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时期被认为是清代经济文化的繁盛期，尤其在乾隆编纂《四库全书》之际，文化活动达到高潮。然而与此相伴的，却是一场禁毁图书的浩劫。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所谓“违碍”、“悖逆”的书籍却在那时传人朝鲜半岛，并被保存下来。
朝鲜王朝治下的社会是一个极其封闭的社会，被王朝政府派遣人中国京城的燕行使臣是它与国外接触的主要管道。燕行使臣除作为媒介传人中国政府赐赠的书籍外，还在王朝政府的鼓励下积极求购书籍，并将它们传人朝鲜。事实上，清代大量汉籍主要是通过燕行使臣传人半岛的，其中就包括当时为清王朝所禁毁的书籍。
分析起来，清代禁毁书籍的最大特点就是与文字狱紧密相连并利用徵集图书大规模地展开。在这一点上，朝鲜燕行人士所留下的笔墨道出了中国汉族文人没有或不敢做出的评说。朴趾源在其《热河日记》中感叹“购书之祸甚于焚书”。而朴思浩在1828年燕行观书肆后更评论康熙开文渊阁道：
康熙时，天下初定，人心未服，海内豪杰之士镒腕而谈愤，开口而咏叹，无非尊攘之义也。海可蹈也，山可隐也，薤发左衽，投帽而抵地日：甚么物也。于是乎康熙大忧之，开文渊阁，集天下文学之士，縻以美衔，厚其饩养，裒聚书籍，尽夜考校。向所谓豪杰之士，埋头蠹鱼之间，不知老之将至，而愤叹之心，如雪遇阳。此乃赚得英雄之术，非但出于右文之意也。
这些观察和剖析都可谓深有见地。当时清廷所禁毁之书大约主要有三类。一是明代史料，尤其是野史，包括一些关于辽金元和涉及北方边疆少数民族的史书，因为这类书籍记录了后金兴起、满人人关的史实，有碍于清政府的体面。二是怀念明朝，以“夷狄”、“胡”、“贼”等诋毁清朝(包括贬金为夷)的著作。三是文字狱下的各类禁毁书，如顾亭林、屈大均、钱谦益等人的著作，或收有这些人作品的书籍。另外还有一些有悖封建伦理纲常、非“正声”的著作。其中前三类书籍无疑会引起内心依旧奉明为正统的朝鲜燕行使臣的兴趣。
闵镇远(字圣猷，号丹岩，1664—1736)，朝鲜肃宗三十八年(1712，清康熙五十一年)作为谢恩副使人京，并写下《燕行录》。《燕行录》中，作者不以清为正统，称满人为胡人，甚至以“胡皇”称康熙，处处以清为夷，对明怀念。看他在途中写下的这一段：
自小黑山五里许始有墩龛。周围三十步许，高十丈许。以甓坚筑，四面无门，非云梯难上。每五里置一墩，棋布星罗，是明末为御胡筑此嘹望贼兵，而每一墩费千金。胡骑未遏而民先竭，以致贼已去。可为痛哭!
这种睹物思明，且大发感慨的内容在其燕行录中还有不少。再看朴趾源《热河日记》之《行在杂录》的一段纪录：
呜呼!皇明，吾上国也。上国之于属邦，其锡赍之物虽微如丝毫，若陨白天，荣动一域，庆流万事；而其奉温谕，虽数行之札，高若云汉，惊若雷霆，感若时雨。何也?上国也。何谓上国?日：中华也，吾先王列朝之所受命也。故其所都燕京日京师，其巡幸之所日行在，我效土物之仪日职贡。其语当宁日天子，其朝廷日天朝，陪臣之在庭日朝天，行人之出我疆场日天使。属邦之妇人孺子语上国，莫不称天而尊之者，四百年犹一日，盖吾明室之恩不可忘也。…今清按明之久，臣一四海，所以加惠我国者亦累叶矣。…此实旷世盛典而固所来得于皇明之世叶，然而我以惠而不以恩、以忧而不以荣者，何也?非上国也。我今称皇帝所在之处日行在而录其事，然而不谓之上国者，何也?非中华也。我力屈而服，彼则大国也。大国能以力而屈之，非吾所初受命之天子也。
这段纪录最为概括反映了朝鲜士人对明清两朝的态度。从“上国”到“非上国”，从“朝天”到“燕行”，从“以恩”到“以惠”，他们对清朝怀着难以言表的矛盾心态，这种心态根植于他们将明朝视作父母的情感，根植于他们对明朝在文化上的崇敬。正是这种态度，一些燕行使臣得以透视清政府编纂《四库全书》的真正用意，亦得以将清政府兴起大规模文字狱归因于文化上的自卑。于是关注文字狱便成为他们寻求共鸣以释放这种情感的方式。
燕行使臣对文字狱的关注使他们对文字狱下禁毁书特别注意也就十分自然。于是，只要有机会，他们便煞费苦心，积极访求。他们获取有关禁毁书籍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到北京琉璃厂书肆求购；二是在与清朝文人交往过程中获赠。我们知道，北京琉璃厂在清代逐渐发展成为文化街市，其书肆规模颇大，尤其在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前后，琉璃厂书肆最盛。当时虽然处于清政府大规模禁书之时，但还有不少这类书在琉璃厂书肆等处流传并出售。燕行使臣便常乘去琉璃厂之际访求这些书籍。
燕行使臣对禁毁书，尤其是对文字狱下禁毁书的这种态度，使他们与清代汉族文人的交往十分独特。毋庸讳言，清代汉族文人在异族统治下对昔日明朝持有深深的怀念。然而这种怀念之情由于为清政府所禁忌，在中国当时几乎不见诸文字，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却在燕行使臣的笔下生动展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