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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在华印象：晚明社会为何掀起“利玛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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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在华印象：晚明社会为何掀起“利玛窦现象”？摘要： 利玛窦现象是晚明时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社会文化现象。 士庶人等重其人、读其书，众多文献记其事，乃是这一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 西学东渐的实质推进，利玛窦的个人魅力，晚明社会的和谐氛围，以及学风士习的猎奇搜异是这一现象形成、持续的根本原因。 利玛窦现象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实质推进阶段的重要标志，从一个侧面昭示出晚明社会的文化本质。
利玛窦是晚明时代的知名人物，经、史、子、集皆可见到利玛窦的丰富信息。 作为开启中欧之间直接的、成规模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文化交流的主要当事人，利玛窦赢得晚明士庶各阶层的好奇、好感与推重。 如此众多的晚明文献与士庶人物聚焦一位来自欧罗巴的外国人，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确是前所未有的。 频频为人瞩目的利玛窦也逐渐由一个来华耶稣会士，异化为表征西学的文化符号，代表欧洲的形象大使，进而蔚成一种耐人寻味的社会文化现象。 但目前学界对此现象尚缺乏必要解读。 本文试从晚明文献有关利玛窦的记述、评赞入手，就利玛窦现象的表现、成因以及其中昭示的文化本质略陈浅见。
一
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生发、持续都要通过一定方式表现出来。置身其中的各社会群体则通过这些表现方式表达其与某种社会文化现象的链接关系，进而建构起满足自身需要的独特文化意义。晚明利玛窦现象因西学东渐而起，因士庶心灵受到利玛窦学识人品之震撼而持续，并通过以下方式表现出来。
第一，晚明士庶重其人，渴望与利玛窦交游。在晚明时代，“利玛窦的名字真是响亮极了”,“四方人士无不知有利先生者”“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利玛窦成为轰动一时的公众人物。林金水先生《利玛窦交游人物表》曾考证出与利氏交游的中国官员及各色人物多达137人，“这些人当中有王公贵族、朝廷宰臣、六部各卿、地方名宦、学者、僧侣、商贾，直至黎民庶人，几乎包括了当时各界的知名人物”。其实，留下姓名者尚不止此137人，还有一些与利玛窦有过实质交往，而林先生文中未曾列出者，如葛寅亮、费元禄、陈仪等。至于不曾留下姓名而与利氏实际交往者则远远不止此一百数十人。从广东到北京，利玛窦于所到之处，总能歆动士庶各界的巨大热情，他们希望目睹利玛窦的风采，成为利玛窦的朋友。早在其儒冠儒服进入江西之前，利玛窦就以精通天文历算而名扬豫章，知名学者章潢、江西巡抚陆万陔等皆通过利玛窦好友瞿太素知道了这位才华出众的欧罗巴番僧。利玛窦说：“他（瞿太素——笔者注）到处替我们宣扬……到处为我们宣传，尤其对在此做官已满两三年的巡抚（陆万陔——笔者注）”章潢《图书编》记此事曰：“近接瞿大素，谓曾游广南，睹一僧，自称胡洛巴人，最精历数，行大海中，惟观其日轨，不特知时知方，且知距东西南北远近几何。”所以，利玛窦一到南昌，就立即为江西士庶所包围，成为他们争相交往的对象。他说：“在这城里……众人都好奇地想见我一面，有这么多群众来看望，还有重要的文人与要人，真使我兴奋异常。”“来拜访我的每天络绎不绝”。南昌附近的白鹿洞书院，是江西学人讲学读书的聚集地，当院长章潢得知利玛窦就是瞿太素所讲的那位番僧时，特别邀请他到书院讲学。利玛窦给书院师生讲授数学和上帝救赎的道理，章潢对欧洲的“教义与礼规倍极赞扬，他发遣他的弟子来向我（利玛窦——笔者注）请教。”利玛窦还赢得封藩南昌的乐安王与建安王的礼遇和尊重，他们以重礼邀请利玛窦到王府做客，并且询问欧洲的道德修养问题。移居南京后，利玛窦一面广交朋友，一面传播宗教，“士大夫多宗之”。一些人渴望了解更多的西洋奇事，争先恐后前来拜访。利玛窦说：“中国人来拜访我，有些人好像发了狂，争先恐后，络绎不绝……当中国人看见我可以把任何我们的书译为中文，便不胜惊奇。我所译有关科技的书是他们从来不曾看见过，于是有的要学数学，有的对伦理科学有兴趣……”利玛窦还参加文人学士组织的各种活动，常常成为他们的座上宾。万历二十八年底（1601年），利玛窦进入北京。在这个明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利玛窦前所聚积的名人效应得到更大释放，“都中缙绅交许可其说，投刺交欢，倒屣推重，倾一时名流。”诸博雅闻人，“无不延颈愿望见焉，稍闻其绪言余论，即又无不心悦志满，以为得所未有。”除了应付接踵而至的拜访者外，利玛窦还要应付来自全国各地的书信往来，“有些人是他认识的，有很多他根本不认识，来信询问有关基督教教义的各种问题、有关向偶像献祭的人的信仰以及他所刊行的著述里的一些章节。”还有一些人为利玛窦的学识所折服，追随利玛窦，希望成为他的学生。南昌士子倾心于利玛窦神奇的记忆术，每天都有人来，要求拜利玛窦为师，请求传授他们这种学问，以至于乡试之年，来人如织，利玛窦疲于应付。在北京，一个名叫张养默的科学家奉命前来，开始还性情傲慢，但不久就心悦诚服地成为利玛窦的学生，他经常以“毕达哥拉斯的一句格言‘老师这样说的’作为座右铭”。
第二，晚明士庶重视利玛窦撰写的中文著作，或刻其书，或为之撰写序跋，或饶有兴趣地认真阅读。利玛窦来华后，华言华服，笔耕不辍，编译撰写了大量中文著作。对于这些中文著作，晚明士庶给予很高评价。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说，利玛窦所传天学、格物学，特别“精辨”。徐认为，利氏所著《交友论》“尤切中人情”。姚旅认为，利玛窦有关友谊的讨论发人深省。他说：“人有异域，其道其情一也，读此，谁谓海外无人哉！世每少异域夏虫耳，然生中华而徒有其胸，反不彼若矣，不愧杀乎！”王肯堂看完《交友论》后激动地说：“利君遗余《交友论》一编，有味哉！其言之也，病怀为之爽然，胜枚生《七发》远矣。”张萱《西园闻见录》在讨论慎默时，以先贤之往行为例，除少量引述胡俨、宋濂事迹外，大篇幅引用利玛窦译介之西洋先哲事迹。出于阅读者的实际需要，以及对利氏中文著作之推重，一些人要求利玛窦出版自己的著作，一些人则不经利玛窦同意便出版他的著作，一些人兴趣盎然地阅读他的著作，利玛窦著作成为那个时代的“畅销书”，得到广泛流传。中文世界地图是最早为利玛窦赢得声誉的中文著作，万历十二年首先由肇庆知府王泮出版，王泮将其作为珍贵的礼物分赠给高官和朋友。其后，利玛窦不断修订世界地图，一些人也相继刻印世界地图。从万历十二年到万历三十六年的短短十四年间，中文世界地图在肇庆、南昌、苏州、南京、北京、贵州等处翻刻达十二次之多。1605年5月10日，利玛窦在《致高斯塔神父书》中写道：“前几年曾给您寄《世界地图》，是用中文在北京印刷的……这个印刷物给我们帮了大忙，先后已印刷十次以上，很多人希望占有一张，争相购置。”万历皇帝也很看重利玛窦的世界地图。1608年8月22日的《利氏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称，“今年初，我曾把大张《世界地图》呈献给中国皇帝，皇帝非常高兴，希望能多有几张……便命工匠在宫中照我呈献的地图刻版，不久便印了不少张，很多殿中都挂起了我绘的《世界地图》。”除世界地图外，一些教理书也得到中国人的好评。《天主实义》是利玛窦撰写的第一本介绍天主教道理的中文书，一些人看过后，力劝利玛窦快快印刷。此书自万历二十三年南昌初刻后，二十九年、三十二年在北京两次重刻，三十五年杭州重刻，崇祯二年（1629年）收入李之藻所辑《天学初函》中，三年以后又多次重刻。《交友论》是为利玛窦赢得很大声誉的第一部哲理书。利玛窦在《致马才拉塔座堂参议安东·利启兄弟书》中说，《交友论》“引起中国学人们的惊奇……后来不少学者争相传阅、抄录……尤其我的至友（冯应京－－－笔者注）曾在他的故乡未曾告诉我便刻板印刷了。”在《致高斯塔神父书》中，利玛窦又说：“许多人非常喜欢这本书；我不曾把它印刷，也不能印刷……但在两处由别人印刷过，甚受学者的喜爱。”以自然哲学家口吻讨论修德养性、珍惜光阴的《二十五言》同样为利玛窦赢得很大声誉。被利玛窦誉为“活圣人”的冯应京重新刻版印刷了它，“其它会院都来函告诉我这本小册子已传遍四方”。后来撰写的《畸人十篇》也很快成为畅销书，利玛窦在《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中说，“我已听说这本书在两三省已经重印，很多地方的人向我讨这本书，几百本已分散给人了。”至于以传播天文历算为主的科技书籍，更为晚明实学派所倚重，因前人对此多有讨论，兹不赘述。
第三，盛名之下的利玛窦逐渐成为晚明文献的关注对象，经、史、子、集因此留下有关利玛窦的大量文字资料。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著录利玛窦事迹之晚明文献至少在一百五十种以上。经部如朱朝瑛之《读诗略记》、何楷之《诗经世本古义》、葛寅亮之《四书湖南讲》、顾梦麟之《四书说约》、乔中和之《说易》、方孔炤之《周易时论合编》、孙瑴之《古微书》等，史部如黄景昉之《国史唯疑》、陈建之《皇明通纪集要》、陆应阳之《广舆记》、刘侗之《帝京景物略》以及《明神宗实录》等，子部如朱谋垔之《续书史会要》、方弘静之《千一录》、汪砢玉之《珊瑚网》、王肯堂之《郁冈斋笔麈》、孙能传之《剡溪漫笔》、沈德符之《万历野获编》、支允坚之《梅花渡异林》、李日华之《紫桃轩杂缀》、谢肇淛之《五杂俎》、顾起元之《客座赘语》、方以智之《物理小识》、郑仲夔之《耳新》、徐应秋之《玉芝堂谈荟》、许自昌之《樗斋漫录》、董其昌之《画禅室随笔》、徐之《笔精》、张萱之《西园闻见录》、章潢之《图书编》、姚旅之《露书》、沈瓒之《近时丛残》等，集部如文德翼之《求是堂文集》、张世伟之《自广斋集》、蔡献臣之《清白堂稿》、宋懋澄之《九籥集》、费元禄之《甲秀园集》、汪廷讷之《坐隐先生全集》、郑以伟之《灵山藏》、虞淳熙之《虞德园全集》、祝世禄之《环碧斋诗》、邹维琏之《达观楼集》、熊明遇之《文直行书》、袁中道之《珂雪斋外集》、黄克缵之《数马集》、邹元标之《愿学集》、李维桢之《大泌山房集》、郭子章之《黔草》、李贽之《续焚书》等。如果加上天主教之教内文献，估计至少在二百种以上。记录者分布士庶各阶层，上自阁部大臣，下至普通士子，乃至僧道之流，大都不惜笔墨，对利玛窦的形貌特征、故国籍贯、来华经过、所传宗教、学识人品、著述行踪，以及病逝安葬等，皆作记录评述。以葛寅亮《四书湖南讲》为例，其《孟子湖南讲》对利玛窦所介绍的欧洲社会政治状况进行了独特评述。他说：“予往日于都中见利马窦，述其国主皆系传贤，号为教化王其人必不娶，无子，而又不必居相位，但有德者授之，迄今不改，永永无争。其教如不祀祖及杀食之说，虽大背谬，而国主相传之法则甚善。世人见囿隙中情量，自想不及耳。盖所传之贤惟无子，则不萌启衅之端，不居相位，则不成逼上之渐，法密防严，所以行之可久。若再用舜禘尧之法，庙祀传若父子，则人心必愈相安矣。翟御曰，然则夷狄之制反胜于尧舜乎？曰，古人机心不生，防奸亦不密。凡法制之详，皆因后世情伪日滋，而设尧舜太虚之衷，见贤则授，更何容心哉！”这种论断在明清时期的教外著作中实不多见。这些著作撰写于全国各地，如郭子章的《黔草》作于贵州贵阳，书中记录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木增之《云薖淡墨》作于云南丽江，书中谈及利玛窦带来的西洋乐器；王英明之《历体略》作于直隶开州，该书大量参考利玛窦所介绍的西方天文学新知，同时融合中国传统天文学知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兼容中西的近代通俗天文学著作。于此可见，利玛窦的影响已是遍及士庶各阶层，全国各地区。
二
利玛窦现象之在晚明形成，与晚明时代西学东渐的实质推进、社会舆论的良性引导、思想领域的开放包容、利玛窦个人魅力的充分展示以及晚明学风士习的猎奇搜异密切相关。西学东渐是利玛窦现象的原初推动力，思想社会领域的积极因素为利玛窦现象的形成提供和谐氛围，利玛窦个人的独特魅力使其独享殊荣，晚明士庶之搜奇心理、跟风习气又在一定程度上助推利玛窦现象持续走高。
利玛窦是西学东渐的实质推动者，西学东渐的实质推进反过来又为利玛窦积累起受人推重的文化资本。这一文化资本所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其中最具分量的则是晚明时代受到士庶普遍欢迎、蔚为士大夫中间时髦学问的“泰西之学”。晚明士庶对于西学的欣赏、推重与借鉴，西学在晚明时代的升温走俏等相关学术问题，曾是诸多研究者的热门话题，时下已有相当丰硕的成果问世，笔者在此不想旧话重提，只想就西学与利玛窦现象之间的表里关系略作分析。笔者认为，西学东渐乃是利玛窦现象形成持续的根本动力。利玛窦之所以能够歆动士庶，成晚明时代的公众人物，乃在于他所拥有和传播的西方新知。抽掉西学这一本质内涵，利玛窦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德行高尚、自奉严苛的修士，这与成千上万个晚明苦修者并无二致，无由轰动大江南北。有了西学这一“独门秘器”，利玛窦才能如虎添翼，趁着西学升温的有利形势，一路凯歌，将自己塑造成士庶心中的半偶像人物，演绎成一种独特文化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西学东渐，没有西学的滋养和培育，利玛窦现象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形成与持续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晚明社会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滋生暗长的危险因素促使一些人去思考和寻求挽救危机的救世良方。西学东渐与利玛窦的到来，不仅使晚明士庶见识了另一种文化的新奇魅力，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别样思考的契机。在西学升温的背景下，一些人开始从西学中寻找可以洋为中用的东西，设想借助利玛窦的力量解决晚明社会的某些问题。从总体上看，晚明时代之社会舆论对利玛窦比较有利。比如在道德修养方面，一些人看重利玛窦恭愨廉退、戒财绝色、不求名利的廉洁生活方式，认为那是一种修德苛严、卓尔不群的大儒风范，理当成为士庶人等回归儒家传统、遏制消除统治阶层自身腐败的典范。又如社会建设方面，一些人对利玛窦有关欧洲太平盛世的虚假宣传信以为真，基于这种虚拟的理想化的欧洲图景，他们主张接受利玛窦的天主教，并以此作为改造救治晚明社会的重要工具。再如历法修订方面，一些人推崇利玛窦带来的欧洲历法，欣赏利玛窦制造的精巧天文仪器，惊叹利玛窦对日食月食的准确预测，视利玛窦为最伟大的天文学家，在利玛窦生前死后，主张由他或以他传播的历算知识来修订大统历法者实为数不少。凡此等等，都为利玛窦现象的形成和持续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晚明社会虽危机四伏，但思想领域却昂扬激荡，充满活力，并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放倾向。在此倾向下，晚明之主流学派对于西学，对于西学传播者利玛窦，都表现出相当的宽容和接纳。以“王学”为例，利玛窦进入中国之际，恰逢阳明心学盛行之时。“王学”特有的对代表纲常名教的程朱理学的藐视挑战及其追求个性张扬、洒脱不羁的叛逆精神，使“王学”信徒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更少的思想负担去接受新来的西学，这在客观上为利玛窦立足中国和西学的在华传播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实学派坚持经世致用方向，批判空疏学风和迷信观念，将利玛窦传入的天文、历算、水利、机械、火器等泰西之学视为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实用科学，不仅虚心研究，而且引进应用。以经世致用为媒介，实学派与利玛窦实现了学术链接。至于较晚出现之东林学派，也在基督教义与儒学教理之间发现不少相似或契合之处，他们称利玛窦为西儒，把利玛窦当作自己的盟友，并与利玛窦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晚明主流学派对利玛窦的包容、拟同与尊重，为利玛窦现象的形成和持续营造出和谐适宜的文化氛围。
从个人魅力看，利玛窦绝不是一个平凡普通的外夷之人，他来自欧洲，精通汉语，学识渊博，品格高尚，善于交际，正是利玛窦的上述魅力，使其赢得晚明士庶的普遍推重，在各阶层中拥有较高声望，这是晚明利玛窦现象得以形成持续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述，利玛窦是一个来自数万里外的欧洲人，历时三四年，航程九万里，“所历沉沙狂飓，与夫啖人略人之国，不知几许。”如此惊心动魄的航海经历绝对不是晚明士人所曾见闻的。在南昌，因为人们平时很少有机会见到洋人，所以，利玛窦的到来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利玛窦在《致高斯塔神父书》中分析了人们络绎不绝前来拜访的原因，认为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自己是一个他们过去未曾见过的外国人。利玛窦推崇适应性传教路线，华言华服，以西儒自称，“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不仅消除了与晚明士庶进行交流的语言障碍，拉近了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而且赢得多数儒者的厚爱与钦佩。利玛窦通晓历数，精言天道，宣扬一种比附先儒的事天宗教，能亲手制造天文仪器，又能绘制世界地图，而且拥有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能力，其渊博学识震动学林政坛，歆动起众多士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利玛窦《致高斯塔神父书》指出的人们络绎来访的另两个重要原因是自己拥有神奇记忆术和精通数学。尤其是神奇的记忆术，为利玛窦招来大量崇拜者，不少人要求拜他为师，以至于乡试年月，利玛窦常常疲于应付。利玛窦的道德人品在晚明士人中间有口皆碑。李日华称利玛窦为“善人”，李贽称其为“极标致人”，郑以伟称其为“恂恂有道君子”，李之藻则称利玛窦为“异人”、“独行人”、“博闻有道术之人”甚至“至人”。无独有偶，周炳谟《重刻畸人十篇引》亦以“至人”称之。其言道言理，“皆返本蹠实，绝去一切虚玄幻妄之说”，“不作荒唐漶漫语。”在崇实去虚，推重德行的晚明时代，利玛窦的上述品格无疑是他引人关注的亮点之一，士庶名流在惊呼“异域有人”的同时，对利玛窦的誉扬自在情理之中。利玛窦风度优雅，善于交际。每到一地，总是设法拜会当地官员和学界名人，或参加文人学士的学术聚会，借此与官员士人建立友谊，寻求他们的保护，以扩大影响，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此外，利玛窦介绍的西方世界和他带来的西洋器物也吸引着中国人的好奇目光，他们希望通过与利玛窦交游或阅读利玛窦著作，开眼界，广异闻，获得更多的异域知识。晚明文献关于西洋地理、宗教、科技、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诸多记录，大多因此而起。
不可否认，晚明学风仍有空疏的一面，一些人崇尚空谈，喜好猎奇；一些人跟风盲从，人云亦云，“好异”之徒大有人在。他们渴望对域外之事有所了解，喜欢以异域奇闻炫耀于人。利玛窦的到来似乎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于是你说我说大家说，你记我记大家记，缺乏理性而又乐此不疲，有关利玛窦的信息才如此丰富多彩。翻开晚明史籍，一些人对利玛窦的记录评赞怪异可笑，一些内容大同小异，其中的原因可想而知。晚明学风士习的这一倾向，虽于晚明思想文化建设有害无益，却在客观上烘托了气氛，助推着利玛窦现象的形成和持续。
三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社会文化现象，晚明利玛窦现象不仅折射出明代中欧文化交流的新趋势、新特点，而且从一个侧面昭示出晚明社会的文化本质，同时更以一种独特方式影响甚至制约着晚明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
首先，晚明利玛窦现象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新阶段的必然产物。新航路开辟后，西欧海上强国开始利用其海上优势向东方发展，东西方之间相对隔绝的传统状态逐渐被打破，中欧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由欧洲主导其历史进程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欧人来华，西学东渐，中欧之间开展成规模的实质性文化交流已是大势所趋，成为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只要存在西学东渐，存在中西方之间的实质性文化交流，则首开其端的奠基人自然会受到人们的较多关注。利玛窦适逢其会，有幸成为晚明时代西学东传第一人，成为这一文化现象的主要担当者。如果没有利玛窦，也许会有张玛窦、王玛窦等扮演这一角色，将其演绎成张玛窦现象或王玛窦现象。程度或有深浅，现象势必呈现。但是，这并不是说利玛窦本身无关紧要。如前所述，利玛窦最终之独占殊荣，是其审时度势，充分利用主客观条件将西学魅力予以充分展示的结果。没有利玛窦的主观努力和个人魅力，晚明利玛窦现象就不会表现得如此突出。
其次，利玛窦现象的形成标志着晚明时代中西文化交流已经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利玛窦来华之前，中欧之间虽然已有接近两千年的文化交流，但几乎所有交流都是以间接方式进行，而且规模很小。除汉魏时代的大秦曾让中国人有过一时的激动和快意之外，欧洲文化似乎未曾引起中国人的更多注意。但利玛窦来华之后，这一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中欧文化交流开始进入到直接的较大规模的实质性推进新阶段。以利玛窦为媒介，欧洲文化开始成批次的传入中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某些领域的充实扩展外，明清时期西学的主体部分是通过利玛窦传入中国的，西学东渐的结构模式与立论基础是由利玛窦最早确立的。在积极推进西学东渐的同时，利玛窦也以自己精通汉文的语言优势，一方面不断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了解与认知，一方面也以书信和其他方式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介绍到欧洲，推动着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缘于中西文化实质交流而形成的利玛窦现象，恰是中西文化深层互动的客观反映。如果没有利玛窦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深入研究，没有他所制定的以比附儒学为特征的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引领推动，没有晚明士庶对西学的欣赏、推重与吸收，就不会有利玛窦现象的出现和持续。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玛窦现象的形成正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的一大标志。
第三，利玛窦现象之在晚明形成，不仅标志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质推进，更从另一个侧面昭示出晚明思想领域的内在活力与巨大魅力。在利玛窦现象里，晚明士庶把一个来自欧洲的“外夷之人”作为欣赏钦佩的对象，不同程度地接受其传入的异质文化，并由此得出迥乎以往的认识结论。依据利玛窦传入的地圆理论，明人得出中国非天下之中，世界无处不在地中的结论；依据利玛窦传入的五大洲知识，明人认为中国不是天下最大，仅为世界五大洲之一的亚细亚洲一部分；依据利玛窦描绘的欧洲社会图景，明人认为中国并非天下首善之区，外部世界亦有文明开化之区；依据利玛窦传入的伦理科技知识，明人认为中国并不是在所有思想技术领域皆能保持绝对优势……凡此等等，不胜枚举。面对利玛窦，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自信中国文化强力精深的同时，不再盲目自大，而是有了危机意识，他们提出“借远西为郯子”的主张，公开呼吁向利玛窦学习、向欧罗巴学习。郭子章说：“郯子能言少皞官名，仲尼闻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介葛卢闻牛鸣而知其为三牲，左氏纪之于传。孔、左何心，而吾辈便生藩篱，不令利生为今日之郯介耶！”李之藻更提出“遐方文献，何嫌并蓄兼收”的主张。这一方面反映了晚明士庶对西学的坦诚态度和虚怀接纳，表明晚明中国并不缺乏借鉴吸收域外优秀文明成果的胸怀和魄力；同时也反映了晚明思想层面的鲜活与多彩，折射出晚明思想领域的巨大魅力，表明晚明文化可以在继承传统、吸收域外精华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走向新的辉煌。
第四，利玛窦现象的形成和持续，反过来又推动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进行，促进着西学东渐的稳步推进，二者表里相依，同步前进。一方面，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质性展开，西学东渐的稳步推进，为利玛窦现象的形成提供了厚实的文化支撑。了解西学的人多了，接受西学的人多了，欣赏利玛窦、推重利玛窦、宣传利玛窦的人也就多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助推着利玛窦现象的形成和持续。另一方面，利玛窦现象的形成和持续又为西学东渐创造了相对顺畅的和谐氛围和人际环境。利玛窦的人气旺了，声望高了，则他所传播的西学的受众面自然会有所扩大，人们对西学的认知度亦会随之升高，西学在晚明的传播进程就会有所加快。很显然，没有西学东渐作为厚实的文化支撑，利玛窦现象就不会很快形成，形成后也不会长期持续；同样，没有利玛窦现象的渲染与烘托，西学在晚明之际就不会如此受人青睐，晚明之西学东渐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利玛窦现象与西学东渐相互引领，各得其所，共同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质性展开。
但又不可否认，晚明利玛窦现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质性推进又暗藏隐忧。由于利玛窦的特殊贡献，晚明士庶有将利玛窦异化乃至神化的趋势，言西学者口必称利玛窦，好像西学就是“利氏之学”，天主教就是“利氏之教”，传教士就是“利氏之徒”。但西学毕竟是一个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的庞大知识体系，利玛窦虽贵为晚明西学奠基人，又岂能以一人之微独当整个西学之大。因此，将利玛窦与整个西学等同起来，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有害的。那种将利玛窦与西学混一或等同起来的做法，反映出对西学的了解还远不够全面，对利玛窦、对欧洲的认识还远不够成熟。同时，在认知、接受西学过程中，晚明士庶又过分依赖利玛窦，唯利玛窦之言是听，这表明晚明士庶认知西学、获得西学的路径尚很狭窄，渠道尚不畅通，尚未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更有一些跟风趋进者，真叶公，假好龙，猎奇搜异，盲目崇拜，把精力和兴趣放在搜罗有关利玛窦的奇闻逸事上面，不注重对西学内容的实质性探讨与研究，对西学命运也不大关心，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自然于西学东渐无所补益。以上现象表明，晚明利玛窦现象的某些方面，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推进确实存在负面影响。对此应予以恰如其分地分析。
文献来源： 《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第99-105页。 文中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简介： 庞乃明，男，河南正阳人，历史学博士。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 主要研究明史及明清中外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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