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筮与义理 —— 春秋易学（《左传》《国语》）的哲学化进程 国学百科 4小时前 编辑 国学之家 取消关注 关注 私信 释放双眼，带上耳机，听听看~！ ———————————— 摘要：《左传》《国语》所记载春秋时人应用《周易》筮占或论事的例子，上承上古三代筮法，下启两汉易学，是《易》学研究极具价值的珍贵材料。春秋时期的占筮开始了《易》学哲学化的进程，是《易》学史上义理派学说的滥觞。 关键词：《左传》；《国语》；《周易》；占筮；道德哲学 《四库全书总目》云：“《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遗法。”《左传》《国语》所记载春秋时人应用《周易》筮占或论事的例子，代表了春秋时期的 “易学”。这些筮例，上承上古三代筮法，下启两汉易学，是《易》学研究极具价值的珍贵材料。考察《左传》《国语》记载的筮例，总结春秋时期易学发展的特质，对于研究先秦易学乃至整部易学发展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把《周易》应用于 “极数知来” 的卜筮，应该是《周易》的原始功用。《周礼・春官》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礼记・曲礼》云：“龟为卜，策为筮。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龟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 班固《汉书・艺文志》亦云：“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书・儒林传》又云：“《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 宋儒朱熹更明确地认为：“《易》所以难读者，盖《易》本是卜筮之书。今却要就卜筮中推出讲学之道，故成两节工夫。” 又说：“《易》本为卜筮之书，后人以为止于卜筮。至于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认为理，而不认为卜筮，亦非。”（《朱子语类》卷六十六）朱熹站在儒学正统的立场上解说《周易》，反对把《易》学研究仅仅停留在卜筮上，但并不否定《周易》原初的卜筮性质。《左传》一书中记载了十九条运用《周易》的例子，其中的十六条都是用来占测未来的；《国语》记载筮例三条，也都是用于占测祸、福、吉、凶。这说明春秋时期，人们基本上是从占筮的角度来运用《周易》的。然而，在运用《周易》进行占筮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周易》进行新的解说，正是这些新的解说在发展《周易》学说的同时又在消解《周易》原初的品格。 《系辞》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之为书，不仅在于其占筮之用，更在于其深刻的思辨哲学，“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周易》之所以不同于甲骨卜辞对占问的简单纪录，也不同于一般的卜筮之书，就在于《周易》本身蕴涵的深刻哲理。“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周易》的出现是以卜筮为用，但其内容实质却含藏着深刻的哲学意义。”“在占筮过程中，事实上影响人们思想，左右人们行动的关键因素是筮书所表露的哲学内涵。” 从义理的角度对《周易》进行解说，不但符合作《易》者的深意，也是《易》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性转变。 从现存的文献来看，春秋时期的卜筮之官已经开启了后世义理学派的先河，他们不仅以德论《易》，还援《易》以论证，身处春秋末期的孔子更进一步把《易》学发展到 “以德代占” 的历史高度。正如清人皮锡瑞指出：“孔子见当时之人，惑于吉凶祸福，而卜筮之史加以穿凿附会，故演《易》系辞，明义理，切人事，借卜筮以教后人，所谓以神道设教。其所发明者，实即羲、文之义理，而非别有义理；亦非羲、文并无义理，至孔子始言义理也。”（《经学通论》）这些成果成了《易传》思想的直接源泉。 一、春秋时期卜筮地位的衰落 春秋时期，卜筮承袭三代之余波，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周易》还在扮演着传达神灵启示的角色，发挥着其 “卜以决疑” 的伟大作用。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 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 公曰：“筮之！” 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飨，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 晋侯辞秦师而下。 公元前 652 年，周惠王驾崩，儿子襄王继位。由于襄王的生母早亡，后母惠后总想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大叔（太叔）称王。襄王十六年，惠后、太叔与戎翟里应外合，占领了王都洛邑，襄王逃奔郑国。天子流亡，当时具有霸主地位的秦穆公迅速作出反应，立即把军队开到黄河边，准备护送襄王回朝。眼光敏锐的政治家狐偃看到这是一个提高晋国地位的绝好机会，因此积极建议晋文公 “勤王”，晋文公听了狐偃的建议后心存犹疑，就先让卜偃以龟甲卜一下，得到 “黄帝战于阪泉” 的吉兆，文公还是不放心，再次用蓍草占筮一下，结果演算出的卦为 “《大有》之《睽》”。“之” 是表示变卦的一个术语，“《大有》之《睽》” 即《大有》卦变为《睽》卦。也就是《大有》卦九三爻由阳爻变为阴爻就成为《睽》卦了，按照朱熹《易学启蒙》所归纳出来的占断方法，“一爻变，即以本卦变爻之辞占”。《大有》卦九三爻辞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故卜偃说这是吉卦，象征晋侯将战胜狄兵并受到周王的晏请，还有比这更大的吉祥吗？更何况从筮得的卦象看，内卦由《大有》卦的乾为天，变《睽》卦的兑为泽，而《大有》卦与《睽》卦的外卦相同，皆为离，离为日，日之在天，垂耀在泽，天子在上说心，在下是逆心，这也正是天子降尊以迎接公侯的卦象，这样还不可以吗？更何况去《睽》卦而单论《大有》卦，其下卦乾为尊，上卦离为卑，也有天子降尊以迎公的意思呵。晋文公听了卜偃的分析，“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 后来的结果正如卜偃所言，天子特地宴请了晋文公，尊宠有加；又赐予大片土地，“晋于是始启南阳”，为晋文公的霸业奠定了基础。在这一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占卜对于坚定晋文公勤王的决心起到巨大的催化作用。 由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占卜在春秋人们的生活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然而受着礼崩乐坏的巨大潮流的冲击，人们在思想上开始对神灵表示了怀疑，卜筮文化已经悄悄走下了神圣的殿堂，其对社会生活不容置疑的 “神圣” 权威淡化了，人们对占卜的结果也不再言听计从了，或用理性的思维，或依自己喜恶之情，做出选择。特别是遇到那种与自己意愿想违背的占卜结果时，许多人都选择听从 “人” 而不再听从 “神” 了。 因此，在春秋时期，违背占卜之言的例子已经经常出现的事情了。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 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 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 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 遂取之。 齐棠公死了，崔武子前去吊丧，他看到齐棠公的遗孀棠姜很美，要取棠姜。然而，崔武子与棠姜同为姜姓，按照古代的礼仪，同姓是不能嫁娶的，因为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以遭到东郭偃的极力发对。崔武子就想借助占卜为自己寻求借口，就用《周易》占了一卦，遇到《困》卦六三爻变，而成为《大过》卦。史官们为了奉承崔武子，都说这是吉卦。给陈文子看，因为筮得卦为《困》卦六三爻变，这样，《困》卦内卦就由坎变为巽，在《说卦》中，坎为中男，坎变巽，巽为风，故陈文子说：“夫从风。”，巽又为长女，内卦位置在下，所以文子又说 “风陨妻”，据此卦象，文子认为：“不可娶也！” 他又进一步引证《困》卦六三爻辞 “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并一一讲解这段爻辞，说明不可娶棠姜的道理。但崔武子决意迎娶棠姜，不听陈文子的论断，说：“一个无夫之妇能有何害！这些凶险她原先的男人都承担了！” 于是娶了棠姜。崔武子最后听从了自己的欲望，而不再理会卜筮之言了。 总之，在春秋时期，卜筮的权威地位受到了人类理性与性情的挑战，卜筮的地位日渐衰落，以至于如《史记・日者列传》所记载的宋忠、贾谊之言曰：“…… 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践简也。” 如果《周易》不能积极面对这一尴尬的处境进而提升自身的品格，那么他的命运也许就会跟《连山》、《归藏》一样，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然而《周易》终究以其独特的思想内涵，一跃而为群经之首，流传千古，影响巨大。这不能不归功于春秋战国时期理性精神的崛起以及 “德” 的被重新审视，这为《周易》的哲理化提供了历史契机。 二、《周易》理性精神的彰显 如前所述，把 “德” 的观念引进对 “卜筮” 的解说之中，是《周易》哲理化进程的历史契机。对 “德” 的重视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德” 的观念在我国起源很早。牧野一战把 “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的商纣王朝推进了历史的深渊。新建立起来的西周政权，敬畏地总结历史的深刻教训，提出了 “敬德保民”，“以德配天” 的进步思想，揭开了人文精神发展的序幕。《尚书・召浩》写道： 吾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惟不知厥德，乃早坠厥命。…… 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正是他们反思历史总结出来的宝贵精神。 降至春秋时期，随着王室的衰微，礼崩乐坏的历史大潮流冲击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神权观念随之动摇，笼罩在人们心灵上空的神性淡化了，人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渴望在蓬勃发展，人的理性精神渐渐从蒙昧中觉醒过来。一股蔑视神权、重民轻神的思潮正在兴起。出现了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鬼神。”（《左传・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自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的大胆观点。周内史叔兴更进一步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闵子马也说：“福祸无门，唯人自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这一历史契机，是中国哲学的伟大开端。 （一）春秋卜筮与义理说的滥觞 如前所述，这股理性思潮势必对卜筮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郑国的子产就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在考察 “天之道” 与 “民之故” 这一关系的时候，“人事” 的重要性受到了重视，作为人类行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的 “德”，成了探测 “天意” 的重要因素。《左传》的记载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材料。《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道：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 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穆姜是鲁宣公的妻子、成公的母亲，但却与大夫叔孙侨如私通。成公十六年，叔孙侨如和穆姜谋划废成公、兼并孟孙氏和季孙氏，结果阴谋失败，侨如逃奔齐国，穆姜被迁往东宫。刚往东宫的时候用《周易》占筮了一卦，筮的结果为遇到《艮》卦，初爻、第四及第五爻皆由阴变阳，第三爻和上爻由阳变阴，经过这五个爻变，于是变成了《随》卦。朱熹于《易学启蒙》中说到 “五爻变，则以之卦不变爻占。” 在此次占筮的结果，之卦（《随》卦）的不变爻为六二爻，但穆姜和史官都没有用随卦六二爻辞解释。史官从《随》卦卦名来推论，《周易・杂卦传》：“随，无故也。”“无故” 是没有了故处，所以穆姜当然会离开 “故处”（东宫），据此说 “随，其出也。君必速出！” 的好结果。但是穆姜的看法却与他不同，她先举出《随》卦的卦辞 “元亨利贞，无咎。” 再说明虽然由此卦卦辞推论出所占为吉，但因为她没有《随》卦卦辞说的 “元、亨、利、贞” 四德，所以仍然无法改变她的命运。这里，她对 “元亨利贞” 作了新的诠释，以仁德为元，以礼德为亨，以义德为利，以干事为贞，这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解释占辞的吉凶，穆姜以为这四种德性她一样也没有，从而推断出 “必死于此” 的后果。突出了以德解《易》的特征。尚秉和先生曰：“穆姜述四德，既已曰‘然故不可诬也’谓此古《易》说可信也。” 又如《昭公十二年》记载： 南蒯之将叛也，…… 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 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鲁国大夫季平子的费邑宰南蒯打算叛乱，以投降齐国，事先筮了一卦。筮的结果为遇到《坤》卦，第五爻由阴变阳，便成《比》卦。根据朱熹总结的筮法，从本卦（《坤》卦）所变之爻（六五的爻辞）来论断吉凶：《坤・六五》：“黄裳，元吉。” 所以南蒯在占筮后，便引用 “黄裳，元吉”，认为叛变这件事是大吉的。又拿来请教惠伯，惠伯问：你要做何事？南蒯含糊其辞。子服惠伯就说：他从学《易》的经验中领悟到，《易》书只能用来占问符合道德的事，不能用来占问坏事，也就是说只有在 “忠”、“信”、“恭”、“善” 的前提下，筮得此卦此爻，才能获得大吉的结果，否则即使筮得吉卦结果也是不好的。 从《坤・六五》的爻辞观之，“黄裳” 为《坤・六五》之象。“黄” 是地色，也是中央之色。坤为地，六五居中故为黄。裳为下服，又有饰佩掩盖在外，而坤卑正和此相似，故为裳，由此表现出内在、原有的美。“元吉” 为六五之占。元为大为始，“元吉” 是本来就是大吉大利的意思。子服惠伯接着说 “黄，中之色也”、“中美能黄”，占者的心中如果没有忠的美德，就承当不起黄的美色；“裳，下之饰也”、“下美则裳”，上衣象君，下裳象臣，如果占者为人臣，不具有恭顺卑下的美德，那就当不起裳的美饰；又 “元，善之长也”、“上美为元”，如占者为不善之事，那就违背了以元为善的含义。所以子服惠伯认为只有忠、信、美三美具备，才有资格占筮。但南蒯无忠信之德，故其筮虽吉，举事必败。后南蒯果然失败。 这种以德解《易》的思想，随着《周易》的哲理化而得到加强。明代大思想家张载《正蒙・大易篇》第十四明确地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于卦，虽爻有小大，及系辞其爻，必谕之以君子之义。” 清人王夫之更进一步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然非张子之创说也。礼，筮人之问筮者曰，义与？志与？义则筮，志则否。文王、周公之彝训，垂于筮氏之官守且然，而况君子之有为有行而就天化以尽人道哉。” 又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君子之谋于《易》，非欲知吉凶而已，所以知忧知惧而知所择执也。” 顾炎武也说：“卜筮者，先王以教人去利怀仁义也”（《日知录》卷一）。 （二）善为《易》者不占 ——《周易》哲理化的进一步提升 《荀子・大略篇》云：“善为《易》者不占”，也就是说善于研读《周易》的学者，不是把《周易》用于占筮，而是把《周易》用于修养自己的品德。正如《论语・述而》记载孔子所言：“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以《易》为 “寡过” 之书，这是对此前《易》学研究的一大发展，更是《易传》以及后来《易》学哲学的开端。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孔子，孔子的《易》说除了见于《易传》外，在《论语》、《礼记》中也保存了一些。另外，马王堆帛书《要》、《二三子》等篇更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资料。孔子的这一思想的出现也不是凭空而起，在孔子之前，这种思想已经有了滥觞。那就是不假卜筮而直接引《易》以论证说理。 “神道设教” 的占筮所扮演的沟通天人的神圣角色提升了《周易》的权威，又因为《周易》本身就是人类智慧的总结，其中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因此春秋时期的人们时时引以论证，援以说理。《周易》作为占筮之书的原始身份淡化了，作为经典的意味凸现了出来。 据《左传》记载，最早引证《周易》论事的是王子伯廖，《左传・宣公六年》载： 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瘳语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 间一岁，郑人杀之。 这是首例直接以《周易》之卦爻辞说理，乃取之以意，不待于筮，已善 “玩辞”。这里，伯廖说 “《丰》之《离》”，是指《丰》卦上六爻由阴变阳，这样就变成《离》卦。《丰》卦上六爻辞为：“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 杜注认为王子伯廖是 “义取无德而大其屋，不过三岁，必灭亡”。“弗过之矣！” 杜注认为就是 “不过三年”。又据《汉书・五行志中之上》颜师古注，间一岁者，中间隔一岁之谓。连前带后，则历时三年。此结果虽暗合卦爻辞的内容，然而，其过程却与卜筮无涉。 又如《僖公十五年》载： 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 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僔僔憎，职竞由人。’” 当初，秦国希望通过政治婚姻与当时的大国晋国搞好外交关系，就主动向晋国求婚。献公要把女儿伯姬嫁给秦穆公，命史苏占筮吉凶。结果筮得《归妹》卦，上爻由阴变阳，变成《睽》卦，史苏认为不吉。但晋献公还是把女儿伯姬嫁给了秦穆公。后来秦晋战于韩原，晋国大败，晋惠公被俘虏到秦国。这时晋惠公才想起了当年史苏的占筮来，满脑悔恨地说，如果当年他父王献公听从史苏的话，他也不至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当时刚好在旁边的韩简就说：“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 就是说，“先君之败德非数所生”（杜注），即使听从了史苏的占筮，结果还是会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的境地是先君（其实也包括惠公本人）“败德” 的必然结果！并引《诗》论证。那么他们的 “败德” 是什么呢？这还得从秦晋当时的外交关系说起。 春秋时期，我国正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互相征伐，争夺霸权，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护各自的利益。当时，秦、晋是两个相邻的国家，秦国地处今甘肃东部和陕西中部地区，在戎狄中逐渐发展壮大。而当时的晋国已经是中原的强国。两国既相争夺，又相利用，政治婚姻成了当时很重要的一种外交手段。秦穆公为了实现霸业，主动与晋国结好，向晋国求婚。晋献公于公元前 654 年将其女儿伯姬嫁给了秦穆公。 此前，晋献公五年（前 672 年），晋国兴兵攻打骊戎，这场战争的最大结果就是带回了骊姬姐妹，晋献公贪图美色，不顾大臣们的反对，立骊姬为夫人。后来，骊姬生了个儿子，为争夺王位，骊姬设计逼死了太子申生。晋献公的两个儿子夷吾和重耳分别逃往他国避难。晋献公死后，夷吾（即后来的晋惠公）许以割让河东五城作为条件，得到了秦穆公的支持，顺利继承了王位，称为晋惠公。即位后，他不仅不履行与秦国的献城承诺，而且三番五次挑衅秦国边境。公元前 647 年，晋国发生饥荒，晋惠公派人向秦国求救，秦国不计前嫌提供援助。可是事后晋惠公并未感恩图报。两年后，秦国发生旱灾，向晋国求助，晋国不仅不给予援助，反而发动大军进攻秦国。秦穆公派军进行反击，大败晋军于韩原，晋惠公被俘，带回秦国。晋国被迫割让河东五城归秦，同时晋惠公以太子圉入秦为人质才得以脱身回国。 在这一段简单的叙述中，晋献公、晋惠公的 “败德” 已是昭然若揭了。生当其时的韩简对此肯定感触得更为深切，“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 就是韩简基于晋献公、晋惠公的道德现实而做出的深刻论断。 除此之外，引用《周易》进行论证的尚有《宣公十二年》晋国知庄子引用《周易》说明彘子违反军队纪律必然失败而遭祸；《襄二十八年》子大叔预言 “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 的 “楚子将死矣！”《昭公三十二年》史墨论 “公薨乾侯” 曰 “《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尚秉和先生曾对这些筮例进行论说，谓 “古人之于《易》学，精熟如此，可随事取占，不必布蓍也”，此论虽的，但尚氏在感叹 “神乎技矣” 的同时或许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此数例实际上是 “把《易经》与卜筮过程进行分离，把《易经》作为直接阅读的文本。《易经》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被经典化，最终完成了它的彻底的文本化，为‘文本 — 解释’的纯粹精神活动开辟了道路。” 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宗周社会信仰的淡化和理性精神的发展。这种不依《易》筮，而以德论的思想，是孔子《易》学思想的滥觞。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 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汉书・儒林传》承袭司马迁之说，称孔子 “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要》篇更明确的：“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 正如《要篇》文中记载孔子的话说：“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赐，汝何〕尤于此乎！” 孔子老而好《易》，乃是因为《周易》本身所具有的哲理。 《论语・子路》记载：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子曰：“不占而已。”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是《周易・恒》卦的九三爻辞，孔子以南国人所说的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这句话来解释《周易》恒卦九三的爻辞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强调了卦爻辞的道德修养意义。这正如《坤》卦的《文言传》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而 “不占而已” 这句话更为精炼的反映出孔子《易》学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善于治《易》者，不是用《易》于占筮，而是用《易》来指导生活，提高人类的道德品质。《礼记・经解》也记载孔子的话说：“洁净精微，《易》教也。……《易》之失，贼。洁净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洁净精微” 是对《周易》哲学品格的精确概述。 孔子的这些言论说明：在春秋时代，《周易》开始渐渐由占筮朝着道德哲理化的方向演进，这对后世《易》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观其德义”，即探讨《周易》中的 “天之道” 和 “民之故” 成了后世《易》学的主要内容。孔子的这一《易》学思想，将易学研究导入了哲学的领域，开创了儒门解《易》的传统。《易传》的出现，完成了《周易》从卜筮到哲理化的创造性转化，在《易》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考察《左传》、《国语》所载筮例，占筮者已出现了 “吉凶由人” 的道德伦理观念，原本以占筮为主的《周易》，随着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的发展，逐渐摆脱宗教迷信的色彩，成为一部凝聚古人丰富智慧的哲理著作。特别是孔子的出现，进一步把《周易》引入了哲学的殿堂。《周易》从卜筮之书转向哲学著作，原本以卜筮为主的迷信色彩减弱了，占筮成了它的外在形式，以此阐明人生经验和道德修养的哲学思想，才是《周易》这本书的灵魂所在。由此可看出《周易》在春秋时期的哲理化历程。 （转自《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信息来源：东亚易学；肖满省：福建师范大学讲师，硕士生导师。） 相关文章： 心理学八大定律——人性的哲思都在这里 《救荒本草》是什么书，什么朝代的人撰写的？ 张仲景的《伤寒论》和《伤寒杂病论》的区别在哪？ 赖布衣是谁？赖布衣生平的故事及作品有哪些？ 给TA打赏 共{{data.count}}人 人已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