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说过，同光时代李鸿章所领导的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是很不澈底的。后来梁启超批评他说：
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 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
这种批评是很对的。可是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再进一步的改革政治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他。
甲午以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 李鸿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变法运动。
我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都失败了。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的罪人。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
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
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
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各代都因时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传》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专制政体对乱世，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
康有为这本书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作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康有为在甲午年中了举人，乙未年成了进士。他是那个国难时期的新贵。他就趁机会组织学会，发行报纸来宣传，一时附和的人很不少。大多数并不了解他的学说，也不知道他的改革具体方案，只有极少数可以说是他的忠实同志。但是他的运动盛极一时，好像全国舆论是拥护他的。
孔子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旧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康有为的实际政治工作是从抓住皇帝下手。
他在严重的国难时期之中，一再上书给光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光绪也受了时局的刺激，很想努力救国。他先研究康有为的著作，后召见康有为。光绪很赏识他，因为种种的困难，只教他在总理衙门行走。
戊戌春季的瓜分，更刺激了变法派和光绪帝。于是他又派康有为的四位同志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在军机处办事。从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康有为辅助光绪行了百日的维新。
在这百天之内，康有为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紧的有二件事。
· 第一，以后政府的考试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经济的策论。换句话说，以后读书人要做官不能靠虚文，必须靠实学。
· 第二，调整行政机构。康有为裁汰了许多无用的衙门和官职，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以及总督同城的巡抚、不治河的河督、不运粮的粮道、不管盐的盐道。同时他添了一个农工商总局，好像我们现在的经济部，想要推行经济建设。
这两件大新政，在我们今日看起来，都是应该早办的，但在戊戌年间，虽然国难那样严重，反对的人居大多数。为什么呢？一句话，打破了他们的饭碗。
人人都知道废八股，提倡实学，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他们费了多少的心血，想从之乎也者里面，升官发财。一旦废八股，他们绝望了。难怪他们要骂康有为洋奴汉奸。至于被裁的官员，更不要说，无不切齿痛恨。
康有为既然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反对新政的人就包围西太后，求“太后保全，收回成命”。这时光绪虽作皇帝，实权仍在西太后手里。他们两人之间久不和睦。西太后此时想索性废光绪皇帝。
新派的人于是求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给他们武力的援助。袁世凯嫌他们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泄露他们的机密。西太后先发制人，把光绪囚禁起来，说皇帝有病，不能理事，复由太后临朝训政。
康有为逃了，别人也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处死的。他们的新政完全打消了。
按：本文选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在近代中国，说起生前赫赫、身后寂寞之人，蒋廷黻必是其中之一。 由于长时间被遮蔽，就是在他的老家邵阳，依然没太多人知道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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