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梅:魏了翁《周易集义》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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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梅:魏了翁《周易集义》考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本文将为您详细解读李冬梅:魏了翁《周易集义》考辨的深层含义,一起来学习吧。

李冬梅:魏了翁《周易集义》考辨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四川蒲江)人。

平生以穷经学古为任,推崇朱熹理学,是“东南三贤”之后南宋理学派的核心人物,黄百家即称其“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

而了翁治经,尤重《周易》,自幼闻习,终生未息,成就亦高。

门人吴泳曾评价说: “校书读《易》工夫,逾造妙密。

不以一书穷易,而支畅旁取,尽将诸儒先之说相与剖析疑义,订正其真是非。

易之卦脉,圣之精蕴,羲皇之心法,周公、文王、宣父之庶类百物,将自是心契神授,而语言文字之枝叶亦无所复用矣。

” 据《宋史》本传载,魏了翁《易》学著述主要有《周易要义》、《周易集义》、《易举隅》三种。

其中《周易集义》汇濂流洛派,集解而为一,“义理完,制度备,得其精微,可为大儒”。

不过由于其现存版本量少,学者多未能寓目,故学界乏人问津,不为无憾。

今笔者不揣鄙陋,拟以中国国家图书馆(即原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周易集义》为例,对其成书始末、刊刻经过、体例内容等略作考辨,以求证于大方之家。

一、谪居靖州,研《易》成书 魏了翁研习《周易》,可谓自幼即始,其作《简州四先生祠堂记》述及儿时所受二程之学云:“余为儿童时,犹及从长老授《伊川易传》及《河南遗书》,又及见学者多传写二程先生语录。

”又论及少时读书所悟十三卦制作之象云:“余少读书,于十三卦制作之象,见所谓‘门柝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每叹风气既开,人情易动,虽黄帝、尧、舜有不容不先事而为虑者。

”不过魏了翁真正从事创作、研《易》成书,则在其谪居靖州期间。

史载,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史弥远把持朝政,魏了翁以起居郎上疏言事,希望理宗办事遵从义理,用人讲求德才,听从善言,勿信邪说,这就得罪了史弥远、李知孝、朱端常等朝廷权贵,于是被弹劾,诏降三官,谪居靖州。

魏了翁谪居靖州七年,这虽说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挫折,但却迎来了他学术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

他创建鹤山书院,研经治学,课艺士子,专事学问,尝言:“终日书案,极天下之至乐。

偶有带行书册,再三寻绎之外,功夫尽多,从两三郡士友家,宛转借得诸经义疏,重别编校。

益叹从前涉猎疏卤。使无是役,亦冺冺此生矣。

”“乃著《九经要义》百卷,订正精密,先儒所未有。

”《周易要义》即为《九经要义》之一种,是书以摘录孔颖达《周易正义》为主,兼及王弼、韩康伯《周易注》,王弼《周易略例》,陆德明《经典释文》,每卦还注以八宫世数,并析其辞为若干条。

大旨主于以象数求义理,折衷于汉学、宋学之间。

《四库全书总目》对其评价很高:“是编所录,虽主于注疏释文,而采掇谨严,别裁精审,可谓剪除支蔓,独撷英华。

”王祎《杂说》又云:“孔颖达作《九经正义》,往往援引纬书之说,欧阳公常欲删而去之,其言不果行。

迨鹤山魏氏作《要义》,始加黜削,而其言绝焉。

” 魏了翁“向来多作《易》与三《礼》功夫”,尝言“先天图说旧虽留意,比入山,重读诸经,头绪正多,《仪礼》尤烦,其间要言精义亦多先儒所未发。

既费目力于此,则俟读毕诸经,粗知大义,然后温寻《易》学,有如来谕所谓长子代父,长女代母,有邵氏、张氏、行成朱氏诸儒之说。

纵某言之,亦不过剿说,未敢容易言之”。

因此除《周易要义》外,此间又撰有《周易集义》。

关于是书之撰著,魏了翁《鹤山集》中多有提及,如《答澧州徐教授(复)》云:“某囚山五年,殆与世绝。

圣贤之书,重复温寻,益觉义理无穷。

岁月易得,独恨山深路崄,带行之书无多。

时寮土人亦无储书者,遇有记忆不明之事,无从参考。

然亦坐是功精专,免于博杂。

某自初来此,与同志者日读《语》、《孟》数章,去年方读《易》,偶曾裒萃周、程、张、邵、杨、游、胡、二朱、二吕诸儒《易》说成编,日诵数爻,宾主俱觉有得。

”按宝庆元年(1225),魏了翁被劾“欺世盗名”,谪居靖州。

宝庆二年(1226)夏,抵达靖州,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贬所生活。

此云“囚山五年”,又云“去年方读《易》”云云,推算起来,《周易集义》的完稿当在绍定三年(1229)。

元方回《周易集义跋》亦有述及,此不赘举。

关于《周易要义》与《周易集义》二书,史上还曾有一疑案。

清儒朱彝尊《经义考》卷二四四“群经六”著录有魏了翁《九经要义》263卷,又云“分见诸经,外有《类目》六卷”,似朱彝尊于诸经皆录有了翁诸经《要义》,然《易》类却仅据《宋史·艺文志》载《周易集义》64卷,不载《周易要义》,大概是以《周易集义》为《周易要义》。

四库馆臣据方回《周易集义跋》,已明辨其误,指出“则为二书,审矣”。

不过清修《四库全书》只录《周易要义》而无《周易集义》,是亦不知二书之所以为异也。

其实,《周易要义》是就孔颖达《周易正义》而作,是摘取《正义》中的要事、精义而成;《周易集义》则是汇集诸家之“义”而为一书,二书实为两种不同之书,只是同撰于了翁谪居靖州期间。

二、初刻紫阳,补刊至元 《周易集义》,又名《易集义》或《大易集义》,最初由魏了翁次子魏克愚知徽州时刊于紫阳书院,方回《周易集义跋》略有记述:“仲子太府卿静斋先生克愚明己,壬子岁(淳祐十二年,1252)以军器监丞出知徽州,刊要、集义,置于紫阳书院。

”又魏文彝《鹤山雅言序》称了翁“立言垂训以私淑后人者,有《九经要义》、《鹤山大全集》、《易集义》,此三书昔刊于徽之学官(即紫阳书院),已行于世”。

嘉庆《四川通志》卷一八三亦云:“《周易集义》六十四卷,……仲子克愚知徽州,刊于紫阳书院。

”是魏了翁仲子魏克愚(字明己,号静斋)于淳祐十二年(1252)以军器监丞衔出任徽州知州,在紫阳书院以新安郡斋名义刊刻魏了翁撰《九经要义》9种263卷和《大易集义》64卷。

然至景炎元年(1276),紫阳书院因元兵入徽州而毁,其所藏《九经要义》版片亦随之全毁,不过《周易集义》版片却独有存者。

据方回《周易集义跋》以及元儒董真卿叙述,至元二十五年(1288),时任紫阳书院山长的吴梦炎尝会同吴良弼等学者,根据方回所藏墨本,再行补刊,方回并为之作跋。

此外,关于《周易集义》的版刻情况,今之学者李致忠先生在为北京图书馆所藏宋版书《大易集义》所作叙录时亦有相似考证。

由此可见,《周易集义》宋、元均有刊刻,系初刻于紫阳,补刊于至元。

不过《周易集义》虽经版刻,但有宋至明,诸家书目少有著录,似乎流传不广。

王应麟《玉海》卷三六著录“魏了翁《周易集义》六十四卷”,《宋史·艺文志》著录“魏了翁《易集义》六十四卷”。

明代《文渊阁书目》卷二著录:“《大易宋诸儒集义》一部六册阙。

《大易宋诸儒集义》一部十六册阙。

”叶盛《菉竹堂书目》卷一著录同,此当即魏了翁《周易集义》,今《永乐大典》残卷亦收有“魏了翁《集义》”。

然朱睦楔辑《授经图义例》卷四则著录“《周易集义》七十四卷(魏了翁)”,“七”当为“六”之误。

至万历年间,张萱重修《中兴馆阁书目》,只收《周易要义》而无《周易集义》,可见此书寓目者少矣。

以致于清初徐乾学将其写入有待访求的逸书之列,朱彝尊《经义考》又将《周易集义》与《周易要义》混淆。

强汝询亦说:“康熙中,其书尚存,既进入大内,及乾隆时修四库书目,竟无《集义》。

”莫友芝《郘亭知见书目》、许肇鼎《宋代蜀人著述存佚录》甚至称“《集义》今佚”。

似乎《周易集义》已经散佚。

所幸的是,民国年间傅增湘曾见有宋刻,不过系为残本,缺十卷,依次为卷一、二、三、四、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

另外影写补入七卷,为卷十一至卷十七。

是宋刊存者仅为四十七卷。

此本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下方刻有刊工姓名,卷中恒、贞、慎、敦等均缺末笔,叶德禄撰有跋记。

罗继祖《魏了翁周易集义残本五十五卷(宋淳祐刻本)》提要所述与此本大致相同:“原书都六十四卷,今阙卷二、三、四、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及卷一页一至三十三,共八卷半(当为九卷半),约存五十五卷。

又第十一至十七系旧钞配本,字体纸色皆与原本同,是宋椠存者,仅四十四卷耳。

每面十行,行二十字。书口刻工姓名,有余文、子仁、子全、时中、季升、子元、元吉、叶文、余钟、张、陈、叶、吴、万、范、文、应、君、庆、共升之、正、游、信、成、礼等字,与淳祐十二年椠《周易要义》残卷刻工姓名多同,当均了翁仲子克愚知徽州时所刻。

宋讳恒、贞、徵、慎、敦诸字,亦均缺末笔。

”可见二者所述乃同一本,为宋淳祐十二年(1252)魏克愚徽州紫阳书院刻本,不过今藏所未知。

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亦藏有一宋刻本,此本题名《大易集义》,为64卷,分32册,其中卷六至卷十、卷二十四至卷二十六配清抄本,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易学书目》著录同。

此本没有叶德禄跋记,所缺卷次及补配也与傅增湘、罗继祖所见本不同,盖二者并非同为一本。

李致忠先生经过考证,认为此本乃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魏克愚紫阳书院刻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吴梦炎重修本。

大概就是傅增湘言及的所谓“《传是楼书目》有宋本元印《大易集义》三十二本”。

这也就是说,至元二十五年(1288)吴梦炎补刊本仍存于世,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200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据此影印,收入《中华再造善本》,以广其传。

此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还著有一明刻本,云:“《周易集义》六十四卷,宋魏了翁辑,明刻本,存三十六卷,十至二十八、三十一、三十六至五十、六十四。

”《易学书目》据此著录。

此本现藏于中共北京市委图书馆,盖从至元补刊本翻刻而来。

三、宋之《易》说,集解成编 蜀人好为“集解”之书,在唐有李鼎祚《周易集解》,乃汉《易》象数学之集成,以补孔颖达《周易正义》专宗王弼之不足。

北宋熙宁间,又有房审权病谈《易》诸家或泥阴阳,或拘象数,乃摘取“专明人事”者百家,上起郑玄,下迄王安石,编为《周易义海》100卷(后来李衡据其书补以程颐、苏轼、朱震三家,而成《周易义海撮要》12卷)。

及至南宋,又有魏了翁《周易集义》,集濂流洛派诸家《易》说,汇而为一,是亦“集解”之流。

此书体例,方回谓“取濂洛以来诸大儒《易》说”,“凡十六家合为一”。

胡一桂进一步指出:“魏文靖公《周易集义》六十四卷,案《集义》自周子(敦颐)、邵子(雍)、二程子(颢、颐)、横渠张子(载)、程门诸大儒吕蓝田(大临)、谢上蔡(良佐)、杨龟山(时)、尹和靖(惇)、胡五峰(宏)、游广平(酢)、朱汉上(震)、刘屏山(子翚),至朱子(熹)、张宣公(栻)、吕成公(祖谦),凡十七家,内一家少李隆山(舜臣)子秀岩心传。

”董真卿亦言十七家,且所述诸家与胡一桂完全相同。

余琰又说:“枢密临卭魏了翁华父集伊川、横渠、吕与叔、吕东莱、游广平、杨龟山、朱汉上、朱晦庵之说,及邵氏《渔樵问对》、谢上蔡《语录》、李籲《师说》,名曰《鹤山周易集义》。

”知是书乃汇集有宋一代诸家《易》说而成,不过方回言十六家,胡一桂、董真卿言十七家,俞琰言十一家,所述诸家与数据稍有出入。

其中胡、董二人列述完全相同,但较方回多出李心传一家。

而俞琰仅列十一家,除李籲一家不见于方、胡、董三人之说内,其他称引皆同,盖统计不全所致。

考李心传有《丙子学易编》,成于嘉定九年(1216),从时间上来说,胡、董称魏了翁取其《易》说,似乎颇在情理之内。

不过笔者通查全书,发现魏了翁确实是汇集了十七家《易》说,但却没有刘屏山(子翚)、李隆山(舜臣)子秀岩心传,代之的是安定胡先生(瑗)、兼山郭氏(忠孝)。

如释卷二十六《大畜》卦上九爻辞“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引安定胡先生《易说》曰:“‘天之衢亨’,误加‘何’字,事极而反,理之常也。

故极畜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极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极而散,既极当变,又阳性上行,故遂散也。

天衢,天路也,谓虚空之中,云气飞鸟往来,故谓之天衢。

天衢之亨,谓其亨通旷阔,无有蔽阻也。

在畜,道则变矣,变而亨,非畜,道之亨也。

”又释卷二十七《颐》卦《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引兼山郭氏《易说》曰:“山以形,雷以气,故言语主于气,饮食主于味。

方其知所养也,则味生形而有余,不足随之气生精,而善恶随之,此君子宜知慎也。

”这实与方回、胡一桂、董真卿、俞琰列举不同。

而且也与方回说“先是,温陵曾穜刊《易粹言》,七家中有郭兼山《易》,文靖公谓忠孝《易》书去程门远甚,自党论起,绝迹程门,殁不设奠,故并其子雍曰《白云易》者黜之”、胡一桂、董真卿说“他《易》不预,如郭氏父子(忠孝、雍)以背程门出之”不一致,不知何故?

魏了翁《周易集义》以程、朱《易》说为宗,所集皆濂、洛、关、闽一派的“理学《易》”说。

全书以爻为纲,“先列邵、周、程、张之说,附以诸大儒语录、解义,每一卦为一卷”,凡64卷,纲明目晰,颇便阅读。

可见,继李鼎祚《周易集解》、房审权《周易义海》之后,此书乃又一部颇有特色的《易》学“集解”,罗继祖即称:“盖准唐李鼎祚《周易集解》,集宋《易》之大成者也。

故方回谓濂流洛派合为一观之,而易道备矣者,信夫!

” 四、合程、邵《易》为一,象数、义理并重 宋代,时人好《易》者多,《易》说也颇为博杂。

元儒吴师道描述此时学风说:“学者类喜言《易》,今世尤甚,愚不知其何说也。

自汉魏以来,王辅嗣之说单行,虽未尽善,而数百年实宗之。

至宋,而邵子阐伏羲之秘,程子衍周、孔之文,朱子又发眀《易》专为卜筮作,融会义理、象数之旨,说者无以复加矣。

所宜虚心潜玩,以求圣贤之心,不当横生己意,喜新好奇,穿凿破碎,务以求多为也。

其有名为祖程、朱,而夸多骋愽,援引茸杂,自相矛盾不之顾。

又有摭前人之所已言以为已出,架屋下之屋,不相为嫌。

若是者,盖不胜其纷纷焉,果何益于《易》哉!

”可见宋代《易》说纷繁,而“理学《易》”中,邵雍言数而拙于理,程颐言理而不言数,朱熹言理言数而又归于卜筮。

针对这一情况,魏了翁纷纷指出其不足:“程《易》明白正大,切于治身,切于用世,未易轻议。

第其间有当用象数变互,不容脱略者。

如《履》之眇、跛,《比》之马,《大壮》之羊,此类分明是互体。

如三年、十年、三百户之类,分明有数,只作义理说固可,若更推明变互,尤为详密。

……朱氏《易》则大概本诸邵子,《启蒙》明述《先天图》,而赞《易》之词谓‘邵明羲《易》,程演周经’,此意可见。

……人谓《本义》专主占筮者,此未识先生之意。

某每以此看《本义》,诚是精密。

邵子无《易》解,不过《观物》、《经世》、《先天图》诸书,《击壤》诗中亦多有发明。

先天处参以汉上《易》,则程、邵之说尤明。

”因此撰著《周易集义》,其大旨就是要“合程、邵《易》为一”,象数、义理并重,以弥缝朱氏之不足。

魏了翁这一编纂思想,其在《鹤山集》中多有论及,如《答丁大监》:“某读《易》,规摹不过如前所禀,向来曾作邵子工夫,近亦重别寻绎,若端绪整整,则自程、邵以及其流派,可合为一书。

”又:“某十二三年来,本有合程、邵为一书之意,入山以后,便欲逐旋抄记,因温寻诸经一遍,然后为之。

既入诸经中重新整顿,则益觉向来涉猎疏卤。

不惟义理愈挹愈深,而名物度数,有一不讲,便是欠阙,缘此且更精读深思,未暇有所著述。

来教期我善矣,姑迟几年未晚。

”《答池州张通判》:“《易传》与《本义》之异同,则向来固尝与辅文汉卿细评之。

大抵文公所为‘邵传羲《易》,程演周经’者,盖于邵子多有取焉,而未尝显言之。

兼东南学者亦罕得邵学,今正欲迨此暇日,合程、邵之异为一书。

尚恨穷理未至,未欲容易为之也。

”与学人相互讨论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为《周易集义》的创作寻找理论上的支撑。

而在《周易集义》的撰著中,魏了翁汇集濂洛以来各家《易》说,取舍分明,实际就是按照这一思路来统筹编纂的,他主张“辞、变、象、占乃纲领,而繇、彖、象、爻之辞,画、爻、位、虚之别,互、反、飞、伏之说,乘、承、比、应之例,一有不知,则义理阙焉”,因此也就得出“《易》学则义理、象数俱当留意,合程、邵而贯之,乃为尽善”的结论。

四库馆臣言其“盖其大旨主于以象数求义理,折衷于汉学、宋学之间”,此言信矣。

五、小结 魏了翁倾心《易》学,终生治《易》,谪居靖州期间,完成了两部《易》学名著,一为取诸经注疏,摘为要义的《周易要义》,一为取濓洛以来诸大儒《易》说,集解而成的《周易集义》。

其中《周易集义》以程、朱为宗,融汇濂洛《易》说,象数、义理兼备,“其说有补于读《易》者”,故颇得学人推崇。

方回谓“濂流洛派凡十六家合为一,观之而易道备矣”。

吴师道也说:“《集义》自周、程诸门人下及朱、吕,渊源所自,可以参观。

”不过又云:“但其取汉上朱氏以备象数一家,未免芜杂。

” 《周易集义》撰著之时,正值魏了翁废黜谪居靖州期间,文献稀缺,无人商榷。

因此此书虽然对有宋一代诸家之说初有汇录,但却缺少一定的融铸。

不过总而言之,《周易集义》以其融汇濂洛诸家《易》说,集解成编,合一程邵,承续朱子,仍不失为一部上乘的集解式《易》学名著。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魏了翁“鹤山道脉接濂洛”的理学思想,奠定了他“南方共宗鹤山老”的理学地位。

—————————— 作者简介:李冬梅,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方向:儒学文献。

文//来自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03期;信息来源:巴蜀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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