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渤海国与唐朝保持的密切而长期的朝贡关系，是渤海国作为唐朝统治下的地方政权的主要证据之一。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学界对渤海国遣唐使的次数尚未达成共识。就现有的史料而言，大钦茂在位的57年间，渤海国共向唐朝派出遣唐使45次。其中，安史之乱后的31年间，大钦茂派出遣唐使29次，分布于16个年份，平均2年一次朝唐。安史之乱后大钦茂之所以仍然频繁朝贡，是因为大钦茂熟练运用唐朝封贡体系处理渤海国与周边部族和国家的关系，力图维护渤海国在东北亚政局中的地位。
作为一个以粟末鞋鞭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东北地方政权，渤海国（698-926）一直积极主动地融入唐朝的封贡体系之中。一方面，在立国的二百余年中，渤海国与唐朝保持着密切而长期的朝贡关系；另一方面，渤海国不仅接受唐朝的封号，而且以唐朝的封号——渤海郡王、渤海国王——与周边部族和国家进行交往。国内学界对渤海国与唐朝的关系多所注目。在渤海国研究开展之初，学者于著述中特辟专章加以讨论，如唐晏《渤海国志》中的“朝贡表”、黄维翰《渤海国记》中的“朝贡中国”等。后续学者踵其后，也在这一领域多所耕耘。然而出于种种原因，至今学界对渤海国遣唐使的次数尚未达成共识。由于大钦茂的统治时间长达57年之久，占据了渤海国历史的1/4,因此本文选取大钦茂时期(737-793)为时间段，借助《宋本册府元龟》等文献还原这一时期渤海国遣唐使的具体过程。
大钦茂的统治时期大致对应着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统治时期。相对于大武艺时期曾有的激烈对抗，大钦茂时期的渤海国与唐朝一直保持着和平友好的隶属关系。《新唐书》对这一时期的渤海国遣使次数多有统计。《新唐书•渤海传》：“讫帝世，朝献者二十九。”此处所言“帝世”指唐玄宗统治时期。由于此段文字的论述主体为大钦茂，这表明唐玄宗时期，大钦茂先后派遣遣唐使共计29次。“大历中，二十五来”，唐代宗时期，大钦茂先后派遣遣唐使共计25次。以此为基础，《渤海国史》得出结论：“仅据不完全的统计，他在位的五十多年间，派往中原地区的贡使与其他使节不下60次左右。”
然而由于史料的缺失，有据可查的渤海国遣唐使的次数要小于这一数字。依据现有文献，学界大致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49次。《渤海简史》：“大钦茂派遣朝唐使四十九次。”姜守鹏：“第三代王大钦茂在位57年，4次接受唐朝的册封，49次派人到唐朝朝贡、贺正。”《渤海史论》：“大钦茂遣使入唐49次。”第二种说法是46次。陈显昌：“大钦茂时期，渤海朝唐四十六次，唐官员赴渤海四次。”程妮娜的统计同样为46次。第三种说法是47次。根据《渤海国志长编》卷三《世纪》的统计，共计47次。宋卿：“据史书记载统计，在大钦茂在位(737-793)的56年间，其派遣使臣朝唐入贡达47次。”此外，马一虹“大钦茂王代的遣唐使一览表”中统计为37次，不过统计有所遗漏，不足以成一说。
开元二十六年（738）,大钦茂派出了2批遣唐使。第一批为六月。记载并见于《册府元龟》、《唐会要》和《玉海》。《宋本册府元龟》：“（开元）二十六年六月甲子，渤海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许之。”明初刻本《册府元龟》（以下简称《册府元龟》）所记相同，但时间误写为“（开元）三十六年六月甲子”。《唐会要》：“（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渤海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许之。”《玉海》所记基本同于《唐会要》，但删除了“遣使”二字。比较《册府元龟》和《唐会要》的内容，所记内容一致，只是纪日方式有所不同。第二批为闰八月。“闰八月，渤海鞋鴻遣使献豹鼠皮一千张、乾文鱼一百口。”
开元二十七年（739）,大钦茂派出了3批遣唐使。第一批为二月。“二十七年二月，渤海王遣使献鹰。”第二批为三月。“三月丁未，渤海王弟大易进来朝，宴于内殿，授左武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赐紫袍、金细带及帛一百匹，留宿卫。”“二月丁未，渤海王弟大易进来朝，宴于内殿，授左武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赐紫袍、金带及帛一百匹，留宿卫。”文字有两处不同。一是时间不同，《宋本册府元龟》记为“三月丁未”，《册府元龟》记为“二月丁未”。核以时间，只有三月有“丁未”日，此为《册府元龟》抄写过程中的误写。二是“金细带”被《册府元龟》简略为“金带”。《册府元龟》将此条系于二月，因此诸学者多将之与《朝贡门》二月条视为同一次朝贡，显系被史料所误导。第三批为十月。记载并见于《册府元龟》的《朝贡门》和《褒异门》。《朝贡门》：“十月，渤海遣使其臣受福子来谢恩。”《褒异门》：“十月乙亥，渤海遣使其臣忧福子来谢恩，授果毅，赐紫袍、银带，放还蕃。”“十月乙亥，渤海遣使其臣优福子来谢恩，授果毅，放还蕃。”两相比较，文字上出入较大。一是《宋本册府元龟》将使臣名字写为“忧福子”，《册府元龟》写为“优福子”。此处与《朝贡门》所记不同，由于无其他旁证，暂以“受福子”为是。二是“赐紫袍、银带”被《册府元龟》所省略。
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渤海靺鞨遣使献貂鼠皮、昆布”。
开元二十九年（741）,大钦茂派出了2批遣唐使。第一批为二月。记载并见于《册府元龟》的《朝贡门》和《褒异门》。《朝贡门》：“二月，渤海靺鞨遣其臣失阿利。”《褒异门》；“二月己巳，渤海靺鞨遣其臣失阿利来贺正。……皆授郎将，放还蕃。”第二批为四月。“四月，渤海靺鞨遣使进鹰及鹘。”
天宝二年（743）,“七月癸亥，渤海王遣其弟蕃来朝，授左领军卫员外大将军，留宿卫”。
天宝五年（746）,“三月，渤海遣使来贺正”。
天宝六年（747）,“六载正月，新罗、渤海……并遣使贺正，各献方物”。“六载正月，新罗、渤海……并遣使来贺正，各献方物。”文本有一处不同，《册府元龟》多一“来”字。
天宝八年（749）,“三月，渤海遣使献鹰”。
天宝九年（750）,“三月，渤海遣使□口”。“三月，渤海遣使献鹰。”《宋本册府元龟》漫漶不清。
天宝十二年（753）三月，“渤海，并遣使贺正”。
天宝十三年（754）,“十三载正月，渤海遣使贺正”。
此外，杨承庆（《日本纪略前篇》写为杨方庆）为首的遣唐使的时间并不确定。杨承庆的相关记载只见于日本史籍。天平宝字五年（761,上元二年）八月，“甲子，迎藤原河清使高元度等至自唐国。初，元度奉使之日，取渤海道，随贺正使扬方庆等往于唐国”。根据文中所述，日本遣唐使高元度曾随渤海国的杨方庆前往唐朝。“初，元度奉使之日”追述的是天平宝字三年（759,乾元二年）之事。758年，日本遣渤海使小野田守前往渤海国。此次出使的目的之一是了解安史之乱的具体情况。同年底，小野田守返回日本，大钦茂派遣杨承庆等人护送。十二月，“壬戌，渤海使扬承庆等入京”。杨承庆等人在日本受到了极为隆重的接待。759年二月，杨承庆等人返回渤海国。“癸丑，杨承庆等归蕃，高元度等亦相随而去。”据此可知，在759年二月至761年八月之间，杨承庆曾被任命为遣唐使，前往唐朝。至于具体时间，无由而知。金毓黼将之比定为759年。“遣臣杨方庆朝唐，贺明年正旦，偕高元度同往。”这一推测为后世学者所依从。
王诞为首的遣唐使，记载仅见于韩翃《送王诞渤海使赴李太守行营》一诗。诗题点明了王诞的身份为渤海国所遣的遣唐使。“少年结客散黄金，中岁连兵扫绿林。渤海名王曾折首，汉家诸将尽倾心。行人去指徐州近，饮马回看泗水深。喜见明时钟太尉，功名一似旧淮阴。”全诗梳理了王诞的一生，最后诗人将王诞与钟繇、韩信相比，以表褒扬之情。全诗以赞扬王诞的战功贯穿全诗，可知王诞是一员武将。作者韩翃，生平可考无多，大致可知安史之乱后，韩翃先后入侯希逸、田神功等人幕府，本诗当作于此时。田神功死于大历九年（774）,这是本诗创作的下限，具体创作时间的考证尚无充分的文献可资考察。诗歌本身提供的信息也较少，金毓黼将这次出使的时间比定为764年。“是岁,遣臣王诞朝贡于唐。”
大历二年（767）,大钦茂派出了5批遣唐使。第一批为七月。“大历二年七月，吐蕃及渤海，并遣使来朝。”第二批为八月。记载并见于《旧唐书》和《册府元龟》。《旧唐书》：八月，“丙戌，渤海朝贡。”《朝贡门》：“八月，渤海、契丹；九月，靺鞨、渤海、室韦；十月，回纥；十一月，渤海、回纥、吐蕃；十二月，回纥、渤海、契丹、室韦等国，各遣使朝贡。”《册府元龟》所记相同，只是将八月中的渤海、契丹的顺序颠倒。第三批为九月，除上引《朝贡门》外，尚见于《旧唐书》大历二年九月条，“辛未，靺鞨使来朝”。第四批为十一月，第五批为十二月，仅见于上引文献。
大历四年（769）,大钦茂派出了2批遣唐使，即三月、十二月。“三月，渤海靺鞨；十二月，回纥、吐蕃、契丹、奚、室韦、渤海、诃陵，并遣使朝贡。”
大历七年（772），记载并见于《旧唐书》和《册府元龟》。《旧唐书》：“回纥、吐蕃、大食、渤海、室韦、靺鞨、契丹、奚……并遣使朝贡。”《朝贡门》：“回纥、吐蕃、渤海、大食、室韦、靺鞨、契丹、奚……各遣使朝贡。”“十二月，回纥、吐蕃、大食、渤海靺鞨、室韦、契丹、奚……各遣使朝贡。”《册府元龟》颠倒了“渤海、大食”的顺序，并将“渤海”“靺鞨”合并为“渤海靺鞨”。
大历八年(773),大钦茂派出了5批遣唐使。第一批为四月。“八年四月，渤海遣使来朝，并献方物。”第二批为六月。“渤海遣使贺正，新罗遣使谢恩，并引见于延英殿。”第三批为十一月。“十一月，渤海遣使朝。”第四批为闰十一月。“闰十一月，渤海、室韦并遣使来朝。”第五批为十二月。“十二月，渤海、室韦、牂牁，并遣使来朝。”
大历九年(774),大钦茂派出了2批遣唐使。第一批为正月。“九年正月，渤海、室韦，并来朝。”《册府元龟》将渤海、室韦的顺序颠倒。第二批为十二月。“十二月，奚、契丹、渤海、室韦、靺鞨遣使来朝。”
大历十年(775),大钦茂先后派出4批遣唐使，分别为正月、五月、六月、十二月。“十年正月，渤海、契丹、奚、室韦、靺鞨、新罗；五月，渤海；六月，新罗、渤海；十二月，渤海、奚、契丹、室韦、靺鞨,各遣使朝贡。”
大历十二年(777),大钦茂先后派出4批遣唐使。第一批为正月。因此次进贡日本舞女而广为记载，记载并见于《旧唐书》《新唐书》及《册府元龟》。《旧唐书》于《本纪》和《渤海鞋格传》两处记录此事，文字略有差异。“渤海使献日本国舞女十一人。”“十二年正月，遣使献日本国舞女一十一人及方物。”《新唐书》的记录较为简单，并未标记时间。“以日本舞女十一献诸朝。”《朝贡门》所记类于《旧唐书》。“渤海遣使来朝，并献日本国舞女一十一人及方物。”第二批为二月。“二月，渤海遣使献鹰。”第三批为四月，第四批为十二月，记载并见于《旧唐书》和《册府元龟》。《旧唐书》在《本纪》中记录了四月的朝贡，在《渤海靺鞨传》中记录了两次朝贡。四月，“渤海、奚、契丹、室韦、靺鞨并遣使朝贡”。“四月、十二月，使复来。”《宋本册府元龟》：四月，“牂牁、渤海、奚、契丹、室韦、靺鞨……十二月，新罗、渤海、靺鞨、室韦、奚、契丹，并遣使来朝，并献方物”。《册府元龟》改“各”为“并”。
建中元年(780),“十月，渤海，并遣使朝贡”。
建中三年(782),记载并见于《旧唐书》和《册府元龟》。《旧唐书》：“建中三年五月、贞元七年正月，皆遣使来朝。”《朝贡门》：“五月，渤海国，并遣使朝贡。”
贞元七年(791),大钦茂派出了2批遣唐使。第一批为正月。记载并见于《旧唐书》和《册府元龟》。“建中三年五月、贞元七年正月，皆遣使来朝，授其使大常靖为卫尉卿同正，令还蕃。”《册府元龟》则分两门加以记述。《朝贡门》：七年正月，“渤海、黑衣大食……并遣使来朝”。《褒异门》：“□年五月戊辰，以渤海贺正使太常靖为卫尉卿同正，令归国。”“七年五月戊辰，以渤海贺正使太尝靖为卫尉卿同正，令归国。”文字有两处不同。一是《宋本册府元龟》的“七”漫漶不清，二是《册府元龟》将“太常靖”误写为“太尝靖”。而这里的“太”字为“大”字误写。第二批为八月。记载并见于《旧唐书》和《册府元龟》。《旧唐书》：“八月，其王子大贞翰来朝，请备宿卫。”《纳质门》：“德宗贞元七年八月，渤海王遣其子太贞干（一作真干）来朝，请备宿卫。”两书所记内容一致，但是渤海国王子的名字则写法不一。《册府元龟》提供了两个名字，“太”字应为“大”字之误，“一作真干”以小字注释的面目出现。“干”字原写为“幹”，与“翰”字形似，二者必有一处为误写。金毓黼以“大贞干”为正解，兹从之。
贞元八年（792），记载并见于《旧唐书》、《册府元龟》及《唐会要》。《旧唐书》：闰十二月，“甲戌，牂牁、室韦、靺鞨皆遣使朝贡。”《册府元龟》：“闰十二月，牂牁、靺鞨，皆遣使朝贡。”《唐会要》所记却不相同。“贞元八年闰十二月，渤海押靺鞨使杨吉福等三十五人来朝贡。”对于二者的不同，金毓黼给予了恰当的解释。“押靺鞨使，诸靺鞨贡使，押领之称也。谨案：册府元龟称渤海使朝唐贡使杨吉福，为押靺鞨使。此盖黑水、越喜、虞娄、铁利诸部俱来，而以吉福为押使以领之。”也就是说，此次出使是以渤海国为首，包括众多靺鞨在内的一次联合朝贡。
根据现有的文献，大钦茂共向唐朝派出45次遣唐使。之所以少于学者的统计，一是金毓赴指出737年大钦茂曾专遣使臣告知大武艺病逝的消息，“遣使赴唐告哀”。金毓黼的这一推论无疑是正确的，但现有文献并无直接证据佐证，故不列入统计。二是金毓黼在贞元八年条下记录有“（文王）五十五年夏四月，遣使朝贡于唐”。但遍査文献，不知何据，故不予采信。在这45次之中，玄宗时期为15次，远远少于《新唐书》统计的29次；代宗时期的23次则接近于《新唐书》的25次。由此可知，今天所见安史之乱后有关渤海国的史料极为贴近于欧阳修时期所存的唐代文献。换言之，安史之乱后有关渤海国的记载大致可以反映历史上的真实情况。
根据上文梳理可知，安史之乱后的31年间，大钦茂派出的遣唐使为29次，约占总数的64%。按照时间分布，共计有12个年份曾经遣使。因为史料源自唐朝，这些记载的时间是渤海国遣唐使进行朝献的时间，遣唐使从渤海国出发的时间更早，所以大历九年正月、大历十年、大历十二年、贞元七年这4个年份的正月记载都可以上溯至前一年。还需加以说明的是，由于路程遥远，加之各种不可控因素，渤海国遣唐使在路途上耗费的时间会超出出发前的计算时间。也就是说，预计正月抵达唐都的行程，在时间上往往会延后。此外，安史之乱后，唐朝甚少安排渤海国单独朝献，这导致渤海国遣唐使抵达唐都后也无法马上朝献。因此，大历四年三月、大历八年四月的记载可能是前一年渤海国所派使臣。据此，在12个年份之外，大历三年、大历大钦茂确曾遣使朝唐。由此可知，安史之乱某些年份的遣使频率更是密集。按照抵达时大钦茂每年遣使的次数为5次；大历十年、大历十二年，每年遣使的次数为4次。以上情况充分说明：安史之乱后，大钦茂并未因为唐朝国力的衰微而减少前往唐朝朝贡的次数。
对于安史之乱后的频繁朝贡，学者有所解释，如黄维翰认为：“一岁数朝或一月再朝，疑国人之入唐者，假其名为之，利上之赏赐也。”从经济的角度加以解释，却有一定道理，不过亦可从政治上封贡体系的角度加以解读。在大钦茂时期，唐朝曾先后4次加封大钦茂的官爵。“开元中，袭父位为郡王左金吾大将军，天宝中，累加特进、太子詹事、宾客，宝应元年，进封国王，大历中，累加拜司空、太尉。”宝应元年（762）,为了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得到渤海国的帮助，唐朝将大钦茂从渤海郡王升格为渤海国王。这次晋封对提高渤海国在东北亚政局中的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渤海国立国之初，由于实力弱小，加之惧怕唐朝的攻剿，渤海国被迫在东北亚政局中卑躬屈膝。一方面向后突厥汗国称臣，请“吐屯”监管。大武艺明言：黑水靺鞨“旧请突厥吐屯，皆先告我同去”。另一方面与新罗建立关系。“其酋长大祚荣，始受臣藩第五品大阿餐之秩。”这是崔致远的追述之辞，只是新罗一厢情愿地将渤海国视为臣属国，但也可看出渤海国立国之初的艰难。为了摆脱困局，渤海国一方面加强自身实力，以武力开疆拓土；另一方面则借助唐朝的封贡体系提升自身的地位。727年（开元十五年，神龟四年），渤海国第一次向日本遣使时，大武艺便以渤海郡王的身份与日本交聘。“渤海郡王遣宁远将军高仁义等廿四人朝聘。”日本史籍所记无疑来自高仁义等人的陈述，表明从一开始，渤海国便尝试着在封贡体系之下寻求与日本的对等交往。在对新罗关系中，渤海国也在封贡体系下寻求关系的突破。新罗国曾经两度正式出使渤海国，即贞元六年（790）,“三月，以一吉飡伯鱼使北国”。元和七年（812）“秋九月，遣级推崇正使北国”。二则材料中，《三国史记》都以“北国”指代渤海国。“北国”是采用地理方位而进行的称呼，具有中性的色彩。这说明新罗面对渤海国的崛起，将渤海国视为臣属国的妄想已经让渡为将之视为平等国家的现实。渤海国并未就此满足，还尝试着将自身地位凌驾于新罗之上，由此爆发了“争长”事件。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去乾宁四年七月，渤海贺正王子大封裔进状，请许渤海居新罗之上。伏奉敕旨：国名先后，比不引强弱而称；朝制等威，今岂以盛衰而改？宜仍旧贯，准此宣示者。”乾宁四年（897）,渤海国依凭着自身实力，请求唐朝在朝贺时将渤海国置于新罗之上，寻求在封贡体系下压制新罗。尽管最终没有实现意图，但也充分说明封贡体系是渤海国提升自身地位的重要手段。
大钦茂在与周边部族和国家的交往中，也充分利用了封贡体系进行交涉，维护自身在东北亚政局中的地位。以日本为例，大钦茂共向日本派遣了11次遣日使。其中，758年（乾元元年，天平宝字二年），杨承庆一行前往日本时，还特意带上唐朝的敕书。“其唐王赐渤海国王敕书一卷，亦副状进。”这一举措看似多此一举，实际上是大钦茂为了回击日本将渤海国视为臣属国的一种外交手段。752年（天宝十一年，天平胜宝四年），慕施蒙一行前往日本时，与日本爆发了礼仪冲突。在孝谦天皇的国书中写道：“王僻居海外，远使入朝，丹心至明，深可嘉尚。但省来启，无称臣名。仍寻高丽旧记，国平之日，上表文云：族惟兄弟，义则君臣。或乞援兵，或贺践祚。修朝聘之恒式，効忠款之恳诚。故先朝善其贞节，待以殊恩，荣命之隆，日新无绝，想所知之，何假一二言也。由是先回之后，既赐敕书，何其今岁之朝，重无上表。以礼进退，彼此共同，王熟思之。季夏甚热，比无恙也。使人今还，指宣往意，并赐物如别。”日本在“小中华”意识的作用下，妄图将渤海国交聘日本的行为视为朝贡。为了将自己的行为合理性，更引用高句丽故事加以比附，强迫渤海国遵循高句丽旧例，向日本称臣。为了驳斥日本的论点，大钦茂以唐朝敕书为证，从现实角度表明渤海国与日本是平等关系。因此，宝应元年晋封国王对渤海国的意义非凡，至少使得大钦茂拥有了与日本等周边部族和国家进行交涉的武器和工具。为此，大钦茂才会不断遣使朝唐，通过加强与唐朝的关系，意图将渤海国在东北亚政局中的利益极大化。
综上所述，依据现有的史料，大钦茂在位的57年间，渤海国共向唐朝派出遣唐使45次。尤需注意的是，安史之乱后，大钦茂并未因唐朝国力的衰微而减少朝贡的次数。在安史之乱后的31年间，大钦茂派出遣唐使29次，约占总数的64%。核以时间，共有16个年份曾派出使者，平均2年一次朝唐。安史之乱后大钦茂之所以仍然频繁朝唐，是因为大钦茂熟知唐朝的封贡体系。在762年被晋封为国王后，大钦茂除了军事战争外，还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在唐朝封贡体系中的地位与周边部族和国家进行对等或居优势地位的交往，将渤海国的利益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