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其自成体系，而较少受到外界风格变迁的扰动，历史地看建本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明建本也在其中。潘景郑、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立“书林”一目以统摄明代坊本，赵前《明代版刻图典》立“书坊刻本”一目追随之，都未能将自成一格的明建本独立出来，对初学者在实践中掌握明建本的鉴别眼力针对性不强。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把明建本放在明代版刻风气三大阶段中分别讲述，只不过为了凸显建本的特殊性而厕身每个阶段的最后面讲，已经有此立意。从鉴定角度，明建本可以独立出来专门讲一讲。
为了方便讲述，明建本也可以分作三期，但与明代外界的版刻风潮略有差别。第一期从洪武到成化；第二期从弘治到隆庆；万历以后为第三期。明末建本就彻底衰落了，入清以后则几乎不见。建本为什么衰落？我看有两面，一面是自己不长进，抱残守缺，不与时俱进，产品质量没提高；另一面是明代中后期以苏州、南京、徽州为代表的江南书坊崛起，北方还有北京，产品精美绝伦，把建本给比下去了。
明初建阳书坊持续繁荣，所刻之书甚多，品类丰富。现存的明初建本早已珍贵难得，有代表性的如《蜕庵诗》（图-1），《中国版刻图录》选列于洪武时期，应认为其刊刻很早，还带有元代建本的气象。洪武二十一年书林王宗玉刊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图-2）、明初缺名刻的《新编西方子明堂灸经》（图-3）和《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图-4）也是这类风格。宣德六年建阳书坊清江书堂刻的《广韵》（图-5）很有名，景泰三年书坊敬善堂刻了《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图-6） 。1967年在上海嘉定一座明墓中出土了成化年间永顺堂刊刻的“说唱词话”十六种附一种，后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定名《明成化说唱词话》（图-7） 。学术界因其中《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内封面残存“北京新刊”和“成化辛卯永顺堂刊”、“成化戊戌永顺堂刊”等牌记，定为成化北京永顺堂刻本。实际上这是成化建阳书坊刻本，贾二强发表《明成化本说唱词话刊于北京说献疑》，已证其误。所谓“北京新刊”者，元代建本就有“古杭新刊”、“大都新刊”，明代有“京兆慎独斋”等，都是托名射利行为。
明建本的第二阶段包括弘治到隆庆，这是建本最后辉煌的时期。此时建阳崛起了几个著名字号，如刘弘毅慎独斋、刘宗器安正堂、杨氏归仁斋等，刻书规模大，还比较精审。实际上此阶段也是江南地方家刻兴起，坊刻未大盛的时期，建阳书林还有生存空间。到万历以后南方坊刻大盛，建阳就衰落下去了。
现存明中期建本还是比较多的，甚至比明末建本要多。如弘治十四年刘氏庆源堂刻《论语集注大全》（图-8），十七年慎独斋刻《续资治通鉴纲目》（图-9），正德三年慎独斋刻《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图-10），正德六年杨氏清江书堂刻本《剪灯新话大全》（图-11），十三年慎独斋刻《史记详节》（图-12 ），嘉靖九年安正堂刻本《春秋集传大全》（图-13）和缺名刻的《纂图互注扬子法言》（图-14）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典型风格。到了嘉靖后期隆庆时期，建本出现了一种新情况，就是高度模仿外界的“嘉靖本”风格，有的还刻的比较好。如嘉靖三十八年书林杨氏归仁斋刻本《大明一统志》（图-15），缺名嘉靖间刻本《新刊仁斋直指遗方论》（图-16）和《麻沙新刊会通古今四书》（图-17）等，都是此类。
图-13 嘉靖九年安正堂刻本《春秋集传大全》
版式方面，大黑口，双鱼尾顺，版心卷次叶次与明初建本同，多四周双边，后期模仿嘉靖本的《麻沙新刊会通古今四书》是白口左右双边。版面上的装饰如花鱼尾、墨围、标题双行等如故。有牌记，有内封面，无刻工，和明初建本一致。慎独斋刻的一些书由于是给福建地方官代工，所以有官员作的序言。建阳书坊率先在卷首并列作者校刻责任者等的衔名，后来被隆庆、万历以后的外界本子所模仿并通行，成为明后期刊本的一个独特景观。除经史典籍之外，也刊刻传奇小说，说明建阳书坊还在努力寻找市场空间。纸张还是地产竹纸，不如同期外界使用的绵纸。装帧上通行线装。
明末建阳书坊主要集中在万历年间，总体上是衰落期。此阶段书坊已经不大刻印经史子集正经图书，为了生存反而大量刊刻章回演义、公案小说。有的书坊主人如余象斗（文台）兼通文墨，编书刻书一体，有“四游记”传世。此类通俗读物一般都有配图，多两截版上图下文，名叫“全像”、“京本”之类。例如万历元年陈氏积善堂刻的《刻京本三闾大夫楚辞》（图-18），余象斗文台堂刻的《新刊京本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图-19）、 《新刊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图-20）、《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图-21）等，万历二十八年刘龙田乔山堂刻的《新编图注伤寒活人指掌》（图-22），万历三十七年积善堂刻本《新刻京本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纲目》（图-23）等，以其内容看多是演义小说和老百姓日用读物，规格不高。但由于属于消费类读物，存世不多，现在已经是珍贵的文学史资料。
《新刊京本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
《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
《新刻京本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纲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