题的着意，可以《帛书〈周易〉与荀子一系〈易〉学》为代表。此文自帛书《周易》说起，以荀子易学为中心，上溯其源，下寻其流，梳理出荀子一系易学的基本脉络，并总结出其核心思想。第一，荀子易学源于孔门易学入楚的关键人物子弓。第二，荀子易学的核心理念是“重在义理而不在占筮。”第三，荀子易学传流有两条线索，一是荀子—浮邱伯—陆贾，一是荀子—浮邱伯—穆生。第四，韩婴易说受到荀子一系的影响，而淮南易说则与荀子一系相去较远。这说明，在晚周以至汉初，荀子一系易学不仅有直接的师徒授受，还对后世易学的发展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后来，李学勤不仅重申了韩婴易说受荀子影响的观点，还形成了韩婴学术《诗》《易》并长与韩氏《易》兼习《易传》两大认识。通过这些努力，先秦与汉初易学传流的基本面貌卓然可见。
（四）孔子对易学的贡献
无论是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儒林传》所记孔门传《易》谱系，还是帛书《易传》中的相关内容，抑或李学勤所发明之孔门易学的基本面貌，都可以想见孔子对易学发展的突出贡献。
李学勤对孔子在易学发展中的作用，在不同场合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2004年10月21日，李学勤指出：“孔子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学术上与占卜的《周易》分道了。”2005年8月15日，李学勤基于对帛书《要》篇的分析，认为“孔子是易学的真正开创者，是孔子真正把数术的易和义理的易（或者叫哲学的易）完全区别开来”，于是才有“真正的易学”。2014年8月5日，李学勤再次谈到这一问题，认为是孔子“把学问的易和算卦的易区分开来”，因此是“易学的正式创始者”。
归根结底，孔子援“德义”入《易》，损益随时，发明义理，开辟了德义优先的易学传统，并通过师徒授受，使之成为易学发展的主旋律。孔子及其后继者对易学的贡献，正如李学勤所见，在于分别、升华与开辟，最终使其辞“术”入“学”，使“德义”成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李学勤的易学研究，主要围绕出土文献展开，是在走出疑古时代的背景下对易学研究的新拓展。他虽然不是专门的易学研究者，但凭藉其学术生涯的三大机缘，开出了易学研究的三大方向。因甲骨学研究的机缘，开出了商周甲骨研究、数字卦研究两大方向。因马王堆帛书整理的机缘，形成了帛书《周易》经传研究的重大方向，并延伸到战国秦汉竹简易类文献研究、《易纬》及太极图研究。因清华简整理的机缘，升华并最终确立了数字卦研究的重大方向。他的这些努力，隐含着的一个重大指向，就是儒家易学建构。李学勤在易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理应在当代易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信息来源：东亚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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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效雷（1967年-2022），字震斋，河南洛阳人，祖籍湖北浠水，历史学博士。先后于洛阳大学、吉林大学和南开大学学习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古代史。曾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兼任国际易联理事、中国周易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国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出版《中国古代周易诠释史纲要》等专著6部，发表《河图洛书非点阵之图考》《吴澄的卦统、卦主、卦变说》《焦循独特的易学构架》等论文数十篇。
孙航，河南泌阳人，历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早期易学与出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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