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其文集是死後不久，由他的兄弟收集編纂的，這在同爲“四傑”之一的楊炯所寫的《王子安集序》中有過記録，惜此集久佚，現今流傳的均爲明代重編本，多輯自《文苑英華》等總集。清人蔣清翊曾詳加注釋有《王子安集注》，也遠非文集舊貌。
所幸在鄰邦日本，還保存有唐風抄物，其中不乏《王勃集》殘卷佚文這樣“國寶級” 的珍貴文獻，大致可分爲四類：
1.正倉院藏《王勃詩序》：收序41篇，其中有20篇爲中土佚文，最先爲中國學者楊守敬所關注，先是得到了明治十七年（1884）博物局石印本《詩序》，將之簡單介紹與摹刻（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17“古鈔王子安文一卷”序）；羅振玉隨後於1909年訪日之際，得知正倉院本的存在，閲讀過明治十三年印刷局刊行的足本。
2.上野本：爲明治時期上野理一從兵庫縣富商吉田聆濤閣購入的家藏唐鈔本，此唐鈔本被摹刻入《聆濤閣帖》，係《王勃集》卷28的卷首部分，爲墓誌4篇，其中《陸録事墓誌》被剪裁不見。
3.富岡本：相當於《王勃集》的29、30卷，卷29是行狀和祭文，最後的《祭高祖文》被剪下。原作爲赤星鐵馬家茶室道具而拍賣的《橘逸勢集》一卷，後被富岡鐵齋之子謙藏高價拍得，現藏東京博物館，故又稱“東博本”。
《王勃集》29卷（富岡本）
4.神田本：即東博本的欠缺部分《祭漢高祖文》，現存東京博物館。
《祭漢高祖文》（神田本）
此外，近年以來，仍有一些殘篇斷簡不斷面世，如2011年發現静岡縣熱海市MOA美術館藏有古筆切《翰墨城》中一篇3行，被認爲是上野本中佚失的《陸録事墓誌》一部分（見道坂昭廣《論傳橘逸勢筆“詩序切”與上野本〈王勃集〉的關係》）。2018年，慶應義塾大學佐藤道生教授公佈所藏《王勃集》殘卷2葉各 3行，認爲是《陸録事墓誌》的一部分（見《關於日本漢學研究中的古筆切利用》，《慶應義塾中國文學會報》3，2019年）。西泠印社2019年秋季第十五周年拍賣會上，又出現了同爲《陸録事墓誌》部分的12行殘卷（道坂昭廣《關於王勃〈陸録事墓誌〉斷簡》）。
《陸録事墓誌》部分12行殘卷（《王勃集》卷廿八斷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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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者借地利之便，率先對上述日藏《王勃集》從文獻版本層面展開研究。首先是著名漢學家内藤湖南，發表有《上野氏藏唐鈔王勃集殘卷跋》《正倉院本王勃集殘卷跋》《富岡氏藏唐鈔本王勃集殘卷跋》等文，均載《内藤湖南全集》卷 14《寶左盦文》，其中，《上野氏藏唐鈔王勃集殘卷跋》一文，斷定此爲《王勃集》殘卷，并敏鋭地從“華”字缺筆現象判斷爲王勃死後十餘年左右的“垂拱、永昌間”的鈔本；《富岡氏藏唐鈔本王勃集殘卷跋》則對富岡本以及《王勃集》佚文的發現以及日本出版經緯詳加介紹。内藤湖南的意見可總結爲：1.上野本、東博本（即富岡本）是唐鈔本（中國人寫的），正倉院本則是日本鈔本；2. 根據上野本祇避諱“華”字，正倉院本祇有武后文字，認爲上野本、東博本是比正倉院本更爲古老的文本。而富岡本的拍賣詳情，日本書志學專家神田喜一郎也寫有《牛のよだれ抄》提及。進入90年代，對正倉院藏《王勃詩序》研究以山川英彦撰寫的《正倉院王勃詩序之研究Ⅰ》（神户市外國語大學外國學研究所，1994年）爲代表，此書分四部分構成：“研究篇”綜合概括了以往對王勃及《王勃時序》的研究；“譯注篇”將其中一部分作品翻譯成日文并加以注釋；“本文翻刻”將全文排印；最後附録“一字索引”，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新千年，植木久行有《王勃———唐鈔本的價值》（《詩人們的生與死》，研文出版，2005 年），研究王勃的生卒年。而藏中進對日藏《王勃集》的各種殘卷，作出與内藤湖南相左的判斷（他的觀點已被興膳宏、道坂昭廣等學者否定），并論及《王勃集》是公元707年由遣唐使帶回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史研究會編《正倉院本王勃詩序譯注》，翰林書房，2014年）。
可以看出，日本學人對日藏《王勃集》的研究，均在傳統文獻學的基礎之上，對原卷的文獻面貌、鈔寫時代等進行學術判斷，并由此申發對文本的注釋翻譯等方面。近年以來，這方面成果最富者，當屬現京都大學人間·環境學研究科教授道坂昭廣，他在繼承中日學人相關研究成果的同時，對日藏《王勃集》的各種零章片簡，推出了綜合性的研究成果，概括而言，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從文本角度考察日藏《王勃集》的價值。如認爲正倉院藏《王勃詩序》所收詩序皆爲駢文，正倉院鈔本雖存在單句漏寫的錯誤，實際上暗示了作爲文本的正倉院本的優越性，産生訛誤的原因是鈔寫者僅爲機械式地抄録，而未將鈔寫對象作爲文學作品來解讀鑒賞，某些字詞及詩題等，優於後出之本，基本保存《王勃集》的原初形態（《略論作爲文本的正倉院藏〈王勃詩序〉》，《亞洲遊學》93，2006年）。《關於日本傳存的〈王勃集〉殘卷———其書寫形式以及“華”字缺筆的意義》（《東方學》130輯，2015年）一文，在内藤湖南、藏中進的相關研究基礎上，進一步考察正倉院《王勃詩序》的文本性格，研究其用紙、字體、書風、卷頭卷末形制、行字數等書寫方式，通過“華”字缺筆的現象以及其中使用的則天文字，判定它是公元698—707年之間書寫的文本，之後在日本被鈔寫下來；而上野本、東博本則是在《王勃集》編纂之後5年以内的産物，是距離編纂時間很近的極早期的貴重文本。
道坂昭廣教授
二是從校勘學的角度對日藏《王勃集》進行校勘與注釋，并通過字詞的異同，考察其文獻價值。基於多年的研究，道坂教授連續發表《正倉院藏〈王勃詩序〉校注（上）》（《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十三號，2019年）、正倉院藏〈王勃詩序〉校注（下）（《歷史文化社會論講座紀要》17，2020年）兩文，將正倉院本的41篇詩序，與《文苑英華》、明張燮輯《王子安集》（《四部叢刊》影印明崇禎刊本）、清項家達輯《王子安集》（清乾隆四十六年星渚項氏刻本）、清蔣清翊撰《王子安集注》（光緒七年吴縣蔣氏雙唐碑刊本）等文獻進行逐字逐句的比勘，并注釋序文中的各類典故，更可窺見王當時的知識結構。對於2019年底出現在杭州西泠秋拍的“王勃集殘卷”，道坂教授最新發表《關於王勃〈陸録士墓誌〉的斷簡》（《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十五號，2021年）一文，判定這12行每行14到16字的殘卷，爲《王勃集》卷28卷《陸録事墓誌》中的一部分，同時將此殘卷與此前佐藤道生教授私藏的2葉殘卷一道，逐句校勘注釋，第一時間完整披露了該墓誌的最新佚文。
三是從書志學的角度考察日藏《王勃集》殘卷的傳承關係。如《日本傳存〈王勃集〉殘卷影印札記》（《敦煌寫本研究》9，2015年）一文，根據第一手的調查資料，披露正倉院藏《王勃詩序》、上野本、富岡本在書籍影印、拍賣與流通等環節上的諸多歷史細節，反映出明治以後日本社會和學術界對於古鈔本的關注。《關於正倉院藏〈王勃詩序〉的“發現”》（《高田時雄教授退職紀念東方學研究論集》，2014年）考察楊守敬和羅振玉複製正倉院藏本的相關活動，指出雖然他們并没有看到原鈔，而使用的是石版複製的版本， 但其作爲王勃文學作品的意義，以及作爲文本的價值，却可視作楊、羅二人的“發現”。《論傳橘逸勢筆“詩序切”與上野本〈王勃集〉的關係》（《書法漢學研究》8，2011年）則著眼於“古筆切”這一日本茶道書法鑒賞的概念深發開去，將被傳爲是橘逸勢真跡的《翰墨城》手鑒中的3行46字，判定爲王勃詩序中墓誌文字的一部分，并將其與記載王勃墓誌的上野本比對，得出兩者爲同一寫本的結論。
四是從日藏《王勃集》佚文討論諸如文集編纂時間、王勃行實、王勃與同時代墓誌文體撰寫的因襲變革等具體問題。如《〈王勃集〉的編纂時期———以日本傳存〈王勃集〉卷三十所收〈族翁承烈致祭文〉爲中心》（《人文中國學報》第 29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認爲這篇佚文是《王勃集》中最晚創作的作品，通過對“華”字缺筆及則天文字的使用情况，推定《王勃集》編纂於684到 689年之間，并在此後的5年之内流傳到了日本。《王勃南行考——以日本傳存〈王勃集〉佚文爲綫索》（《饒學與華學》，上海辭書出版社，2016年）針對學界王勃赴蜀“獨行説”的主流觀點，根據日藏文獻，提出與父親同行的新見。《〈王勃集〉佚文中的女性墓誌與出土墓誌——王勃作品流行的痕跡》（《立命館文學》第664號，2019年），注意到了日藏王勃女性的墓誌佚文，與在中國出土的同時代的墓誌之間相似與相異的表達方式，證明王勃文學曾廣泛流行的歷史遺痕。以上多數文章，加上如《王勃試論——關於其文學的淵源》《王勃的序》《〈滕王閣序〉“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新解》《正倉院藏〈王勃詩序〉中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别序〉》等文， 曾以《〈王勃集〉與王勃文學研究》爲名，由研文出版於2016年出版。道坂昭廣教授的王勃及《王勃集》研究，展現了日本學者固有的深細綿密學風，并從文獻學向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方向努力開拓，值得關注與借鑒。
道坂昭廣著《〈王勃集〉與王勃文學研究》書影
研文出版社2016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