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君臣殿上间距考论

宋代朝廷大庆殿、垂拱殿、紫宸殿等主要宫殿，是皇帝和大臣治国理政的办公场所，行礼如仪外，主要活动就是臣僚请示汇报、君臣讨论问题、皇帝下达旨意。皇帝面南坐于中间，群臣站立于前，这一礼仪姿势是固定的，体现着宋朝的君贵臣卑的政治地位。除了这一定性位置外，言事大臣与皇帝之间距离多远？并未见有明确规定。史书中记载的是，君臣面对面商讨国家大事之际，难免意见不一致，发生口头争执，甚至肢体冲突，从中可以考察出大概间距。至于其他场所的君臣交往，以及皇帝与宗教等人士的私人交往，则不在关注之内。

庆历四年（1044）六月盛夏，开封的开宝寺塔被雷击焚毁，朝廷意欲重建，谏官余靖在朝堂上竭力反对。宋仁宗下朝回宫中委屈地说：“被一汗臭汉薫杀，喷唾在吾面上。”皇帝如此宽宏大量，令史家感叹：“上优容谏臣如此。”“素不修饰”即不讲卫生的余靖，让宋仁宗感到汗臭扑鼻，还伴随着唾液飞沫扑面而来，宋仁宗默默地忍受了。

宋仁宗皇祐年间，贵妃张氏（死后被追认为温成皇后）的伯父张尧佐被皇帝委任为宣徽使，遭到群臣的反对。宋仁宗一日上朝前，“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御史中丞包拯，强烈反对皇亲国戚靠裙带关系担任朝廷高官，当时曾连续六次上章弹劾张尧佐，与皇帝面对面争辩时，情绪激动，跨步上前逼近皇帝，又喷了宋仁宗一脸唾沫，迫使他最终收回成命。

说话喷口水是个别现象，由生理性因素、口腔疾病以及舌头问题，甚至发音不标准等导致。一般而言，人们正常说话时唾沫能飞30—40厘米，情绪高昂时喷射长度最远一米左右。这就意味着，君臣体位间距在一米左右，其中包拯“向前说话，直唾我面”，与皇帝的距离更近些，当在一米以内。这里反映的场景，是大臣劝谏皇帝时的声色俱厉。

还有一种大臣眼泪飞溅到皇帝身上的情况。绍圣二年（1095）四月，朝廷“以邢恕知青州。恕入对，泣涕曰：‘臣不谓今日复得见陛下。’以至泪溅御袍，上不乐，遂令赴青州”。所谓“溅泪”就是流泪，但再恣肆的眼泪也不会流溅到对面别人身上，应该是抹泪时甩出所致，此举让宋哲宗很反感。这一距离，应小于唾沫喷溅的长度。

宋太宗时，员外郎寇准因“奏事忤上旨，上拂衣起，欲入禁中，准手引上衣，令上复坐，决其事，然后退。上由是嘉之”。寇准奏事违逆了皇帝的旨意，惹得宋太宗起身而去，被倔强的寇准一把拉住重新坐下，直到作出符合寇准意愿的决定后，才放其回宫。宋太宗不但没有生气，反被他的勇气和担当感动，自此开始赏识重用，至其晚年逐步将其提拔到了参知政事即副宰相。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命夏竦为枢密使，遭到台谏的一致反对。御史中丞王拱辰“对上极言，上未省，遽起，拱辰引上裾毕其说。前后言者合十八疏，上乃罢竦而用衍代之”。面对王拱辰的激烈反对，宋仁宗很不理解，忽然站起来愤然欲去，却被拉住衣襟不放，继续遭受批评，最后只好改任杜衍。

历史上最典型的引裾事例，是左正言陈禾与宋徽宗。陈禾上殿弹劾权势熏天的童贯等奸臣时，“论奏未终，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请毕其说。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岂惜碎首以报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贵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祸。’言愈切，上变色曰：‘卿能如此，朕复何忧？’内侍请上易衣，上却之曰：‘留以旌直臣。’”正宠信童贯的宋徽宗恼怒地拂衣而起，陈禾拉住皇上的衣服，请求让自己说完。皇帝坚持要走，结果衣襟竟被撕落，实为宋代乃至历史上唯一扯掉皇帝衣襟的事件。可见双方力量之大，宋徽宗之开明和气，并不以为衣裾落地为颜面落地，反而以为这是值得赞赏的忠直表现。

绍熙年间，宋光宗、皇后拒不赴重华宫看望重病的太上皇宋孝宗，在群臣的强力劝谏下，皇帝准备启驾过宫，百官殷切地列队等候帝出。中书舍人陈傅良“于百官班中颙俟上出。上已出御屏，慈懿挽上入，曰：‘天色冷，官家且进一杯酒。’却上辇，百僚暨侍卫俱失色。傅良引上裾，请毋入，已至御屏后，慈懿叱之曰：‘这里甚去处？你秀才们要斫了驴头！’傅良遂大恸于殿下”。群臣劝谏宋光宗过宫，皇帝已经心动，正要出门，李皇后忽然冒出，意欲拉皇帝回大内饮酒。群臣百官大惊失色，陈傅良情急之下一把拉住皇帝的龙袍，被皇帝扯着带到御屏之后，此地已属禁地，故而遭到皇后的叱骂。另一条史料言“陈傅良趋进引帝裾，请毋入，因至屏后”，则是陈傅良从列班中小步快走上前扯住皇帝——以他的身份和仪制，当时并不在皇帝身边。

不久，宋孝宗病危，兵部尚书罗点等强行上殿，劝谏宋光宗前往看望尽孝：

宰执奏事毕，伏上前，公等遂升殿，上拂衣起，宰臣引上裾，公等亟前，环绕泣曰：“寿皇疾势已危，陛下不于生前一见，后悔无及矣。”上遂入延和殿，众又随之，至福宁殿上，甫入门内，侍阖之众皆恸哭而退。越三日，公随宰执班起居，诏独引公奏事。公言：“臣前日迫切献忠，举措失礼，蒙陛下赦而不诛，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无妨，何得辄入宫禁？”对曰：“辛毗引裾，以谏不听，亦随而入。清明之朝，乃有是事，昏乱之世，何敢尔乎？”

宋光宗看到了一再劝他过宫的罗点，起身就走，被宰相拉住，然后又被群臣包围，最终还是躲开。三天后，宋光宗召见罗点，只是指责他们不该违法进入宫禁，明确表示肢体接触的引裾无妨。罗点以三国曹魏文帝时宰臣辛毗引裾劝谏皇帝的典故为例，表明其为历史上专以此举对待那些不听劝谏的皇帝，是明君治世的美谈。由此可知，宋代君臣都不以引裾为冒犯。

宋理宗时，朝政日非，“执政狠愎自用，尹京者恃皇族日横”，正言李昴英“力诋之”。宋理宗“却其疏，昴英引上裾跪奏。上怒，拂衣入。留疏御榻，再拜而退。有旨与在外差遣”。此举与其他不同，一是引裾于皇帝不接受其意见之时，二是同时下跪。正因为引裾跪奏，双方距离更近，这才惹恼皇帝拂袖而去，并将其贬斥出京。这是宋代唯一引裾跪奏，也是唯一引裾被当场贬者。

两宋引裾之事屡屡出现，虽非制度，但已经成为典故，政治上合理合法，可以援例。作为突发事件，君臣之间达到肢体接触的零距离。这种零距离不是亲密，而是抗争，于大臣而言是挽留以便继续提反对意见，于皇帝而言是恼火摆脱。此类批龙鳞、逆圣听的体触动作，大多发生在伸手可及的间距内。

宋太宗生前曾数次私下交代宰相吕端“与太子问起居”，“既崩,奉太子至福宁庭中，而先登御榻，解衣视之而降，揖太子以登，遂即位”。另有记载云：“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吕]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吕端担心后宫另立皇帝，登基前亲自走到身边验明正身。

宋仁宗曾对翰林学士张方平说：“朕之阙失,国之奸蠹,朝之忄佥谀,皆直言其状。”随即要他上前靠近：“独引公近御榻,密访之,且有大用语。公叹曰:‘暴人之私,迫人于险而攘之, 我不为也。’终无所言。”将其招至御榻前密语。另一例是元符末，刚即位的宋徽宗召见宰执，据当事人曾布记载：“上御坐，宣名奏万福讫，升殿。上密谕章惇，语声低，同列皆不闻。余云：‘臣等皆未闻圣语。’惇云：‘请皇太后权同处分事。’”皇帝小声秘密地吩咐章惇，在场的曾布等其他人未能听见，章惇当是附耳过去才听到。以上两例君臣的距离，不远于咫尺之间。

熙宁年间，王安石大力推进熙河之役，对宋神宗谎报所耗军费“止三百万。他日，有西帅登对，上问之，帅曰：‘除内帑所赐外，独本路应副殆千万。’上愕然，令退具实数奏来。出以示荆公，荆公无语，复纳榻后”。“复纳榻后”即自己归还到御榻后，则此件是皇帝从御榻后拿来递给他看的。这一举动表示王安石不认可该数据。

宋徽宗朝宦官童贯权势熏天，屡做坏事，朝廷命右司郎官方邵为察访，调查其六件事。但童贯派人跟踪，“伺其所为，先得以白上。及邵还奏，每一语，上随以所之曰：‘卿不知是事云云，乃御前处分也。’邵大怒，当御榻不去，尽发贯罪恶，败坏国事。所以邵得罪，而终身不复”。皇帝的辩解回护，令方邵大怒，抗议性地站在御榻前不走，无所畏惧地揭发童贯，反驳皇帝。

宋光宗降手诏授皇后的亲属李端友为郎官，左丞相留正“以御笔缴还。上不纳，公执奏不奉诏，遂纳之御榻而退”。亲手把御笔文件放回到御榻上，转身即走，表明不奉旨意。

臣僚走向御榻，有的是主动向前，有的是皇帝要求，无论哪种情况，都改变了君臣殿上正常的空间距离，身体更加接近。在御榻上取放文件者，双手已接触到御榻。至于吕端对即位前的宋真宗解衣验视，则是直接的肢体接触。

另外有两例其他形式的君臣近距离接触的记载。

宋太祖时，宰相赵普“洎因奏事忤旨，上怒，就赵手掣奏札子，挼而掷之。赵徐徐拾之起，以手展开，近前复奏”。赵匡胤一把从赵普手中抓过札子，揉搓之后扔掉，以泄愤怒。皇帝应该是坐着完成这一举动，可知与赵普的距离也就一臂之遥。

庆历三年（1043），余靖出使契丹,离京前上殿向皇帝辞行，“书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为目。上顾见之,问其所书者何，靖以实对。上指其字，一一问之,尽而后已”。笏是用于记事提词的狭长板子，大臣上朝时手持。宋仁宗显然没有接过笏板自己拿着，但能够指住上面的具体字，在一站一坐的体态中，间距也在一伸手之间。考虑到坐着的皇帝上身与胳膊靠后，靠前的小腿、脚离大臣更近。这是常规的君臣殿上间距。正因为如此，皇帝才能闻到立对大臣口中发出的酒气。权知开封府李询“嗜酒，常早朝上奏，奏事，宿酲未解，酒气醺然冲于御座。上谓曰：‘开封府烦卿，宜节酒。’询再拜谢罪”。宋代酒一般是低度的黄酒，隔夜酒气散发有限，李询奏事时与皇帝距离不会超过一米。

据北宋王巩记载：“故事，执政奏事，坐论殿上。太祖皇帝即位之明日，执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执政至榻前，密遣中使彻其坐。执政立奏事，自此始也。”这一简短的殿上片段，却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和象征意义。

其一，执政大臣殿上办公体态变化。宰相首次来到宋太祖御榻前，却失去了坐而谈论的权利。所凸显的是强化了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身体站起来，尊严降下来，背后的政治意义即君主专制。对此，宋代士大夫颇多不满。如朱熹就专门谈论过“今日立对之非”，愤愤不平地批评道：

古者三公坐而论道，方可仔细说得。如今莫说教宰执坐，奏对之时，顷刻即退。文字怀于袖间，只说得几句，便将文字对上宣读过，那得仔细指点！且说无座位，也须有个案子，令开展在上，指画利害，上亦知得仔细。今顷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会事！

他从事务层面指出：君臣坐着讨论得以从容详尽，而站着商谈时间仓促，无法展开论题，不利于指令的契合实际与周全。楼钥则点到实质：“君之与臣相与共治天下，故其见大臣，则在舆为下，御坐或为起，盖尊德乐义，不得不然，上下一体，不事形迹，是以治功可兴，而事业可就也。中古以还，君益尊，臣益卑。”以往皇帝礼遇宰相，后来宰相地位日益低下。苏洵更是直接指责“近世之君”道：

天子御坐见宰相而起者有之乎？无矣。在舆而下者有之乎？亦无矣。天子坐殿上，宰相与百官趋走于下，掌仪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虽臣子为此亦不为过，而尊尊贵贵之道，不若是亵也。

抱怨皇帝不再礼遇大臣。宋朝皇帝也发现这可能有伤士大夫的自尊心，是一弊端，可能带来不良后果，于是也采取弥补措施。“国朝仪制：天子御前殿，则群臣皆立奏事，虽丞相亦然。后殿曰延和、曰迩英，二小殿乃有赐坐仪。既坐，则宣茶，又赐汤，此客礼也。延和之赐坐而茶汤者，遇拜相，正衙会百官，宣制才罢，则其人亲抱白麻见天子于延和，告免礼毕，召丞相升殿是也。迩英之赐坐而茶汤者，讲筵官春秋入侍，见天子坐而赐茶乃读，读而后讲，讲罢又赞赐汤是也。他皆不可得矣。”实行前后殿两种仪制：前殿属于正式场合，强调君臣之礼；后殿属于小范围的接见，赐座乃至赐茶，实行客礼。

其二，朝堂议政决策形式变化。王曾指出：

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熟状拟定进入。上于禁中亲览，批纸尾用御宝，可其奏，谓之印画，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历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谓坐而论道者欤！国初，范鲁公质、王宫师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虽倾心眷倚，而质等自以前朝相，且惮太祖英睿，具札子面取进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圣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则尽禀承之方，免误之失，帝从之。自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啜茶之礼寻废，固弗暇于坐论矣。于今遂为定式，自鲁公始也。”

宋以前宰相坐论时，与皇帝商定的都是国家大事，其他具体事务都是事前拟好处理方案提交皇帝决定。从宋朝开始，“太祖皇帝御极之初，亲总庶务”，三位前朝宰相自觉疏远，主动躲避决策，当面提交札子由皇帝决断，势必造成事无巨细都上御前会议，因为忙碌而无暇喝茶坐论，只能立对。由此带来三点影响：一是大大增加了朝廷理政繁忙程度，二是强化了君主专制，三是延长了君臣相处的时间。

其三，大臣议政体位变化。原来坐着的宰相，是被固定在一个指定位置。撤座以后，站立的大臣移动性增加，有很多机会接近皇帝。北宋前期皇帝的经筵上，讲官与皇帝一样坐着授课，宋真宗以后“撤席立讲”，理由之一是“执经人主之前，本欲便于指陈，则立讲为宜”。宋初撤宰相之座，就是通过召唤到皇帝跟前指画文件借口实现的。正是站立，臣僚得以靠近皇帝“指陈”政务。政治尊卑距离远了，物理距离伸缩性却大了。在朝廷各机关中，立对是上下级关系，上级向下级问话，要站立回答以示恭敬。如士大夫强至所言：“夫部吏之见上台，有所问必立对。”宰相与皇帝间也是如此，这是一种新型的君臣关系。至于其他臣僚，宋以前也是立对之仪，宋代延续而已，并无差别。

借用这一理论分析，宋代君臣的殿上间距，正常情况下为上下级关系的社会距离，个别情况下如臣僚体液飞溅帝身、臣僚拉扯帝衣、臣僚接近御榻等，为个人距离乃至亲密距离。但这个亲密距离却不是卿卿我我，而是语言与肢体冲突所致。这表面上看是对皇权的抗衡，实质上其目的不是破坏而是维护。双方思想基础、理念利益一致，大臣忠君爱国的感情深入骨髓，直言极谏就是维护皇权的真正亲近，因此抛弃或超越了礼仪。语用距离原则认为：发话人使用语言礼貌程度较低的话语，就意味着他认为与受话人之间的语用亲密度较高，或者试图提高与受话人之间现时的语用亲密度。上下级关系的社会距离是制度规定的，个人和亲密距离是不自觉出现的。这种不自觉，却是臣僚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冒犯皇帝的勇气之自觉的反映，更是缘于皇帝开明的包容，二者缺一不可。故而，臣僚很少因此受到直接贬斥。更何况“‘以天下为己任’可以视为宋代‘士’的一种集体意识，并不是极少数理想特别高远的士大夫所独有”。臣僚把国家和民族利益置于首位，勇于“批龙鳞、逆圣听”，而不顾其他。争执越激烈，身体越接近。此类微观空间行为尽管多是冲突，却反映了宋代君臣关系比较密切，殿上间距达到类似“朋友之间”的个人距离，意味着皇帝给予士大夫更多的信任和依赖，有某种程度的君臣一体以及肝胆相照。应该说，这正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础与具体表现。

从前代的“坐论”到宋代的“立对”，再到明清的“跪陈”，皇权持续加大对臣权的压制，最终使大臣沦为皇帝的奴才，个人尊严丧失殆尽。

且看明思宗朝的君臣殿上间距。崇祯十四年（1641），皇帝在外朝三大殿之一的中极殿，召见查勘皇陵归来的大臣及内阁大臣，赐宴毕，群臣叩谢。“上曰：右侍郎来。德璟出班，将过。上连曰：右侍郎蒋德璟来。臣即过中跪。上曰：上来。膝行数步。上曰：再上来。再膝行数步。如是者三，距御座可丈许。上曰：汝才奏的再奏来。”蒋德璟应皇帝要求三次跪着前移，最终距离皇帝仍在一丈以外，已达社会距离的最远长度，则平常应是公众距离，在二丈约七米左右，已然是主奴关系。君臣距离的疏远，直接说明了皇帝对臣僚接近的防范，并不信任。个别情况下也有近距离，如明英宗时有内阁学士岳正“勇事敢言，便殿论奏，至唾溅帝衣”。因为跪着，所以体位低于皇帝，尽管需要仰首，但再也没有唾溅帝面的事件发生，却仍遭到明英宗的嫌弃。

宋代是第二阶段的开端，撤座无疑是加强君主专制，但士大夫把立对的贬低改造成自由走动的机会，把殿堂体位劣势变成了优势，甘冒风险，得以更加有效地以物理方式劝谏规范皇帝。这虽然是一个个较极端的个别现象，但累积成惯例，成为大臣不屈不挠强力扭转君主不当决策的非常举动，纠正、抵制着君主独裁，既体现了士大夫的天下情怀，又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而屈服的皇帝或幡然悔悟，改正错误，予以嘉奖重用；或悻悻怏怏，却不能治罪，最多将其贬斥出京。正如苏轼所言：“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有此宽松的政治环境，士大夫们极端的劝谏也就不足为奇了，都是“各效其忠”，而且警惕皇帝将士大夫奴婢化。绍圣初，某天，宋哲宗“震怒，谓门下侍郎苏辙曰：‘卿安得以秦皇、汉武上比先帝？’苏门下下殿待罪。吕汲公等不敢仰视，忠宣从容言曰:‘称武帝雄材大略，为汉七制之主，盖近世之贤君。苏辙果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不当如诃叱奴仆。’哲宗怒少霁”。宰相范纯仁一方面为苏辙辩解，一方面从容不迫地指责宋哲宗不能像呵斥奴婢那样对待大臣，皇帝自知理亏，只好压下了怒火。

从宋代君臣殿上间距变化中，可以梳理出两条线索：一是君尊臣卑，一是君静臣动。正如前引苏洵所言“天子坐殿上，宰相与百官趋走于下”。运作的实际情况是君主满足了自尊，臣僚满足了议事执政作用，与皇帝共治天下，具体操控着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种形态维护着“共治天下”的平衡，基本实现了双赢。站立且处于动态的大臣，高于坐着的处于静态皇帝，体位变化使对话由平视变为俯视，气势、感觉的优势凸显，居高临下，更便于“面折廷争”。最终，乃至出现元人揭傒斯揭示的南宋末期“主柔臣强之宋”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