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04年,朱温在攻克长安之后,尽诛宦官,并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督促全城百姓东行。百姓在军官的驱逐下,号哭满路,都大骂说: “贼臣崔胤召朱温来倾覆社稷,使我曹流离至此!” 在听到百姓的抱怨声之后,朱温决定断绝他们思乡的念头,下令拆毁长安宫室及民间住宅,将建筑材料全部抛入渭水之中, 自此千年古都化为了一片废墟,秦汉隋唐遗迹荡然无存。
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次强制迁都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从此以后,长安再也未能成为中国的都城。
宋明两朝关于定都长安的争论
公元976年,宋太祖赵匡胤到郑州巩县去祭扫祖陵,他登上高台,泪流满面地说: “我后当葬此”。 之后他又继续前往自己出生的地方——洛阳——考察,看着壮丽的宫室,宋太祖萌生了迁都的念头,不肯再回汴京。大臣李怀忠立即进言说: “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 认为神都洛阳远离漕运要道,交通不便,已不适合做首都。然而任凭百官如何劝解,宋太祖都不肯听。最后皇弟赵光义也叩头切谏,反对迁都。谁知宋太祖却说: “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
由此可知,在北宋初年曾出现过两种定都理论。一种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以宋太宗赵光义为代表;另一种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以宋太祖赵匡胤为代表。当时朝中大臣皆支持宋太宗,然而宋太祖拥有君王独断的权力,宋朝一度距离定都长安很近, 结果因宋太祖于当年离奇去世而搁浅。
1368年,朱元璋北伐中原,在徐达与常遇春领兵光复河南之后,朱元璋立即巡幸汴梁,他召集群臣共同商议两件大事, 一 件是如何北取元都,另一件就是迁都何往。
朱元璋当时以汴梁为北京,金陵为南京。 但他认为宅居于南京的六个朝代都国祚短暂,历代帝王大多定都中原,因而考虑以汴梁为首都。然而不久之后他又说: “大梁四面受敌,非建都之地。” 于是监察御史胡子祺上奏提议迁都长安,但朱元璋嫌弃关中地区漕运艰难,故而没有答复他。接着又有人主张以燕京为都,翰林修撰鲍颖反对说:“胡主起自朔北,是以立国在燕”,如今天命已改,不应再取胡虏巢穴而居;况且北京地区经过辽、金、元三朝的统治,胡化严重,文明礼仪尽皆废弃,故而应定都在汉人集中的南京地区。最后刘基等人也认为南京是龙兴之地,而且靠近祖陵凤阳,不应另议迁都,朱元璋只得作罢。 最终,明朝也像宋朝一样,没有定都长安。
明朝时曾有人提议迁都长安, 长安的王气在唐朝时已经断绝?
对于长安不再适合作为首都的原因,古人进行过多方面的论证,其中 “王气论” 影响颇大。
在明朝时有一个地理学家名叫王士性,他写了一本《五岳游草》,里面论述中国历史上“王气”的变迁。王士性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 雍、冀、河、洛为诸夏,而荆、吴、越、闽为蛮夷, 然而到了明朝之时,声明文物反以东南为盛,这是因为存在 “天运循环,地脉移动” 的规律。 为此,他继承堪舆家龙脉风水的理论,并加入了盛衰的思想。
古代堪舆家认为中国地区的山脉皆出自昆仑,之后分为三条龙脉。最北一条起自阴山、贺兰而入山西,经太行山而渡辽海,称为“北龙”;中间一条起于关中,出终南、太华而下嵩岳,转荆山、抱淮水,最终由泰山而入海,称“中龙”;最南一条出吐蕃,下丽江,趋云南,自桂林而过九嶷、衡山,经南岭而度海,称“南龙”。
王士性说自古王气,中龙最先发,而长安、洛阳正是中龙王气的聚集之地 。然而越到近世,此地的王气越衰败。 两汉之时关中被攻占的次数寥寥无几,而到了唐朝,这个地方却成为了各路叛军的打卡地:安史之乱时长安沦陷、吐蕃东侵时再度沦陷、“泾原兵变”之后叛军攻入长安,唐德宗被迫逃亡、黄巢游击过大江南北,最终也攻克了长安、而当长安最后一次沦陷于朱温之手时,它的王气也就被断绝了。
三条龙脉的传说, 封建王朝不再定都长安的原因
王士性的 “王气论” 颇有神秘色彩,难以服众;在明末清初时,另一位地理学家顾祖禹写出《读史方舆纪要》,他采用较为科学的方法,分析了长安衰落的现实原因,认为并非是所谓的“王气”。
在《读史方舆纪要》看来,自然环境的恶化,导致长安经济地位的下降;政治形势的变化,也使关中失去了以往的战略价值,不再是定都的首选,这才是长安衰落的原因。
宋太祖认为可以靠关中的地形险要来去除冗兵,然而宋太宗认识到在唐末长安屡次被攻陷之后,地形早就不是决定战争的主要因素了,所以他说 “在德不在险” 。北宋为了进行中央集权,把禁军全部集中在都城周围,而为了养活这支庞大的军队,就需要一个交通便利的都城。如果定都在关中,那么因水路不畅,无法接受山东与江南的供给,单靠屯田是无法养活那么多人口的。
明朝之时, “秦、晋士瘠,无田可耕” (《明季北略》),自然环境进一步恶化。相比于富庶的东南沿海,把都城定在贫瘠的关中地区,显然应付不了财政开支的需要,而且供给线过长,会徒耗人力。所以朱元璋也不理会胡子祺的建议。
天下形势的变化对于定都的影响
宋太宗放弃迁都长安,不仅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在政治军事方面也进行了考量。
秦汉之人在说到关中形势时, 都说这个地方阻山带河、四塞为固,“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是进可攻而退可守之地。 然而在残唐与宋、明之际,形势早就发生了变化。中晚唐的主要威胁来自西方的吐蕃与回纥,在陇右大片土地被吐蕃蚕食之后,长安就由帝国的中心变成了边陲城市,所以吐蕃才能那么快就攻占唐都。
宋朝时,威胁同样来自西北地区的西夏,而且横山以北已经为党项人所据,位居河水的上游,宋朝若定都于关中,便是将自己的都城置于敌人的视野之下。为了夺取横山,保卫关中,宋朝曾与西夏展开多次会战,其中永乐城之战就以惨败而告终。
明朝时,威胁主要来自北方,朝廷并无 “独以一面东制诸侯” 的必要,朱元璋并未将关中纳入定都的考虑范围,在他看来北京、南京与汴梁才是定都的选择; 一个是前朝旧都,一个是龙兴之地,另一个则是历代帝王之所居。 最终,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他选择了定都南京。
其实,周秦汉唐定都关中都有着历史渊源,周秦的先祖都在关中生活与发展,进而自关中而取天下,它们定都关中乃是自然而然的事;关中也是宇文周长期盘踞的根据地,隋朝篡周而立,因袭不改。唐高祖起兵晋阳,先是攻克长安,之后才东出扫定天下,定都关中为取天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宋、明两朝则不同,宋太祖是在已经扫定天下后才考虑是否要迁都关中;明朝也是在徐达击败李思齐、张思道之后才有人提议迁都关中——也就是说,对于它们来说,定都关中跟取天下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大部分以长安为都城的政权都曾以这个地方为根据地,只有汉高祖为了“东制诸侯”才定都于此。然而古今形势不同,不可因循拘泥,此所谓“攻守之势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