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有过在华传教经历的耶稣会士是17世纪法国上层社会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 但对耶稣会本身而言，出版关于中国的书籍既是一项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一项政治活动。 这些论著体现了修会与王权之间的密切关系，透露出会士们在统治阶层中的社交网络以及对凡尔赛政治局势的认识，反映了17世纪末耶稣会卷入法国政治的广度和深度，更说明1700年在法国登场的中国“礼仪之争”不仅仅是一场关于中国礼仪是否属于偶像崇拜的争论，也是之前一系列政治斗争的延续。
波旁王朝建立后，就如何重建社会秩序，国王与巴黎高等法院之间出现了分歧。 高等法院认为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是法律，主张严惩敌对势力。 亨利四世却相信宽赦敌对势力有利于局势的稳定，而只有超越法律的王权才能颁布赦令。 此时耶稣会在法国的处境相当不妙。 由于最初的几任总会长都是西班牙人，高等法院中极端的博学高卢主义者（érudit gallican）公开斥责耶稣会企图颠覆法国社会，分裂法国教会，是执行西班牙阴谋的工具和弑君理论的教唆者。 由于1694年刺杀亨利四世（未遂）的凶手曾在耶稣会开办的学院学习，巴黎高等法院遂以支持和教唆弑君行为为由，宣布在其管辖范围内禁止耶稣会活动。 耶稣会因此被视为对抗国法的标志。
然而，亨利四世本人无意驱逐耶稣会士。 相反，他希望通过耶稣会来修复与教廷的关系。 为了将法国团结在自己周围对抗宿敌西班牙，他默认了巴黎高等法院的行为，却未发布上谕表示认可，也未支持巴黎高等法院希望其他高等法院一起通过法令驱逐耶稣会士的要求。 随着国内统治日益巩固，在颁布《南特诏令》（Édit de Nantes）之后，亨利四世启动了迎回耶稣会士的方案。 1603年《鲁昂诏令》（Édit de Rouen）颁布，耶稣会得以重返巴黎高等法院的辖区活动，前提是服从国王、法律及法国主教的管制。 亨利四世并未宣布耶稣会无罪，也未撤销此前巴黎高等法院的判决，却不断对耶稣会加强扶持。 他不仅把战乱之后重塑贵族精神的任务交付给耶稣会在法国各省开办的学院，也将该修会作为劝化新教徒皈依天主教的重要工具。 为方便这些学校补充师资，国王甚至撤销了《鲁昂诏令》中禁止外国耶稣会士进入法国的规定。 在个人精神生活层面，亨利四世请耶稣会士考顿（Pierre Coton）担任自己的告解神父，对之言听计从，以至于时人戏言国王的耳朵里塞了棉花。 亨利四世去世后，考顿继续担任路易十三的告解神父。 他的甥孙拉雪兹（François de la Chaise）又是路易十四的告解神父。 三位国王均将支持法国耶稣会作为彰显王权的形式。
耶稣会得以重返法国，依靠的是国王的恩典。 与王权的关系决定了耶稣会在法国政治和宗教领域扮演的角色。 一方面，国王对耶稣会的支持成为一种政治标志，表明他可以越过法律直接施恩于被高等法院定罪的修会。 另一方面，耶稣会士必须以戴罪之身通过顺从国王的意志来换取恩典。 自中国返回的耶稣会士将自己的著作献给国王，正是这种特殊关系的反映。 当然，他们也不失时机地结交国王身边的达官显贵，获取生存和发展的资源。
柏应理出生于今比利时北部弗兰德（Flandre）地区的梅赫伦（Mechelen），那里曾是西属尼德兰的一部分。 当时耶稣会高卢-比利时（Gallo-Belgium）教省归德意志省会长负责。 1672~1678年，法国通过对荷战争夺取了大片西属尼德兰领土，不过比利时耶稣会暂未并入法国耶稣会。 与多数留在西属尼德兰的耶稣会士不同，在中国传教的柏应理不仅要宣誓服从宗座代牧，又受到葡萄牙保教权的限制。 17世纪中叶以后，葡萄牙在东方的殖民势力逐渐衰退，而四分五裂的神圣罗马帝国又不可能为东方传教事业提供援助，能够在欧洲和远东对抗新教国家的只有法国。 在传教事业上，柏应理无疑需要得到法国国王的支持。
与此同时，法国耶稣会和路易十四对在华传教士必须宣誓服从宗座代牧的要求都有不满。 拉雪兹神父曾与巴黎外方传教会创始人陆方济（François Pallu）达成一致，决定由陆方济请求教宗同意修会神父在远东传教时和在欧洲一样不受誓言约束，但这一方案因国王特权（Régale）危机的发生而未能落实。 柏应理的觐见带来了新的契机。 让尚不隶属于法国耶稣会的柏应理觐见路易十四，很可能出于拉雪兹神父的精心安排。 法国耶稣会和路易十四都打算趁此机会摆脱宗座代牧制和葡萄牙保教权对法国传教士的束缚。 次年，五位国王数学家的派遣进一步加强了国王和耶稣会的关系。 不久之后，路易十四便开始强化对法国耶稣会的控制，并尝试让其脱离罗马总会。
1687年，柏应理编撰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出版，成为近代早期西方汉学的经典之作。 尼古拉斯·杜认为该书并非纯粹的学术著作，它的出版要归功于耶稣会、国王和王家图书馆的共同努力。 柏应理把路易十四驱除异端的主张和孔子的教导相提并论，将一个虔信天主教的国王描绘成17世纪的孔子，除介绍儒家思想外，还致力于宣扬神学政治。 梅谦立也注意到了柏应理对路易十四几近谄媚的恭维，尤其是在序言中祝贺国王取得征伐异端的胜利（即《南特诏令》的撤销）。 路易十四也希望通过在巴黎出版远东经典来展示自己的智慧。 既然中国上古经典可以成为皇帝实行统治的合法性来源，那也同样可以将荣耀带给法国国王。 耶稣会当时在法国的处境颇为窘迫。 会士们对孔子的颂扬和关于中国历史年代学的观点已经在教会内外引起争议。 新教徒则将《南特诏令》的废除归咎于耶稣会。 面对各方攻击，国王的支持成为修会得以在法国立足的重要保障。 此时路易十四已和曼特农夫人（Françoise d’Aubigné， Marquise de Maintenon）秘密结婚，对天主教信仰越来越虔诚。 柏应理献上此书，正迎合国王的心意，同时也可表达自己作为一名比利时耶稣会士对法国的认同。 通过介绍和翻译儒家经典，将对儒家思想的赞赏和对路易十四的歌颂结合在一起，既显示了耶稣会士们在汉学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又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投资。
出版于1688年的《一个中国女基督徒的传记》是柏应理为徐光启的孙女徐甘第大写的传记，颂扬其虔诚的一生。 正文开头写着“献给某侯爵夫人”，封面上并未出现作者的名字，只是在全书最后标注了作者姓名的缩写及其耶稣会中国传教团总代理人的身份。 柏应理告诉这位侯爵夫人，徐甘第大出嫁时夫家并未信奉天主教，但教宗准许新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信徒与非信徒通婚，以便影响更多的人入教，就像克罗蒂尔德（Clothilde）劝导克洛维信奉天主教那样。 柏应理称徐甘第大如莫妮加（Sainte Monique）一般以温柔、耐心和虔诚影响丈夫许远度。 她生育儿女八人，并用天主教教义教导他们。 许远度去世前也在妻子的劝导下信奉了天主教。 徐甘第大不仅劝化家人奉教，还发起信徒聚会，并给予各种支持。 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聚会中，六十名传道人在神父的指导下操练如何给孩子们讲解教理。 柏应理将徐甘第大比作中国的圣德克拉（Sainte Tecla）。
这位侯爵夫人可能是谁？ 为何不能直接道出姓名？ 而作为作者的柏应理在提及自己的信息时为何如此含蓄？ 既然《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是献给国王的，那么徐甘第大的传记似乎最适合献给王后。 不过此时王后玛丽·特蕾莎（Marie-Thérèse d’Autriche）已经去世。 之后路易十四未再正式结婚，但拉雪兹神父促成了他与曼特农夫人的秘密婚姻。 《一个中国女基督徒的传记》中那位不知名的侯爵夫人有可能就是路易十四的秘密妻子曼特农夫人。 曼特农夫人平民出身，祖上是新教徒。 她曾受国王之托为其抚养私生儿女，并于1675年被封为侯爵夫人。 曼特农夫人面对的情况和徐甘第大相似，都要在一个宗教气氛淡薄的环境中为丈夫甚至子女的信仰问题操心。 徐甘第大在一个已经丧失基督教信仰的家庭中通过自己的虔诚与坚定，带动全家奉教。 同样，信仰意识淡薄，道德腐化堕落的凡尔赛也非常需要一位和徐甘第大一样的女性。 将徐甘第大的传记献给这样一位侯爵夫人再合适不过。 柏应理觐见时，尽管曼特农夫人已和路易十四秘密结婚，但由于无法公开婚姻信息，所以她的身份只能是国王的情妇。 对神父们而言，向国王的情妇进献书籍自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 或许因为如此，这部徐甘第大的传记不能明说献给哪位侯爵夫人。 如果此书是献给曼特农夫人的，那无疑也和向路易十四进献《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一样，是耶稣会政治战略的一部分。
如果说耶稣会劝化新教徒的工作是路易十四统一国内意识形态的重要协助，那么东方传教活动对拓展帝国伟业的宏图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和《一个中国女基督徒的传记》或许不是柏应理专为讨好统治阶层而作，但在路易十四致力于推行一个国王、一种法律、一个信仰的理念，并且逐渐展开他的法兰西帝国梦时，关于中国的知识恰好可以迎合这种需求。 这些知识既是东方传教活动的重要成果，又可用来奉承对内统一宗教信仰的举动，向国王表明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耶稣会都忠实地遵从了国王的意志。 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一书的荷兰裔书商霍蒂米尔斯（Daniel Horthemels）在现实和利益面前放弃了原先的信仰，转向与权力合作，将出版业务从加尔文宗《圣经》及新教文学作品转向天主教书籍。 出版徐甘第大传记的米什莱（Étienne Michallet）既是王家出版商，又是耶稣会书籍印销商，更体现了修会与王权之间的密切关系。
接受了柏应理的觐见之后，在拉雪兹神父的支持下，路易十四向中国派遣了具有国王数学家身份的耶稣会士。 除塔夏尔被暹罗国王留用外，其余四人最终抵达中国。 这一举动引起了葡萄牙方面的不满。 徐日升（Tomás Pereira）认为法国耶稣会士来华是对葡萄牙的伤害。 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Antoine Thomas）也致函总会长，批评法国耶稣会士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的民族主义情绪太高，不利于耶稣会传教事业的发展。 葡、法耶稣会士在中国的矛盾使得国王数学家们的工作难以为继。 因此，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不得不派李明回国汇报情况。
1691年，李明离开中国，次年抵达法国，1696年在巴黎出版了《中国近事报道》一书，此后不仅多次重印，还出现了海牙的盗版和多种语言的译本。 该书扉页上是一幅康熙32岁时的画像，之后是李明呈给路易十四的上书，然后是“告读者”，接下来才是正文。 周燕对《中国近事报道》的内容已有详细介绍，而且注意到这些书信意在回答柏应理访问巴黎期间王家科学院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的问题。 然而，李明为何不直接出版著作回答问题，而要将答案隐藏在给权贵们的信中？ 很有可能，他希望利用关于中国的知识来扩大交往。 在“告读者”中，李明称他有幸接触到了一些达官显贵，这些信其实是他们之间私人谈话的节选。 可见，他实际上并未真正给这些显贵写过信，而是以书信体形式整理了谈话的内容。
除国王外，其余十四位“收信人”分别是蓬查特兰伯爵（Louis Phélypeaux， comte de Pontchartrain）、德·内穆尔公爵夫人（Madame la Duchesse de Nemour）、费尔斯滕堡枢机（Wilhelm Egon von Fürstenberg）、国务秘书克莱西伯爵（Louis de Verjus， comte de Crécy）、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秘书托尔西侯爵（Jean-Baptiste Colbert， Marquess of Torcy）、德·布永公爵夫人（Marie-Anne Mancini， duchesse de Bouillon）、莱斯总主教勒泰利埃（Charles-Maurice Le Tellier）、国务秘书菲利波（Jérôme Phélypeaux de Pontchartrain）、德·埃斯特雷（César d’Estrées）枢机、德·布永枢机（Emmanuel Théodose de La Tour d’Auvergne， cardinal de Bouillon）、常任国务秘书鲁伊勒（Monsieur Rouillé）、国王告解神父拉雪兹、让松枢机（Toussaint de Forbin-Janson）和修道院长比农（Jean-Paul Bignon）。
由于《中国近事报道》中的“信件”是私人谈话的节录，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书信，应当有许多谈话信息没有反映在“信件”中。 可能也有一些人和李明进行了谈话，但内容未被整理成“信件”收入书中。 还有可能，李明和很多人进行了内容相似的谈话，并根据回答王家科学院所提问题的需要，在谈话中选择了与问题相关的内容出版。 但无论如何，这些“信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李明回到法国之后的社交情况。
蓬查特兰伯爵时任国务秘书兼海军大臣，1690年获得永久经营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许可，国务秘书菲利波是他的儿子。 克莱西伯爵是法兰学院院士，路易十四派往雷斯威克（Ryswick）与奥格斯堡同盟（Ligue d’Augsbourg）谈判的全权代表。 他的弟弟维尔居是耶稣会士，在巴黎负责法国耶稣会的传教事务，积极支持修会在中国的活动，并和莱布尼茨有过许多函件往来，通报耶稣会士在暹罗和中国的科学观测情况。 托尔西侯爵是查尔斯·柯贝尔（Charles Colbert， marquis de Croissy）之子，大名鼎鼎的柯贝尔的侄子，1696年7月刚从父亲手里接过外交大臣的职务。 鲁伊勒家族分支很多，作为“收信人”的鲁伊勒可能是担任大御前会议参政委员、掌玺大臣公署发言人、巴黎审计法院总检察长的查尔斯·伊莱尔·鲁伊勒（Charles Hilaire Rouillé du Coudray）。
德·内穆尔公爵夫人是亨利四世堂弟的外孙女，她的丈夫是勃艮第公爵夫人的祖母萨伏依的玛丽-珍妮-巴蒂斯（Marie-Jeanne-Baptiste de Savoie）的小叔。 德·内穆公爵夫人连通着波旁家族的旁支孔代家族和萨伏依家族，而和萨伏依公国的关系又是路易十四摆脱大同盟战争中孤立局面的关键。 德·布永公爵夫人是马扎然（Jules Mazarin）的侄女，也是路易十四儿时的玩伴。 她爱好诗歌，喜欢办沙龙并大力赞助文学创作，对上流社会颇有影响。
费尔斯滕堡枢机早年曾在罗马跟从耶稣会士学习，是法国在德意志扶持的代理人。 1689年，莱茵兰（Rhineland）的战事迫使他逃离波恩。 作为补偿，路易十四任命他在巴黎圣日耳曼德佩（Saint-Germain-des-Prés）当修道院长。 莱斯总主教勒泰利埃是国防大臣卢瓦侯爵的弟弟。 德·埃斯特雷家族是波旁王朝的显贵。 德·埃斯特雷枢机的父亲是法兰西元帅佛朗索瓦·阿尼巴尔·德·埃斯特雷（François Annibal d’Estrées），而他的姑姑加布里埃尔·德·埃斯特雷（Gabrielle d’Estrées）是亨利四世的情妇，虽未能正式结婚，但亨利四世待之如同王后。 德·布永兄弟是法兰西元帅蒂雷纳子爵（Henri de La Tour d’Auvergne， Viscount of Turenne）的侄子。 李明离开法国前一年，耶稣会总会长德·诺耶去世，西班牙人贡萨雷斯接任，路易十四和耶稣会罗马总会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曾一度失宠的德·布永枢机重新获得重用，协同法国驻教廷大使绍纳公爵（Charles d’Albert d’Ailly， duc de Chaulnes）解决冲突。 1692年，他在凡尔赛主持了曼恩公爵（Louis-Auguste de Bourbon， duc du Maine）的婚礼。 1697年，他接替让松枢机出任法国驻教廷大使。 让松枢机于英诺森<>世和克勒芒<>世在位期间长期担任法国驻教廷大使。 比农修道院长的祖父热罗姆·比农（Jérôme Bignon）是路易十三的老师，他的父亲承袭了祖父在高等法院的职位并娶了蓬查特兰伯爵的姐姐。 比农本人则是金石与美文学会的荣誉会员。
从“收信人”的情况看，李明交往的对象有政治家、教会中的重要人物、学者和贵妇。 就选择哪些谈话内容出版，他似乎也有所考虑。 面对掌管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蓬查特兰父子，李明选择了从暹罗到北京沿途的情况、中国的物产及中国人的航海技术。 针对外交家，他侧重于讲述地理、物产和中国人的优缺点。 针对女性，他考虑的主要是见闻和习俗。 费尔斯滕堡枢机致力于修缮府邸，李明向他描绘了中国的建筑。 莱斯总主教勒泰利埃热衷于推动教育，训练神职人员和收集手稿，李明主要和他谈论了中国的语言、文字、书籍和道德观念。 对德·布永、德·埃斯特雷和让松三位枢机，他侧重于叙述中国的政治和宗教，因为他们的意见对教廷的决策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比农修道院长爱好科学，李明主要向他讲述了自己在中国进行的天文学和动植物学观察。 如此，既回答了王家科学院提出的问题，又可以让这些谈话的节录看上去更像书信。
也有一些重要人物，例如王位第二继承人勃艮第公爵的老师康布莱总主教费内隆（François Fénelon）、总管勃艮第公爵培养工作的布维利埃公爵、巴黎总主教诺阿耶（Louis Antoine de Noailles）等，没有成为李明的“收信人”。 某些人可以通过德·布永枢机的人脉触及。 德·布永枢机与布维利埃公爵及费内隆关系很好。 布维利埃公爵夫人是老柯贝尔的女儿、托尔西侯爵的堂姐。 通过德·布永枢机和托尔西侯爵，就有可能触及整个柯贝尔家族以及费内隆和布维利埃公爵等勃艮第公爵身边的人物。 1697年，勃艮第公爵和萨伏依公国的公主玛丽·阿德莱德（Marie-Adélaide de Savoie）结婚。 年末，李明被任命为勃艮第公爵夫人的告解神父。 可见，他和勃艮第公爵身边的人关系应当非常融洽。
李明看似在达官显贵中游刃有余，其实他的交往圈中包含着相互之间矛盾尖锐的不同派别。 有些是耶稣会的盟友，如德·布永枢机; 有些则是死对头，如莱斯总主教勒泰利埃。 德·布永枢机和勒泰利埃之间也有摩擦。 此外，德·埃斯特雷枢机和让松枢机也是耶稣会的宿敌。
《中国近事报道》中没有收录和巴黎总主教的谈话。 就职务的重要性而言，巴黎总主教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忽视。 前任巴黎总主教阿尔莱于1695年8月去世，诺阿耶通过曼特农夫人的支持晋升为巴黎总主教，而此前路易十四对他几乎闻所未闻。 可能性较大的情况是李明在着手将谈话内容整理成“书信”时，诺阿耶尚未成为他的交往对象。
李明返回法国时，曼特农夫人和耶稣会的关系也已经恶化。 《中国近事报道》出版前一年，在拉雪兹神父不知情的情况下，曼特农夫人怂恿路易十四任命诺阿耶为巴黎总主教，试图以之取代拉雪兹对国王精神生活的影响。 1696年初，路易王太子的老师博絮埃主教和勃艮第公爵的老师费内隆之间围绕富凯（Nicolas Fouquet）的亲家居荣（Jeanne Guyon）夫人的主张是否属于静寂主义（Quietism）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吵。 等到白晋抵达巴黎时，费内隆已经上诉罗马教廷裁决争端。 1697年底，当李明受命担任勃艮第公爵夫人的告解神父时，静寂主义之争已在巴黎和罗马闹得沸沸扬扬。 法国耶稣会做出了支持费内隆的决定，蓬查特兰伯爵则坚定地站在了博絮埃一边。
根据耶稣会章程第823和824条，在基督教君主和统治者中，耶稣会士不应有所偏向，也不能让人感觉有偏向。 应该包容所有派别，即便他们之间相互为敌。 世俗统治者和权贵的好恶对事奉天主和造福灵魂之门的开合至关重要。 当察觉到一些人，尤其是一些重要人物的友善时，应为他们祈祷，并采取适宜的措施让他们成为朋友，或至少避免与他们为敌。 这么做不是出于对矛盾和苛待的恐惧，而是通过所有这些人的慷慨仁慈可以在一切事上愈显主荣。 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符合耶稣会章程的精神。 但将矛盾尖锐的各方整合在一起，需要高超的处世技巧。 加上耶稣会和王权的关系如此紧密，面对复杂的权力斗争，要想独善其身谈何容易。 宫廷显贵们如何看待李明，目前极少见到可靠材料。 但至少曼特农夫人对他的态度并不友善。 1696年末，曼特农夫人第一次见到李明。 她告诉诺阿耶，李明神父看似非常令人仰慕，但很难通过一次会面了解一个人。 可见，曼特农夫人对李明心存戒备。 1697年8月，曼特农夫人告诉路易十四，李明对费内隆非常崇拜。 此时，费内隆已经上诉教廷，请求教宗就他和博絮埃之间的争吵进行裁决。 从巴黎到罗马，两派势力争斗激烈。 对李明而言，曼特农夫人的话预示着严重的后果。
随着路易十四逐渐步入老年，政教两界的权贵们开始为将来的利益布局，最终围绕三代人形成了三个政治集团，即国王集团、路易王太子集团和勃艮第公爵集团。 李明回到法国时，各集团已现雏形。 布维利埃公爵和费内隆既属于勃艮第公爵集团，又属于国王与曼特农集团。 博絮埃虽然是路易王太子的老师，这时却站进了曼特农夫人的队伍。 1696年8月，他被指派为勃艮第公爵夫人的首席指导神父（priemer aumônier）。 次年，李明任勃艮第公爵夫人告解神父一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博絮埃对未来王后的影响，激化了博絮埃与耶稣会之间原有的矛盾。 静寂主义之争导致了曼特农集团的分化和重组，费内隆被排挤出去，布维利埃公爵与曼特农夫人分道扬镳。 曼特农集团开始将目标转向在静寂主义之争中支持费内隆的法国耶稣会，而李明首当其冲。 耶稣会士们在法国传播关于中国的知识，既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也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故而难免因为这些知识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1697年5月1日，作为康熙特使的白晋抵达巴黎。 仅仅过了四个多月，他便将《中国皇帝的历史形象》一书进献给路易十四。 白晋声称自己带来一幅康熙像，这是他从远东带回的物品中最稀有的。 他告诉国王，呈上此像时，他唯一的担心就是画师的笔未能忠实于原貌。 不过即便面貌没有绘制那么精细，至少可以保证这些特征是可靠的。 但在该书的最初两个版本中并未见到画像，倒是1699年海牙的盗版中有一幅康熙像，而且和《中国近事报道》扉页上那张一样，不过印刷更粗糙一些。 这幅画像还出现在了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中，只是换了方向。 英国和荷兰出版商在翻译或盗印李明和白晋的著作时用的仍是这幅像，区别仅在方向和精细程度。 而且，几乎所有的像下面都注明绘制此像时康熙32岁。
在《中国近事报道》中，李明提到了路易十四画像在康熙宫廷中引起的轰动，说明国王数学家们很可能把路易十四像带去了中国。 但白晋和李明的康熙像却来历蹊跷。 根据柯兰霓的研究，1691年白晋曾在给让·波斯米尔（Jean Bosmier）的信中提到他完成了一部康熙的传记。 信件和手稿本应一同寄往巴黎的王家科学院，但因徐日升的阻挠，很久以后才被一起呈送给曼恩公爵。 1695年，尚在旅途中的白晋又给波斯米尔写信，告诉他耶稣会士们向曼恩公爵送上了康熙皇帝像，并简要介绍了生平。 此时，李明已经在巴黎活动。 很可能当时在欧洲流传的康熙像只有这一幅。
17世纪欧洲出版商们使用的康熙像和中国现存的康熙青年时代的画像差别甚大。 其风格笔法与后来在清宫任职的耶稣会士们为康熙画的像也不一样。 因此，这幅康熙像必定不是照着真人创作的。 很有可能是一个西洋人根据他人对康熙特征的描述而画。 中国皇帝没有赏赐自己画像的习惯，白晋似乎也很难得到一幅真实的康熙像。 既然画像不是照着康熙本人画的，那为何要炮制一幅康熙32岁时的画像，而非其他年龄段的？ 1670年法国宫廷画师南特伊（Robert Nanteuil）曾画过一幅路易十四32岁时的戎装像。 当时法国国力鼎盛，路易十四和孟德斯班侯爵夫人恩爱异常，他最宠爱的儿子曼恩公爵也出生在这一年。 可以说32岁是路易十四最志得意满的时候。 因此，一张康熙32岁时的画像似乎也最能引发路易十四对一位据说和他一样伟大的中国皇帝的遐想，仿佛这位中国皇帝就是自己在东方的投影。 对比两幅画像，不难发现两者有着相似的神态。
康熙32岁时，白晋等人尚未抵达中国。 因此，将画中康熙的年龄设定在32岁，似乎希望表明并非国王数学家们自己凭借对皇帝的印象炮制了此画。 耶稣会士们没有交代画像的来历，故而无从知晓是谁在什么场合下创作的。 这种含蓄的表述展现了他们的一贯技巧。 对耶稣会士而言，特定情况下可以在彻底撒谎和其他形式的诡诈之间做出区分。 正直、诚信和信奉上帝不等于愚蠢，隐藏和保持沉默不算撒谎。 换而言之，即通过真话不全讲的方式让读者自己去理解。 如果他们认为康熙在看到路易十四像后回赠了自己的画像，耶稣会士们也不必为没有交代画像的来历负责。
将康熙画像带回法国，自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西方君主自古爱好彰显形象，不仅到处为自己建造塑像，也将头像印在钱币上广为传播。 除了各个年龄段的画像外，路易十四还有各种材料制成的像章。 但中西习俗迥异，中国皇帝的形象一般不为普通人所知。 除经常出入宫廷的显贵和内侍外，极少有人能一睹皇帝真容。 因此，不论出自谁手，在哪里制成，和真人之间有多大差异，耶稣会士都需要这样一幅画像，用西方君主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表明他们得到了中国皇帝的青睐。
《中国皇帝的历史形象》一书的内容，柯兰霓已有研究，故本文不再赘述。 但白晋的另一本书却很少引起关注，那就是献给王位第二继承人勃艮第公爵和公爵夫人的《图说中国现状》。 该书其实是一本画册，出版于1697年。 首页是勃艮第公爵的彩色画像，然后是一封致公爵本人的信。 在信中，白晋告诉他书中的画像都取自中国的上层人物。 中国宫廷绚丽辉煌，氛围高雅，在亚洲的地位相当于法国宫廷在欧洲的角色。 接下来白晋奉承说中国人的优点在公爵面前会黯然失色，但法国国王有如此出色的孙子不会让他们懊恼。 他们也许会感谢白晋用公爵作为典范来完善他们中间最显赫的人。 阿谀之后，白晋用一页的篇幅讲述了中国的概况，告诉公爵中国历史悠久，历经236位帝王而无中断。 鞑靼人虽然征服了中国，并要求中国人剃发易服，却推崇他们的制度，故毫无更改。 在“告读者”中，白晋说明写作该书的目的是通过图画用最生动的方式让人们对东方最古老的国度及其习俗一目了然。 此外，鞑靼和中国妇女的着装方便而得体，美观而庄重，值得穿着轻浮的欧洲女性学习。 白晋还介绍了中国的官阶制度，并用几幅画展现了被鞑靼人征服前中国官员的服饰以及清代文武官员的服饰。
《图说中国现状》一书出版时，勃艮第公爵15岁，对于这个年龄的少年而言，一部绘有各种东方宫廷人物的图画书无疑很有吸引力。 让关于中国知识进入王位继承人的知识体系，自然会对耶稣会的传教事业有很大帮助。 勃艮第公爵夫人对中国女性的服饰情有独钟，据说她为了参加舞会，曾要求李明以最快速度为她设计一套中国女性的服装。 李明推脱称他在中国主要和男性而非女性交往。 但公爵夫人执意要他画出草图，接着便请来裁缝照图制衣。 虽然最吸引告解人的还只是东方宫廷的奢华外表，不过能够满足王室成员的需求，无疑是修会在法国立足的根本。 白晋为编撰此书所花费的精力也没有完全白费。
白晋分别向祖孙两代献书，却忽略了王位第一继承人路易王太子，这似乎也反映了他对宫廷政治状况的认识。 根据圣西门公爵的描述，路易王太子慵懒而迟钝，生性腼腆，愚笨而缺乏智慧。 1691年，30岁的路易王太子进入御前会议，但在国家治理方面缺乏影响。 尽管可以进入国库和公文房，但他几乎从来不去。 尤其是国王处理的事务，跟他没有关系。 除了特别重大的事情，没有大臣会告诉他别的信息。 与路易王太子相比，他的长子、王位第二继承人勃艮第公爵不论在性格、知识还是才能等方面，都更像一个未来的国王。 白晋回到法国时，路易十四已经年近花甲。 一旦老国王驾崩，倦怠国事的新国王只能是一个傀儡，未来法国政治的中心便是勃艮第公爵。 白晋为勃艮第公爵编写的《图说中国现状》一书提纲挈领图文并茂，颇为契合费内隆和布维利埃公爵的教育理念，反映了耶稣会士为赢得未来君主的好感而付出的努力。
17世纪后半期，在打败西班牙并重创荷兰之后，法国逐渐成为欧洲第一强国。 一个法兰西帝国的梦想需要由全球性的贸易、殖民和传教活动来推动。 柏应理的觐见引发了凡尔赛对中国的关注。 国王数学家们的派遣表明法国开始从战略高度有系统地了解中国。 他们的往返架设起了一座政治和文化交流的桥梁，满足了中法双方对异域知识的需求，不仅成为影响和塑造近代早期法国世俗知识体系的重要环节，也为中国创造了融入世界体系的机遇。 然而，法国的国情决定了耶稣会无法脱离王权的支持而独立存在。 虽然自亨利四世以来，三代君主都对耶稣会恩宠有加，但《鲁昂诏令》毕竟没有宣布耶稣会无罪。 恩典能否持续，仍然需要耶稣会士们苦心经营。 他们不仅要通过劝化胡格诺教派皈依天主教来帮助路易十四对内推行一个国王、一种法律、一个信仰的理念，也要通过沟通中西文化助其实现一个法兰西帝国的梦想。 以后的国王是否还能继续像路易十四这般施恩于耶稣会，更需要提前布局。
耶稣会士们在利用关于中国的知识争取资源的同时，自然无法置身于复杂的权力斗争之外。 他们不仅要在高卢主义和教宗权力至上主义之间左右逢源，更要在各方势力的矛盾中夹缝求生。 李明和白晋在法国出版著作时，博絮埃与费内隆正为静寂主义问题大起争执。 表面上看，争论起于神学观点上的冲突，背后则是不同集团围绕王位第二继承人勃艮第公爵展开的权力之争。 白晋返回中国后不久，路易十四于1698年6月罢免了费内隆勃艮第公爵老师的职务，不准其离开康布莱总主教区。 至此，除了布维利埃公爵，勃艮第公爵身边只剩下一个曼特农夫人不喜欢的人，那就是公爵夫人的告解神父李明。 1699年，教宗英诺森十二世发布通谕，对费内隆的主张予以谴责，静寂主义之争以博絮埃一方的胜利宣告结束。 1700年初，博絮埃指使巴黎外方传教会上书英诺森十二世，批判耶稣会士对中国礼仪的态度，掀起了中国“礼仪之争”的新高潮，而矛头所指便是试图将敌对各方都纳入交往圈的李明。 看上去这只是一场耶稣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之间关于天主教是否能够包容中国礼仪的争论，实际却是此前一系列权力斗争的延续。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政教关系核心文献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号：18ZDA216）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