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着手进行敦煌天文历法文献整理与研究时，首先要做的事，是尽可能地从敦煌文献目录中将有关号码选出。当时就注意到《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收《敦煌遗书散录》第0229号著录为《本草（背写历日）》，第0230号著录为《戊寅年历日》。由于编在《李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可知此二件历日曾经被德化（今江西九江）李盛铎收藏。但当时不知这批藏品的下落，所以《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一书未能收录，实是憾事。
2010年4月，在浙江大学召开的敦煌学国际会议上，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教授介绍了羽田亨收藏的敦煌文献（即“杏雨书屋”藏品）的出版情况，方广锠教授也做了相应的补充发言。不久前，我到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去查资料，终于看到了已经出版的《敦煌秘笈》影片册一和二及全部羽田亨藏品七百余号的目录一册。浏览所及，三件敦煌历日赫然在册，而且从其所钤“李盛铎印”获知，此即《敦煌遗书散录》第0229、0230所著录者！石室秘宝在沉睡了近百年之后重见天日，我怎能不为之三呼“万岁”！现在对这三件敦煌历日进行研究，将相关认识书录于后。至于其释文，这里不再一一录出，我将刊布于浙江大学古籍所编集的《敦煌文献合集·子部·天文历法卷》。
一 《宋乾德三年乙丑岁（965）具注历日》
本件与写在它后面的另一件共同组成《敦煌遗书散录》第0230号。《敦煌秘笈》影片册一则标号为“羽041V”，且题名为“戊寅年历日”。严格说来，这是不准确的。这一号码共包含两项内容，前者即《宋乾德三年乙丑岁（965）具注历日》，紧随其后的才是“戊寅年历日”草稿。为加区别，我将《宋乾德三年乙丑岁（965）具注历日》标为“羽041V（一）”，将“戊寅年历日”草稿标为“羽041V（二）”。
“羽041V（一）”原钤“李盛铎印”一方。历日残存九月十九日至十月二十九日，其内容格式与P.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一卷并序》相仿佛，属于“繁本历日”一类。九月虽仅存十二日，但十月却从月序到月末都是完整的。由“十月小，建丁亥”，反推回去，知正月月建为戊寅。根据S.0612背“五子元例正建法”，其对应的年天干应当是乙或庚（“乙、庚之岁戊为头”）。又由十月九宫图为五黄居中，反推回去，知正月九宫图亦是五黄居中，对应的年地支为丑、未、辰、戌。将上述所得年天干和年地支相配，可得乙丑、乙未、庚辰、庚戌，这四个干支年份便是残历自身可能的年代。再由残历所记并推得：该历九月大，［戊辰朔］；十月小，戊戌朔；十一月［？］，［丁卯朔］。以此三个月月朔与前述四个干支年份对照，在陈垣先生《廿史朔闰表》上786年（吐蕃占领敦煌之始）至1002年的范围内相对照，与宋乾德三年（965）相近似。以往我们在最后确定残历的年代时，要利用“蜜”日注。此件残历无蜜日注记，故尔无从利用。但残历十月五日壬寅注“立冬十月节”，却是一个有价值的信息。既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敦煌本地历日与同年中原历日朔日多有一二日乃至三日的差别，但干支却连续无误。而中古时代，二十四节气仍用平气，每气间隔15.218425日，是一个基本的天文常数。所以敦煌历与中原历节气所在日期亦不会相差太远。查张培瑜教授《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一书，宋乾德三年（965）中原历立冬在十月六日壬寅，与敦煌历干支相同，日期则晚一日，完全合乎常理。由此，我们有理由将这件残历定名为“宋乾德三年乙丑岁（965）具注历日”。这也说明，《敦煌秘笈》影片册一定名“戊寅年历日”是无法将此件涵盖进去的。
此外，我们注意到，S.5494为“乾德三年（965）具注历日”封题，年代与本件一致。但此封题是否就属于本件历日，疑不能定，故此仍分别处理。
二 《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历日》草稿
“羽041V（二）”紧随“羽041V（一）”书写，且两件字迹相同，知为同一人所抄写。为何前件只抄到十月底，而不抄十一、十二两月历日，却立即改抄本件历日草稿，今已无法详知。
此件尾残，存26行文字，前20行完整，后6行尤其是后5行上部残失较多。原件开头为“戊寅年二月十九日酉破”，此下基本遵循这一格式，只写每日的地支和建除十二客，别的内容不具。这种写法，在敦煌历日中是首次见到。为何不从岁首或二月一日开抄，而是从二月十九日写起，今亦无从知晓。从现存内容可以看出，建除十二客排列的基本规则之一——节气所在之日（即“星命月”的第一日）所注建除要重复其前日一次，并未遵循，而是将建除十二客连续分配于每日之下。这当然是错误的。但由二月十九日地支和其余各月一日纪日地支，我们可以获知：二月朔日地支为卯，三月酉，四月寅，五月申，六月丑，七月午。
在从公元786年至1002年的范围内，共有四个戊寅年，即唐贞元十四年（798）、唐大中十二年（858）、后梁贞明四年（918）和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根据陈垣先生《廿史朔闰表》，公元798年中原历二月壬子朔，比敦煌历早三日；该年中原历闰五月，此件历日无闰月，故此年应当先予排除。858年中原历二月甲子朔，其纪日地支亦早本件敦煌历三日，但中原历闰二月，本件历无闰月，故此年亦在排除之例。918年中原历二月甲辰朔，本件历朔在卯日，比中原历地支早一日。再往前看，中原历正月是乙亥朔。如果敦煌历正月朔日亦在乙亥，二月朔日又在卯日，则正月只有二十八天，显然是不可能的。当然，敦煌历正月朔日也可能不是乙亥，而是甲戌，若此，则正月即为二十九天。这就是说，公元918年是其年代可能者之一。我们再看978年。该年中原历二月丙辰朔，本件敦煌历朔在卯日，早一日。中原历正月朔日丙戌，距干支乙卯正好二十九天，是一个小月。当然，该年敦煌历正月朔日也可能不是丙戌。换言之，公元918年与978年这两个戊寅年均在可选之例。不过，我们注意到，同一抄手写在此件之前的残历日是公元965年的，这就增加了本件是978年的可能（比前份残历晚13年）。而918年距残历已过去了47年，可能性偏小。据上所论，我们定此件为《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历日》草稿。
敦煌文献S.0612为《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应天具注历日》，是一件来自中原王朝的官历。经推算，该历正月朔日丙戌，与《廿史朔闰表》相同，其余月份未详。而本件历日草稿显非来自中原，而是敦煌当地历日编纂者使用的。如果敦煌历正月朔日亦在丙戌，则可推得：正月小，丙戌朔；二月大，［乙卯朔］；三月小，［乙酉朔］；四月大，［甲寅朔］；五月小，［甲申朔］；六月小，［癸丑朔］；七月［？］，［壬午朔］。与同年中原历相比较，敦煌历二月、四月、五月、六月朔日各早一日，七月朔日早二日。
三 年次未详具注历日抄
此件“杏雨书屋”编号为“羽040V”，亦即《敦煌遗书散录》之0229号。所存历日系由完本历日摘抄而来，而非完整的具注历日。原件前部已残，历日双栏书写。现存上栏前半部分为七月历日，后半部分为九月的前十日，下栏为八月历日。七月历日存十五日至廿九日，八月历日存十三日至卅日。那么，其月份是如何确定的呢？我们注意到上栏前半段在“廿三日乙卯水破”下注有“八月节”，下栏在“廿四日乙酉水闭”下注有“九月节”。我国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颁行《太初历》起，开始用二十四节气注历。理论上说，每月都有一个节气和一个中气，如“立春正月节”和“雨水正月中”，“惊蛰二月节”和“春分二月中”。但当时使用平气。一个回归年365.2422日，平均每个节气间隔15.218425日，两节间便有30日还多。可是，一个朔望月仅有29.5306日，全年12个月共有354天或355天，于是必须置闰。可是节气安排仍是那个15天多一节或一气。这样，节和气在历本上的日子便不固定了。节气（非中气）在每年的历本上，既可能在其理论上应在的月份，或者一遇闰月，便被提前到上个月的下半月，如本件残历日所见八月节注在七月廿三日，九月节注在八月廿四日。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几个月前曾有过闰月的结果，过几个月才会与其本来应在的月份相对应。这正是我们将残历定为七、八、九月的根据。
还需指出的是，九月四日起，日序早写了一日，当予纠正。
根据残历现存内容，可以推得：七月小，［癸巳朔］；八月大，［壬戌朔］；九月［？］，［壬辰朔］。但因条件太少，其准确年代尚难确定。
（经授权摘自《敦煌日月：出土天文历法文献探赜》，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5年版，第160—164页。 原载黄正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1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