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易辰：融通河洛与先天后天的江永图书易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本文将为您详细解读杨易辰：融通河洛与先天后天的江永图书易学的深层含义，一起来学习吧。
杨易辰：融通河洛与先天后天的江永图书易学 摘要： 江永在《 河洛精蕴》中通过对以往图书之学的批评与反省，重新界定了图书之数与卦画阴阳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以纵横阴阳之数构建了全新的图书易学。
他以河图纵横阴阳之数为基础，将河图与先天之学相融合，与洛书之数相匹配，又能够推展出后天八卦，从而打通图书、先天、后天之学，使其可以相互转化。
江永试图以此解决过往图书学“图不能与书通”“卦不能与数合”“欲发明而未昭晰”的缺陷。
关键词：江永；河图；洛书；先天 江永(1681-1762)，字慎修，乾嘉时期著名学者。
其易学著作《河洛精蕴》，是一部“津逮后学”的创新之作。
在该书中，江永以“河图之数理”作为“圣人则图书而作《易》”的源头，尝试以“纵横阴阳之数理”融通河图、洛书、先天八卦、后天八卦。
本文对此予以粗浅探讨。
一、对以往图书之学的批评与反思 在图书学领域，江永继承了朱熹的基本主张，认为河图、洛书、 先天八卦图 、后天八卦图皆有“确然不易之理数”，相互关联紧密。
另一方面，他并不认同朱子及其他学者的具体论证，认为先儒皆有未明之处，以致“图、书、卦、画不能相通”(《河洛精蕴》，第14页)。
江永将前人对图书之学的错误认识归结为两个方面: “以今观之，大抵先儒之说有两失，其一以河图之方位即为八卦之方位，不知伏羲画卦先横而后圆，非即以圆为圆。
其一以河图之一二三四即为四象之位，不知河图之四象由中宫五、十而生一，隐于四方之中，非即以见出之点为四象之位也。
”(《河洛精蕴》，第40页)概言之，他的批评主要着眼于河图与八卦方位、河图与 先天学 之关联。
首先，在河图与八卦方位的关系上，江永不认同朱熹的做法。
朱熹“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离坎，补四隅之空以为兑震艮巽”，从而直接将河图方位与先天八卦的方位简单对应起来。
对此，江永提出质疑说:“夫谓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离坎而居四实也，未知其用内一层之生数，抑用外一层之成数乎？
如用生数，则一似可为坤，而二何以为乾？
……如用成数则六似可为坤，而七何以为乾？
”(《河洛精蕴》，第11-12页)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无法合理地解释河图之数与八卦的对应关系，只是“虚位比拟”“牵强纽合”，根本不能体现“圣人会心于图象以作《易》”的“确然之理数”(《河洛精蕴》，第12页)。
其次，在河图与先天学的关系上，江永也批驳了朱熹的说法。
他赞同《启蒙》“河图之虚五与十者，太极也”的观点，但不赞同《启蒙》对两仪、四象的解释。
“《启蒙》配合图、书，则谓两仪者奇偶。
夫阴阳之道，变化无方，岂止论奇偶哉？
如聚一三五七九居左，二四六八十居右，以是为两仪，将何以自然而成四象、分八卦乎？
”(《河洛精蕴》，第13页)在他看来，仅以奇偶区分阴阳，将河图中的一三五七九视作阳仪，二四六八十视作阴仪，前者在左，后者在右，这不仅在河图中没有直观的呈现，且无法展现“两仪生四象”的内涵。
“至于四象，朱子谓其位则太阳一、少阴二、少阳三、太阴四，其数则太阳九、少阴八、少阳七、太阴六，分位与数为二。
”(《河洛精蕴》，第15页)江永不赞同以河图的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两组数字来对应四象。
一方面，作为四象之“位”的一二三四与作为四象之“数”的六七八九这两套数字系统，在河图中是分散割裂的。
另一方面，一二三四与六七八九在河图中所处的位置均无法涵摄与之相应的四象内涵。
“近儒论河图曰:太阴位乎北，其数六。
太阳位乎南，其数九。少阳少阴位乎东西，其数七八，而一二三四，则二太二少之所自生也，此河图四方之位也……而图之位却不如此，六固在北矣，九在西，何能强之使南？
则太阳之位失矣……七宜位东，何以在南？
八宜位西，何以在东？则二少之位皆失矣。
此显然差谬者，何故不自觉耶？
”(《河洛精蕴》，第44-45页)这种区分数与位的解释，无法融通河图与四象。
江永认为，先儒无法准确把握图、书、卦、画之间的联系，原因在于对河图、洛书及先后天八卦中与阴阳、数字有关的问题没有清晰的认识。
于是，他们往往将图书之数与卦体之阴阳进行简单的比附，以至于方枘圆凿、牵强附会。
为了理清这一问题，江永对图、数之阴阳做了三类区分: 以图、书观之，阴阳之类有三:一以奇偶分阴阳，天数五、地数五是也。
一以生数成数分阴阳，一、二、三、四，其卦为坤、巽、离、兑;六、七、八、九，其卦为艮、坎、震、乾是也。
一以纵横分阴阳，九、四、三、八，横列者为阳，其卦为乾、兑、离、震;二、七、六、一，纵列者为阴，其卦为巽、坎、艮、坤是也。
(《河洛精蕴》，第13页) 他认为，数字的奇偶并不是界定阴阳的唯一标准。
“夫阴阳之道，变化无方，岂止论奇偶哉？
”(《河洛精蕴》，第13页)前人执着于此，在关联卦之阴阳与数之阴阳时必定顾此失彼，难以圆融。
就图书而言，阴阳的划分标准除了阳奇阴偶，还有生数为阴、成数为阳，以及河图横列之数为阳、纵列之数为阴两种分类方式。
其中，纵横阴阳之数，乃是把握图、书、卦、画的关键所在:“圣人则图书画卦，却是以纵横分阴阳为主。
”(《河洛精蕴》，第13-14页) 江永又对图、书之数与先天卦数做了进一步区分。
他说:“邵子之师，最后始说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传与邵子。
此是陈希夷以来之真传，然此乃八卦次序之虚数耳，与图、书之数无涉。
数有十而卦止八，乃是虚其五、十以居中，非空其后之九、十两位也。
卦之实数，乃是乾九、兑四、离三、震八、巽二、坎七、艮六、坤一。
顺而数之，则为坤一、巽二、离三、兑四、艮六、坎七、震八、乾九，应乎父母男女之次第者也。
”(《河洛精蕴》，第52页)前人误解图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将图、书之数与八卦之数简单对应。
江永认为，乾一至坤八的先天卦数只是标记八卦次序的虚数，与河图、洛书中的数字无关，二者不能比附。
唯有着眼于河图、洛书中的实数，才能把握圣人则河图、洛书创设八卦的真意。
二、河图、洛书、先天、后天之融通 江永突破了以往仅以数字奇偶界定图、书阴阳的做法，依“纵横分阴阳”“生数成数分阴阳”的形式对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东、四九居西的河图作了新的诠释。
他将生数一二三四与阴卦坤巽离兑对应，成数九八七六与阳卦乾震坎艮对应，认为这一排列方式体现了“父母男女之次第”及阴阳消长之理。
在此基础上，他从“纵横分阴阳”的角度重新界定了河图的八卦排列，以横列的乾兑离震为阳、纵列的巽坎艮坤为阴。
“析图之九、四、三、八，以当乾、兑、离、震之阳仪;分图之二、七、六、一，以当巽、坎、艮、坤之阴仪。
”(《河洛精蕴》，第12-13页)在他看来，河图这种方位与数的联系，既能体现《周易》先天之数的原初形式，又包含着后天之位，且与洛书契合。
如此一来，以往“图不能与书通，卦不能与数合”的问题遂“有绳贯丝连、操券符契之妙”(《河洛精蕴》，第17页)。
首先，江永试图以河图“纵横阴阳之数”融通先天之学。
在江永看来，尽管朱熹等人试图解释河图与先天学的关联，但不得其要。
原因在于，先儒未能准确把握先天学中的两仪、四象、八卦与河图数、位之间的内在对应。
江永则以“纵横分阴阳”为基础，将河图横列之数乾九、兑四、离三、震八与 先天横图 右侧之阳仪对应，纵列之数巽二、坎七、艮六、坤一与先天横图左侧之阴仪对应。
他认为，河图本身即能形象地展示从太极、两仪到四象、八卦的画卦过程: 圣人则图、书画卦，却是以纵横分阴阳为主。
其为横图，则横列者在前，纵列者在后。
为圆图，则横列者居左，纵列者居右，是谓两仪，即乾、兑、离、震之下一画为阳，巽、坎、艮、坤之下一画为阴是也。
方其生八卦，则一仪分为四;方其生四象，则一仪分为二;方其生两仪，则止有二画……不但八卦如此，六十四卦亦然。
左边三十二卦之下一画可连为一阳，右边三十二卦之下一画可连为一阴也。
(《河洛精蕴》，第13-14页) “纵横分阴阳”的河图，即横列的乾九、兑四、离三、震八之阳数与纵列的巽二、坎七、艮六、坤一之阴数不仅可以说明阴阳两仪的形成，也可以说明何为“四象”与“八卦”:乾、兑、离、震四卦之初画皆为阳，内涵的正是“太极生两仪”之阳仪;巽、坎、艮、坤之初画皆为阴，代表“太极生两仪”之阴仪。
一仪分为二而产生四象，指河图横列的阳仪二分为东西两侧之太阳、少阴，分别与河图之数九四、三八对应;纵列的阴仪二分为南北两侧之太阴、少阳，分别与河图之数一六、二七对应。
关于四象与河图之数的对应，江永说:“太阳居一，藏于西方之九四，九减十为一，四减五为一，九为太阳，而四亦为太阳。
少阴居二，藏于东方之三八，八减十为二，三减五为二，八为少阴，而三亦为少阴……”(《河洛精蕴》，第15页)通过与象征太极的中宫五、十之数进行减法运算，居于四方的九四、三八、二七、一六变为一、二、三、四，分别与太阳、少阴、少阳、太阴对应。
由此，江永建立了四象与河图之数的关联，解决了以往四象在河图中数、位分离的问题。
至于“一仪分为四”而产生八卦，则指河图横列阳仪之太阳分为八卦之乾九、兑四，少阴分为震八、离三;纵列阴仪之少阳分为八卦之坎七、巽二，太阴分为坤一、艮六。
将河图横列之数乾九、兑四、离三、震八置于右，将纵列之数巽二、坎七、艮六、坤一置于左，即是先天横图。
而将河图纵横之数规而圆之，阳仪居左，为乾、兑、离、震四卦;阴仪居右，为巽、坎、艮、坤四卦，又成先天圆图。
于是，河图不仅能展现先天之学“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画卦过程，且能与先天横图、圆图融通为一。
正因乎此，江永断言:“河图本先天八卦之本。
”(《河洛精蕴》，第67页) 其次，江永又以河图“纵横阴阳之数”融通洛书。
他接续了朱熹河图为体、洛书为用的观念，并吸收了李光地以三角幂数、因乘归除之法解读河图十数与洛书九数体用关系的内容，进一步论证了两者的内在关联:“河图为体，洛书为用，此确论也，然用不离乎体。
用数之成，由体数之立。
析图之九四、三八横列者居书之左，分图之二七、六一纵列者居书之右，则八方之位成而八卦之位亦定，自然之理，非人所能安排，古今诸儒皆未发也。
”(《河洛精蕴》，第27页)江永认为，河图、洛书中卦与数的关系完全一致，皆为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乾六、兑七、艮八、离九。
洛书之数本因河图之数而立，“则阳仪居左，为乾、兑、离、震。
阴仪居右，为巽、坎、艮、坤。
以八类象之，天地对于上下，水火对于西东，雷风对于东北、西南，山泽对于西北、东南，以成天地之体象”(《河洛精蕴》，第17页)。
依他之见，河图透显了“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的自然画卦之理，洛书则彰显了“天地之奠定，气化之运行”的自然运转之妙。
为了凸显洛书涵具的造化之用，江永专门提出了“洛书二八必交始成造化说”: 洛书之二八，先天八卦之巽、震也。
试使二居东北，八居西南，则自北而东南，一、二、三、四居之。
自西北而正南，六、七、八、九居之，五居中以接乎四与六焉。
自少而多一至九，自多而少九至一，岂不顺序……然不成造化矣。
洛书之数，则不能使纵横斜角皆十五点。
卦画之象，则一阳在下者杂于阴仪，一阴在下者杂于阳仪，故造化之理必有交易，始成其为造化。
其交易者，二巽居西南，八震居东北，即“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之道也。
(《河洛精蕴》，第145页) 洛书自北而东南、自西北而正南的数字排布之所以是一、八、三、四、六、七、二、九，而未取阴阳老少的顺序排布或数字一、二、三、四、六、七、八，九顺序递增或逆序递减的更规则排布，是因为洛书二、八交换正体现了天地造化之大用。
巽二代表的长女与震八代表的长男阴阳交易，男女构精，始成天地化生之道。
再次，江永又从河图“纵横阴阳之数”推出后天图。
他反对将后天八卦方位归于文王:“八方之位，自有天地以来即定矣，岂待文王而始知所当之卦耶？
河图之妙，先天已含后天。
一、二、三、四，即坎北、离南、震东、兑西之位，但易其乾、坤、艮、巽之四隅耳。
此卦位非圣人不能定，而圣人不必为文王。
”(《河洛精蕴》，第55页)此旨在强调河图原本涵摄后天八卦之位。
具言之，江永以洪范五行数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作为沟通河图之数与五行的依据，进而以“纵横阴阳之数”天一配地六为水、天七配地二为火、天三配地八为木、天九配地四为金、天五配地十为土说明河图之数“水北火南，木东金西，先天涵后天之位”: 河图本先天八卦之本，而水北、火南、木东、金西已含后天之位，则河图又为后天之本，但五行有变化耳。
五行论其常，水、火、木、金各二;论其变，则水、火各一，而木、金、土各二，何也？
水、火以精气为用，故专于一。
木、金、土以形质为用，故分之二。
惟其然，故图有十而卦有八也。
河图以一、二、三、四为坎、离、震、兑。
四方之正位，坎、离专也，故一为坎而六并之，二为离而七并之。
六七既并，则东方之八进居东南隅，为巽阴木;西方之九退居西北隅，为乾阳金。
而东北、西南二隅为虚，于是中央之五、十入用。
五随三阳，而位于东北，为艮之阳土。
十随三阴，而位于西南，为坤之阴土。
盖以二土为界，而二金二木与水火之对克，皆不得不然矣。
(《河洛精蕴》，第67页) 融通河图与后天八卦，首先需要解决图之十数与八卦不相应的问题。
江永以五行之“常”与“变”论之，河图十数是以五行之数各有二为其常，后天八卦则是以五行之用论其变。
五行中水、火以精气为用，故专为一数，木、金、土以形质为用，故分为阴阳二数，是以图数十而卦数八。
在此基础上，江永又以五行为据，将河图之一、二、三、四分别与坎、离、震、兑相配。
坎水、离火为精气，专于一，故与其对应的河图一六、二七之数亦合并为一，成坎七、离九。
河图正东三八之木则一分为二，三与震合，八则进居东南成巽木;正西四九之金亦一分为二，四与兑合，九则退居西北成乾金。
最后，河图中央五、十之土变至东北、西南入用，分别与艮、坤之土相应。
由此，河图转为后天八卦图，五行十数之体转为五行八卦之用。
结 语 图书学作为宋代以来象数易学发展的新成果，以河图、洛书为基础，试图通过图形、数字的排列与转化，揭示《周易》卦画的形成过程及内在规律，对后世易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江永的图书学在接续前人成果特别是朱子图书学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河图、洛书、先天、后天诸说的圆融关系，以期解决以往图书学“图不能与书通”“卦不能与数合”“欲发明而未昭晰”等问题。
总体而言，江永的研究颇具新意，且能自圆其说。
他以河图“纵横阴阳之数”为基础，将河图与先天之学相融合，与洛书之数相匹配，又能够推展出后天八卦图，从而将图、书、先天、后天通贯为一。
尽管江永一再强调其学以河图为本，实则先天学才是其体系建立的关键所在。
“纵横阴阳之数”的实质，是将先天八卦横图中分，进而纵横分置于河图之内，并以实数、虚数之说剥离先天图中卦与数的关联，尔后建立先天卦与河图之数的联系。
至于洛书，则是河图纵横之数即先天八卦横图左右分而规之所成的先天八卦圆图。
由此，河图、洛书与先天八卦得以成为圆融、统一的整体。
然而，当江永尝试将此一思路移至河图与后天八卦时，却无法解释得自然、圆融。
质言之，他打通河图与后天八卦的方法，其实套用了朱熹分四正之数至四隅的模式。
他试图借助河图数五行与后天八卦五行的一致性建立二者的关联，却无法避免后天卦数与河图、洛书、先天八卦的卦数无法统一的问题。
为此，江永在《河洛精蕴》的外篇中又尝试运用勾股幂图、乘除比例等一系列数学手段予以弥缝。
这些做法，一面极大地丰富了图书之学的内容，一面也处处显现出他所批评的“牵强补凑，非自然之理”的弊病。
当然，江永图书学的不足之处，并不会湮没其学术价值。
从学术史的角度审视，清初易学辨伪思潮以来，图书学的颓势日益明显。
在此时局下，江永藉其过人学识与敏悟巧思，继续丰富、拓展图书之学，展现了强大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勇气。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乾嘉易学发展的多元面向。
（ 《周易研究》，2020年第4期；信息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助理研究员。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
研究方向：易学与经学史。
主持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0批面上资助项目“‘西学东渐’视角下的清代象数易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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