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学者文静的梳理，关羽崇拜传入日本有几种推论。第一，唐时为了祈求航海平安，渡海商人将民间信仰中的关帝和妈祖当作航海的保护神，称其为“船菩萨”。商人在日本卸完货物之后，就将菩萨暂时移居寺院供奉。但韩森认为，中国妈祖信仰的兴起始于 1123 年，大致是两宋之交。目前留存的关于日本妈祖信仰的证据，多在 17 世纪的长崎。笔者在《长崎名胜图绘》（長崎史談会編『長崎名勝図絵』，長崎史談会，1931）、《长崎港南京贸易绘图》、《长崎土产》（磯野信春『長崎土産』，大和屋由平寿櫻，1847）中都发现了迎接天后（妈祖）的图像（图 1—3），这种仪式被称为“妈祖扬”。据《长崎土产》中关于“妈祖扬”的记载，妈祖从船上的“妈祖棚”被请出，一商人手捧神案，其上是妈祖和两名小侍女，一人持幡舞蹈，二人敲小锣，二人提灯笼，一人持伞盖于后。第二，有说法认为日本人信仰关帝，是利用关羽的勇武忠义训导武士忠君重义。目前，京都东福寺（亦称灵芝山大兴寺，芝药师堂）收藏的一尊足利尊氏（1305—1358 年）所献关帝像为日本最古。 另，元代渡日禅僧清拙正澄（1274—1339 年）在《关大王赞》中介绍关羽为佛教护法：“蜀帝熊虎之将，义勇武安之王。受智者大师戒法，护普庵古佛道场”。第三，从明代郑若曾（1503—1570 年）撰于嘉靖辛酉年（1561 年）、刻于壬戌年（1562 年）的《日本图纂》中一处标示“关王祠”的图像（图 4）来看，此时的五岛列岛已有了关帝崇拜。
根据二阶堂善弘的论文，现在日本横滨的关帝庙（1871 年）、神户的关帝庙（1888 年）、函馆的关帝庙（1910 年），都是明治时代（1868—1912 年）华人来日本后开始建设的。江户时代的中日贸易据点，在长崎有“三福寺”，即崇福寺（福州寺）、兴福寺（南京寺）、福济寺（漳州寺）。若算上圣福寺（广东寺，图 7），就是“四福寺”。福济寺毁于原子弹爆炸，崇福寺和兴福寺都有妈祖堂，前者供奉妈祖、三官大帝、关公（旁有关平和周仓，图 8），后者供奉关公、关平、周仓。1675年，福冈黄檗宗千眼寺亦安置中国佛工龙涧和尚所造中国风格的“关圣大帝菩萨”木造座像。
关于商喜的生平，诸多学者都引用了《明画录》卷二所载：“商喜，字惟吉。工山水，兼写人物，笔致超逸，尤善画虎。宣德中，征入画院，授锦衣卫指挥。”王士禎（1634—1711 年）《池北偶谈》卷十四载：“京师外城西南隅圣安寺，寺殿有商喜画壁”，又引“昆山刘璋圭甫《明书画史》：商喜善画山水人物，画虎得勇猛之势。今大西天经厂殿壁龙神，及大轴文殊普贤变相，亦喜笔”。值得注意的是，李开先（1502—1568 年）在《中麓画品》中云：“商喜如神庙塑像，四体矩度，一一肖似，然颜色既乏生气，胚胎复是墐泥。”笔者提出疑问，《关羽擒将图》的图像制作方式，以及画中人物形象夸张的戏剧色彩，是否与民间壁画、版画和寺庙雕塑的工序有所关联？
类似的关帝像，确实出现在明末清初的雕塑中。据《新乡市博物馆六大镇馆之宝述评》，新乡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明代关羽铜像（图 12），高 172 厘米，宽 118 厘米，重 578 千克，如商喜画中的关羽一样呈游戏坐姿，身着戎装，面容肃穆威武，长须飘动，显得十分神勇。从姿态和表情来看，铜像与商喜所绘《关羽擒将图》有一定的关联，如均为游戏坐姿，着战袍，未手持武器或其他器物，气质、神情也有相似之处。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三国志特别展”的图录提到，这件雕像由河南省濮阳市范县的西峰寺传来。1935 年《续修范县县志》载：“关帝像在旧城西峰寺内，高六尺，铜坚工细，形容严肃，相传系吴道子铸，洵称宝贵之古物也。” 此外，西峰寺还有一件古铜菩萨像（图 13），也为游戏坐姿，“古铜菩萨在旧城西峰寺，相传为唐吴道子铸，精工细致，洵称名贵古物”。另，卷二《地理志》载：“大西门外枕关帝庙，西南隅外映西峰寺，旧志称永庆寺并西峰塔，西峰寺内有铜铸如来佛三尊，古佛堂后大殿设铜菩萨一尊，铁罗汉十八位，今仅存其一。殿前有铜铸关帝像一尊， 高六尺许，形容非常严肃，相传唐吴道子铸。”
▲图12 《关羽像》，青铜，高 172cm，15— 16 世纪，新乡市博物馆藏
▲图13 古铜菩萨像
以上的关帝形象，皆具有胡须飘动、神情威猛的特征。这种身着龙袍、手拈长须的关帝图像，流行于福建与广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三彩关帝君像》（图 14），关羽一手持《春秋》，一手拈长须，衣饰施以黄、绿、褐三彩。一手拈须，很接近《关帝文献会要》里的形象（图 9）。朱龙兴认为，从色泽和底部胎土看，铜像可能产于康熙时代之后，底部“曾万顺造”的刻字流行于广东、福建一带，这说明其时代可能更晚。
▲图14 《三彩关帝君像》，瓷器，72cm×42cm×25cm， 清代至民国初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前述新乡市博物馆藏关帝像（图 12），已经作为佛教伽蓝神得以在寺院供奉。同时，这种形式的关帝像经由福建黄檗派传入了江户时代的日本。作为伽蓝神形象最为特殊的一件关帝像，是京都万福寺藏、杨津作《关帝圣君像》（图 15）。图中，关羽有丹凤眼和五绺长须，穿戴传统的战袍和巾帻，战袍上绘制云龙纹，其手持腰带的姿态与《关帝文献会要》中的形象（图 9）颇为接近。手持念珠是作为伽蓝神的关帝形象极少能见到的姿态。画面右下方题“闽中甫阳布衣杨津拜图”，铃白文方印“杨津之印”、朱文方印“巨原氏”。木庵赞语曰：“杰出桃园复汉天，光辉 日月片心悬。精忠 万古无伦匹，密护法门金石坚。”引首铃白文长方印 “方外学士”、白文方印“释印戒瑫”、朱 文 方 印“ 木 庵氏”。从题跋、款识的位置和书写顺序来看，这幅画应 是禅画对幅中的右幅，且在制作时就已经设计了作为对幅的布局。
▲图15 杨津画、木庵赞《关帝圣君像》，纸本设色，228.8cm×86.2cm，17 世纪，京都万福寺藏
《历代画家姓氏便览》卷二载：“杨津，号巨源，莆田人，工山水人物。”《闽画史稿》也曾提到，杨津是仙游人，擅长人物、山水、花鸟、兰竹，以人物画著称，尤工写关羽像，神态生动，士大夫争求其作。清代仙游城的老君庙中表情各异、动态如生的三十六天君像壁画，就是他的手笔。据说莆田画家李霞喜画关羽像，从题材到形象皆受其启迪。另传仙游灵山寺曾珍藏杨津的《陶渊明》《菊花图》和楷书《金刚经》，但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间佚失。
与杨津《关帝圣君像》成为对幅的，是福建画家马言的《只履达摩像》（图 16），画的是达摩“只履西归”的传说。据学者李小荣的研究，这一传说较早见于敦煌文献所保存的杜朏《传法宝记》：“其日东魏使宋云，自西来于葱岭，逢大师西还，谓汝国君今日死。云因问法，师门所归。对曰：‘后四十年，当有汉道人流传耳。’门人闻之发现，乃见空棺焉。”画中达摩身穿覆头衣，一手持履，一手持腰带， 立于祥云之中。款云：“游游山人马言拜写”，铃朱文方印：“字游政内山”“马氏学”。其上木庵题赞曰：
“我祖携归一只履，少林从此宗风起。花开满地彻春光，狼（藉）古今香未已。黄檗木庵拜题。”
引首铃白文长方印“方外学士”、白文方印“释戒瑫印”、朱文方印“木庵氏”。题跋的位置和款识与《关帝圣君像》恰好对称，画幅的尺寸也基本一致。马言的画风与杨津相似，笔法粗犷，形象生动，二人当属莆仙地区同一画派，故很有可能是在福建制作之后才带到日本，由木庵题赞。可见，当时关帝与达摩同为伽蓝神的形象在黄檗宗内部已经形成。
▲图16 马言画、木庵赞《只履达摩像》，纸本设色，222.7cm×89.5cm，17 世纪， 京都万福寺藏
由于黄檗宗的地域性，关帝崇拜在黄檗宗的图像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黄檗宗的雕塑师大多来自中国江南、福建等地，如日本大正十二年（1923 年），福济寺值开创三百年之际发行的观展图录《光风盖宇》中提到，福济寺大雄宝殿的大权修利菩萨和达摩大师像，护法堂的布袋和尚像，都出自中国漳州雕刻师林高龙和吴真君之手。崇福寺大雄宝殿内的如来坐像，胎内有银制五脏和布制六腑，六腑上有墨书“江西南昌府丰城县”“徐润阳”“宣海绵”。
福建泉州籍雕刻师范道生，于 1660 年东渡日本，服务于多家寺院。据《黄檗东渡僧宝传》中《附录·道生信士》，范道生，字石甫，泉州府人，因斋戒笃行，善于雕刻，被世人称为范道生。他受到 隐元邀请东渡，于日本宽文二年壬寅（1662 年）春天到京都黄檗山，雕刻观音、罗汉、韦陀、伽蓝、祖师、监斋等，巧心妙手，令瞻礼者赞叹不已。逝于宽文十年庚戌（1670 年），寿三十六岁。隐元有偈云：“道生道灭刹尘尘，酬举世缘卅六春。幸得日前归正信，不迷固有本天真。身心空尽无留碍，手眼圆明妙入神。彻证毫端融佛性，达观四海悉通津。”范道生擅长雕塑佛像，又能作诗与画，他的茔坟现在长崎崇福寺中。另，《黄檗开山普照国师年谱》中《宽文二年（1662 年）》条载 ：
“师（隐元）自入国所见梵像不甚如法，适闽南有范道生者，善造，命眉（大眉性善）监院督造观音、韦驮、伽蓝、祖师、监斋等像。”
范道生名下有一轴《关帝圣君像》（图 17），藏于长崎圣福寺，但这件作品并无款识。画关羽坐于榻上，身后周仓举着大刀。其上有木庵在 1664 年的题赞 ：“直而不枉，神而有灵。其忠也正，其义也诚。无畏无恐，惟俊惟英。法门叵耐之坚，卫僧园犹假以安宁。甲辰孟秋望前一日黄檗山木庵瑫和南敬赞。”引首铃白文长方印“方外学士”，后钤白文方印“释氏性瑫”“清心洁己”。但范道生的关帝像和杨津并非出于同一形象系统。范道生所画关羽没有过于激烈的面部表情，而是显得颇为肃穆，体态则为巍然端坐，略有游戏坐姿，给人以厚重的体量感。轮廓用笔较人物五官和服饰纹理等细节显得更为粗重和具有整体感。无论是人物造型、神态，还是笔法，该作都与杨津之作有所不同。另值得注意的是，画中关羽虽是丹凤眼，但眼神与由祖先像发展而来的顶相很不一样，而是朝下观看，不像版画或对幅画那样直视前方。
▲图17 范道生画、木庵赞《关帝圣君像》，绢本设色，110.2cm×41.9cm，17 世纪，长崎圣福寺藏
与范道生这件关帝像姿态非常相似的，有长崎兴福寺藏《关帝倚像》（图 18）。这件雕像安置在面向妈祖堂的右祭坛之上。关羽同样身穿金黄色龙袍，头戴青色巾子，前方有金色扇形搭扣，两手环绕笼袖，肚子突出，肚上系朱红腰带。他眉心微蹙，目光下视， 符合放置位置较高雕像的制作要求。左右分别是周仓与关平， 周仓手持大刀，头戴宽檐帽，形象与范道生所画（图 17）一致。
▲图18 《关帝倚像》，木造漆箔彩色雕眼，高 165cm，17 世纪，长崎兴福寺藏
此外，福冈福聚寺藏有范道生名下的《达摩·韦驮天·华光菩萨像》（图 19），其上钤“石甫”“道生”印。福聚寺是小笠原忠真（1596—1667 年）迎接开山即非如一（1616—1671 年）的寺院。著录于 1793 年的福聚寺藏品目录《宏寿山什物簿》，有“四圣像，明范石甫笔”的记载。华光菩萨是中国闽南和岭南一带信奉的民间神，也是禅宗伽蓝神，在日本福聚寺被当作守护神供奉。华光菩萨的姿态和关帝像完全一致，也是笼袖而坐。笔者以为，范道生作为雕塑家，讲求雕塑形体整体结构结实的体量感，因此多采用这类笼袖造型。当然也可能出于制作便利的目的，人物形体存在一定程度的程式化因素。从笔者找到的曾装饰于长崎松田家会客室壁面的《关帝倚坐像》（图 20）来看，关羽、周仓和关平的三人组合可能是当时唐寺中最为常见的形式，而范道生创作的关帝样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制。
▲图19 范道生《达摩·韦驮天·华光菩萨像》，绢本设色，76.8cm×34.7cm76.7cm×34cm，76.7cm×34.8cm，江户时代，福冈福聚寺藏
▲图20 《关帝倚坐像》，高 29cm，江户时代，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藏
此种人物坐像与前述杨津、马言所作形象不同，但仍然来自明代流行的样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有一件明代成化年间制作的《琉璃陶塑三官像》（图 21）。其基座背面有刻字 :
由刻字可见，该像作于山西泽州。除“三官”之外还有“关赵”，可能指关羽和赵云。这一坐像与关帝像有相似的姿态。与此种关帝像相似的样式，在明代中期已经出现。
▲图21《琉璃陶塑三官像》，1481— 1482 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范道生作为雕塑家，还曾制作过《隐元隆琦像》、《十八尊者像》（图 22、图 23）、《白衣观音像》等，现藏于京都万福寺。比较来看，雕塑和画像的风格基本是一致的。如《十八尊者像》中的《第三迦诺迦跋釐堕阖尊者》（图 22），同样是微微侧身而坐，目光向下，面容肃穆，体型具有体量感，轮廓圆润饱满。此外，范道生曾有画作《十八应真图》（图 24），现藏于福冈江月寺，其中的罗汉姿态与万福寺藏《十八尊者像》一致。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方法是，先画出人物姿态，再制作雕塑，并延请禅师题赞，可谓一举两得。
▲图22 范道生《十八尊者像·第三迦诺迦跋釐堕阖尊者》，木造彩色，103cm×103.3cm，1664 年，京都万福寺藏
▲图23 范道生《十八尊者像·苏频陀尊者》（右）、《十八尊者像·跋陀罗尊者》（左），江户时代，京都万福寺藏
▲图24 范道生画、隐元序、木庵赞、高泉性澈跋《十八应真图》（部分），江户时代， 福冈江月寺藏
同样，范道生在《达摩韦驮天华光菩萨像》（图 19）中，将韦驮天和华光菩萨作为达摩的护法。据张聪《佛教二十诸天图像研究》，在北凉昙无谶《金光明经》卷三中，韦驮天已与释提桓因、日月天、阎摩罗王、大辩天神等“常护世间，昼夜不离”的天神并列出现，是较早出现的佛教护法神。从宋元时代开始，韦驮天的形象便呈现出武将的形态，至明代则稳定为这一形态。范道生所画韦驮天的姿态，与长崎兴福寺的《韦驮天立像》（图 25）形象基本一致。
▲图25 范道生《韦驮天立像》，江户时代，长崎兴福寺藏
范道生笔下华光菩萨的体态，与京都万福寺华光菩萨相近，具有凸肚的造型，两手的姿势也与前述关帝像一样。事实上，华光菩萨的信仰发源于唐代商业发达的婺源，随着婺源商人的活动，传播于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宋代朝廷敕封神名为显聪、显明、显正、显直、显德，明太祖敕命祀其于南京的五显灵顺祠。在民间信仰中，其被称为“五显公”；在道教信仰中，被称为“华光大帝”；在佛教信仰场合，被称为“华光菩萨”。万福寺这尊《华光菩萨像》（图 26）显现的是身披龙袍的帝王外貌，有三目，表情温和，颔下无须，左手手心捧着金砖——被看作带来财运的法器。此外， 长崎圣福寺所藏《华光菩萨像》，其倚坐和笼手的姿态，与范道生所画几乎完全一样。像背面有“贞享元年”（1684 年）的墨书，是很珍贵的唐寺造像范例。据二阶堂善弘的《日本禅宗寺院之宋明伽蓝神》，中国福清、福州的佛寺和道观，有的地方供奉华光菩萨（大帝）。福清万福寺的伽蓝神是关公和华光，福州开化寺也一样。在日本，受到范道生的影响，各地都有华光神像，但日本人不了解华光菩萨，甚至在一些佛寺中称之为“关帝”。可见，华光菩萨和关帝在传入时可能均作为伽蓝神， 而范道生将华光菩萨与韦驮天胁侍达摩，也是来自中国福建的黄檗派。
▲图26 万福寺的华光菩萨像
除了由木庵题赞的关帝像之外，在渡日僧人的语录中，还可以看到应请而作的关帝像赞，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华人对关帝的尊崇。如隐元有四言诗《关帝》：“胸中惟汉，眼底独刘。乾坤正气，千古长流。三分功勋，已定何须。满腹春秋，末后曾归。普净法门，猛将无俦。”即非如一也有两首关帝题赞。一为《关大王》：“惟义不朽，山河共固。其心愈赤，日月并明。挺身护国，卫道忘形。所以为聪明正直之伽蓝神。”二为《题关帝》：“配天配帝，神祇至尊。丹心昭日月，正气塞乾坤。”实际上，黄檗宗出于地域文化的原因，将关帝纳入禅宗伽蓝神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对渡日华侨尤其是明遗民具有精神上的凝聚作用。中国传入的关帝形象对日本视觉文化造成了颇大的影响，如 18 世纪日本文人画的先驱柳泽淇园（1703—1758 年）有一件《关羽像》（图 27），画的是关帝与周仓。关羽的形象与杨津所作很相似，周仓的形象则与范道生所作很相似。款识为 ：“古京柳里恭公美谨画”，画面上方有柳泽伊信的题赞 ：“炎汉坠绪，寓内三分。孙曹割据，卯金离群。美髯参乘，垂臂朱帻。偃月一挥，披靡九军。源信乡赞”。这件画作仿佛是 17 世纪中国传入的关帝形象的融合产物。
▲图27 柳泽淇园画、柳泽伊信赞《关羽像》，绢本设色，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