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大理国写经体”是一种大理国时期广泛使用的写体。 通过对已披露的 99 件该写体制作的作品进行分析，指出这一佛教字体在大理国实际是扮演了科举体、官用写体等角色。 这是一种在宋代书法史上可与 “ 金粟山写经体 ” 等量齐观的写体，不仅是云南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亦是云南历史文化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有力见证。
引言
所谓 “大理国写经体”，是一种集中出现于大理国时期（937—1254年）的正书写体，主要使用于佛教领域，代表作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大理国文治九年（1119年）《维摩诘经》（图1）、台北故宫藏盛德五年（1180年）《释妙光<张胜温梵像卷>题记》(图2)。
这一写体，或者说这种书法字体、书法样式或艺术风格，在存世大理国文物中十分常见，且书法水平优异，特别是随着上述美国及台北藏本在近年的网络传播，受到了不少书法爱好者的赞誉，是云南少有的获得广泛关注与良好评价的古代书法品种。作为一种曾在中国西南地区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优秀写体，它本身是中国书法史叙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因此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对象。
学界对这一写体已有了一些关注[1]，不过，至今为止，围绕该写体已披露的总量情况、基本特征等问题尚无人涉及，另外关于其来源，是本土生成还是中原传入？在中国书法史上有何价值？这些问题尤值探讨，本文即着力于此，敬希方家垂教。
一、已知含有大理国写经体的文物总量情况
在现有资料披露情况下，已知经确认和登记的古代文物中，通过目鉴[2]方法，可录取到的含有大理国写经体的文物，包括以下几个板块：
（一）以凤仪北汤天写经[3]为代表的考古发现的佛教经籍，写本占大多数，并含有少量刻本，这是存世含有大理国写经体文物数量最多的一板块，在现有披露情况下，共录得40件[4]。
（二）长期流传的地上文物类，包含全球范围内收藏的石刻和器物铭文。这一部分文物共录得21件[5]。
（三）经由官方主持考古出土的地下文物类。包括大理弘圣寺塔砖，腾冲、玉溪通海、四川会宁地区出土的火葬碑，共录得30件[6]。
（四）已公开并被确认的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机构藏本。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张胜温梵像卷》、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维摩诘经》、美国弗里尔艺术馆的《阎罗王授记经》，共3件。
（五）新发现并被确认的私人藏本，共4件[7]。
统合以上5个板块，共计录得含有大理国写经体的古代文物，为99件。关于这些文物的简要情况，今按其纪年顺序编目造册（见表1）。在本文中，为讨论方便，其被称为“简表”。
表1：已知含有大理国写经体的文物简表
二、大理国写经体的基本特征
大理国写经体书法方面的特征，尹一《大理国写经书法风貌的探究》[8]已有较为全面的解读。本文所谈，是该写体在存世规模及当时社会运用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与特征。
（一）存世数量特征
考古资料显示，大理国写经体不是大理国唯一的写体。
在通行被认为是大理国时期的含有文字的文物中，目鉴方式已掌握到的，不是以大理国写经体制作的文物，共有9件，分别是：昆明市博物馆藏《袁豆光宝幢记》、台北故宫藏约在盛德5年（1180年）制作的《张胜温梵像卷》中的佚名人题书（图3）、玉溪通海出土的明政3年（971年）《先生尹残墓碑》、凤仪北汤天等地发现的《大黑天神及白姐圣妃仪赞》《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大身真言经》[9]《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自心陀尼法咒语》《楞严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
这9件文物包括写本和石刻，有纪年及纪年线索的共2件，1件虽无纪年但是确凿的大理国作品，其余6件皆为文献方面的推测。它们的写体与大理国写经体明显不同，并且，它们之间的写体风格也互无相关，即无相应的师承和取法关系，可认为是当时9位不同风格和学习背景的书手之作，这一存世形态显得零散、点状。
与之相比，同时期的大理国写经体的存世情况，就显得是一个“块面”形态，简表能够展示，仅确切有年款的作品就达34件。而虽无题记，但被学界认为是确凿的大理国时期的作品另有40件左右[10]，这意味着现存大理国时期含有文字的文物中，以大理国写经体制作的文物，就有70—80件之多。两相比较，可见含大理国写经体文物的数量，相较于同期不是这一写体制作的文物，有着压倒性特征。
（二）流行地域
现存以大理国写经体所制作的文物，除在大理有大量发现而外，其在如今楚雄、昆明、玉溪通海、曲靖、腾冲、四川西昌等地均有发现。
大理国的疆域，一般认为包括今云南全省、贵州东部、广西西部和四川南部以及越南、缅甸等的一些地方。虽然如今考古并未在这些地区都发现该写体的踪迹，不过，都城大理而外，其余皆为当时四方重镇。这显示这一写体在当时或具有大理国全域性流行性质。
（三）流行时间
含有大理国写经体的文物，有纪年最早的为明政3年（971年）的《三十七部会盟碑》，最晚一件为南明永历6年（1652年）《金刚大灌顶道场所用支给次第》，同年即清顺治9年。可知这是一种跨越宋元明清四朝，时间长达681年的写体。在这里，考虑到第一件和最后一件的纪年，不可能是当时两位作者的生、卒年，这意味着，保守估计古代云南可能有在约750年—800年的时间里，有数十代学习者学习并掌握了这种写体。
（四）习得者
大理国写经体是一种佛教写体，这表现在存世该写体制作的文物，佛教题材占据大部。这实际意味着掌握这一写体的人群，或说“习得者”，是僧人或与佛教关系紧密的人群。如今留下姓名的书作者也能证实这一点。
有6位书作者留下姓名，分别是：释道常、释照明、释妙光、董贤、杨长生、段清奇，其中，释照明的俗名，知为杨义隆。这6人中，有5人是十分明确的僧人，除3位著“释”姓者外，董贤[11]、杨长生[12]都是僧人。唯有自称“大师” 的段清奇身份待考，但可以肯定其存在深厚的佛教背景[13]。
此外，从姓氏看，杨、董、段，均是大理地区大姓[14]，是知当时的习得者，为土著或至少是土著为主。
（五）写体发展形态
整体看，99件大理国写经体作品，自始至终都有着突出的、一眼可识的写体共性，传习中不认为存在有着诸如升级、变种等情况，但是，对有纪年的书作进行考察，其存在鲜明的书写质量分期，可为两部分——明代以前与明代以后。
具体而言，在明洪武2年（1369年）《佛说灌顶药师经》之前，该写体的作品，往往整饬工美，精品迭出，虽可看到不同写手之间的笔迹差异，各人水平或有高低，但均有一种精力全到，气势充沛的纯熟老到面貌。而从这件洪武2年的作品开始，作品质量则显露颓势，尤其是最后的一件纪年为南明永历6年（1652年）《金刚大灌顶道场所用支给次第》（图4），生疏走形，疲态尽显。
相较而言，大理国时期是该写体精品最集中的时期，元代的存量虽小，但亦有大德3年（1299年）《故大师白氏墓碑铭》，书写之精能亦不输大理国时代。也就是说，该写体所呈现出的，是明代以前——纯熟掌握，以及和明代以后——生疏掌握这两种发展形态。
（六）存在“官方写体”色彩
简表可示，大理国写经体的用途，占绝大多数的是“佛籍制作”，除此而外，这一写体还出现于内政和外交的用途，由此可看出这种写体并非以往认识中的仅是佛教写经使用，而是呈现出鲜明的“官方写体”色彩。
内政方面，其代表是《三十七部会盟碑》（图5），该碑记述的是明政三年（971年），在大理政权领导下，域内“三十七部”在合力击败了几个部落之后，回到曲靖会盟并颁赐职赏之事。所谓“三十七部”，为当时滇东37个部落，是区域内重要的政治、军事势力[15]。该碑记录了参与这次会盟的大理政权核心人物，包括“三军都统长官皇叔布燮、驸马布燮”等人。
值得讨论的是，有观点认为这不是一件大理国写经体作品，以为其是“于写经体之外别树一帜者”[16]，从写体认定的角度，这一观点不妥。其实该碑的特点是碑版，碑版需要大写，故与一般写经小字存有差别，已有人注意到，指出该碑为“放大了的大理国写经体”[17]，这是个敏锐的观察。今可提取该碑单字略作笔迹对比予以证实。
如“上”字（图6），上部短横作撇，这一笔迹很有特色，但在大理国写经体的写卷中十分常见。
又如，“加”字（部）（图7），“口”部夸张的下坠姿态，这一下坠几乎与“力”出钩处齐平，这同样也是大理国写经体突出的笔迹特征。
毫无疑问，该碑是一件大理国写经体作品，而在一件重要的政事会盟碑上，使用这种写体书写，不难看出这种写体在当时受到官方的重视。
此外，这种写体制作的佛经，还出现在外交场合。
现藏于美国的《维摩诘经》即是此例。据该经卷尾题记可知，这是大理官方赠送给宋朝来使的外交礼品中存世的一个单卷。外交礼品需要“拿得出手”，而这种“拿得出手”的写卷，采用这种写体制作，可见这一写体在当时的大理政权心目中的地位。结合在《三十七部会盟碑》中出现这种写体，可以认为，这在当时是一种有着“官方（用）写体”色彩的书法字体。
（七）存在大理国“全员”写体色彩
首先，这是一种皇帝的“御用写体”。证据是《段政兴造阿嵯耶观音像铭文》（图8），这是一尊阿嵯耶观音像，该像为大理国皇帝段正兴（1148－1171年）所造，像背题记铭文即是典型的大理国写经体。
其次，存世权臣的歌颂碑，无一例外地使用了这种写体。如《宝兴寺德化铭》，该碑歌颂对象是大理国上公高逾城光；又如《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所歌颂的是大理国相高量成，等等。
第三，皇亲贵胄的墓碑也无一例外地使用这种写体。如《高生福墓志》，墓主为权臣高智升次子；又如《大理国渊公塔铭》，墓主为相国高泰明之曾孙，护法公高量成之子，等等。
第四，当时社会精英及家属墓碑也青睐这一写体。如《苏意海墓碑》《何观音保》等墓主均为“彦贲”。彦贲是大理国的荣誉性虚衔，地位与布燮（宰相）相同[18]。
第五，一般平民也重度使用这一写体作为墓碑。如出土于玉溪通海的大量平民火葬碑，这批墓碑时间跨度长达130年，绝大多数使用了这种写体制作。
可以说，这种写体在大理国时期有着全员青睐的特点，是这个时期的人重度依赖的一种书法风格，故言存在大理国“全员”写体色彩。
三、大理国写经体影响深入的原因
为何一种佛教写体，会在相当长时间内的世俗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呢？
此问题之关键，在于大理国时代，僧侣是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
《南诏野史》载：“段氏以佛立国，佛教为国之本，国制为法。若非佛子，不得作官。”此即大理国存在以佛治国的统治理念，以及“官为僧、僧为官”的官员选用方式[19]。
值得注意的是，“佛子为官”这种形式，并非是某一时期的随意安排，而是制度化的。《南诏野史》载，大理国政权曾仿内地中国，有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管理人才的制度[20]，而在这一制度下，参与科考的举子比较特殊——都是通读儒书的僧人[21]。
值得说明的是，当时这种通读儒书的僧人，是一种娶妻置室的僧侣，这种僧侣有俗姓和家庭，呈现出世袭传承特点，前文“习得者”分析中，董贤、杨长生都是这一类型。这种另类的“师僧”，是一种受唐宋时期西蜀和岭南风俗影响的产物[22]，又有“释儒”之名，如今通称为“阿叱力僧”，是大理国前后时期地区内重要的社会阶层[23]。
着眼这一事实，就不难理解，大理国写经体这种佛教写体，为何会在世俗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了，该写体的诸多特征，也均能得到合理解释。
首先，这种佛教写体之所以会有着大理国官方色彩，实际是因为当时的官员，其出身就是僧人。
其次，佛教本身是师徒传授，而阿叱力僧又是一种血缘世袭僧。血亲“把笔亲授”这种学习方式较为细致和没有保留，能直接掌握到书写最底层的要诀，这解释了这种写体为何能够长期以稳定不变种的面貌存在。
再次，科举应当被认为是这一写体影响力的“放大器”。虽然资料缺乏，我们很难获知大理国科举制度的更多细节，关于这种写体在当时制度中是如何运作也无法得知，但明清时代的馆阁体在中国的流行，或可用以推知大理国的情况。
实际大理国之前，云南有优秀的写体存在，如南诏时《南诏德化碑》，这是比肩当时中原的优秀写体，此外又有着内地留学归来的学子携来的经典写体[24]。这些写体都没有在其后的云南社会全面开花数百年，而独独是这种佛教写体做到了这一点，根源应即在于这种写体在科举领域上被使用了而已。科举关乎年轻人的前途，这一事情在整个社会中的力量是不容怀疑的。
正是因科举力量的介入，也就清楚，这种写体在元代尚有精品存在，而在明以后为何全线走向颓势。这乃是元代时，当年大理国以科举为务、经过严格练习的人尚有在世者，而到了明代，这批人都已全部死去。由于元代相当长时间并不举办科举，同时明代科举所推崇的科举体，又是另外的规范和标准，这使得大理国时代的写体已经不再合时宜，于是昔日这种辉煌写体流入生疏衰落自不可免。这个变化情况同清末取消科举之后，士子的馆阁体随着最后一批遗民的衰老和死去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是同一个道理。
此外，这一写体长期在大理国科举舞台上使用，应当还包括一个因素，即是当时地区内不存在另外一种写体，质量优势可与这一写体抗衡的，至少前文列举的考古资料是如此表示。
总结而言，大理国写经体作为一种佛教写体，最终却在世俗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这有着自身写体质量突出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在于“佛国”大理，特殊的取仕制度和佛教传习形式。
四、大理国写经体的来源
作为古代云南一种兴盛数百年的书法风格，其是滇地原创的吗？还是中原传入？
今着眼以下几点事实，认为这种写体不存在滇地原创的可能。
首先，存世南诏（738—902年）附近时期字迹，显示其不足以支持这种写体在大理国独立生成。一种写体的出现不可能是一时的突变，它会有一个酝酿过程，需要一定程度的积累和沉淀。凭空出现，这不符合书法风格生成规律。大理国稍早之前滇地书法，至少有698年《王仁求碑》、766年《南诏德化碑》、851年《张傍龙造像记》、871年《建极年号铜钟款》、872年《南诏铁柱题记》、899年《南诏中兴卷》和929—937年之间的《杨和丰铜像铭文》，此外又有年份无考的《南诏仓貯碑》，以及《巍山南诏㟌屿山遗址有字瓦》等数量不多的几个少字品种，在这些文物中，可知的是所使用的写体各有特点，之间也互无取法关系，它们均与大理国写经体无目鉴可察的书学关联。这显示出，现有存世大理国以前文物之中，并不存在可供后来大理国写经体生成的“原料”。在此情况下，认为大理国写经体是滇地原创，缺乏其生成材料上的证据。
其次，在写本时代，文献的传播，实际就是写体的传播，因为文献和写体，是一体两面关系，二者的源头有同一性。目前主流的文献学研究指出，南诏大理国佛教是中原佛教在云南传播的结果，地区内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中国内地的宗教文献系统[25]，也就是说，南诏大理国的佛教文献，其本身有着突出的中原渊源。有鉴于此，就意味着抄写佛教文献集中使用到的大理国写经体，有相当高的概率是其文献源头——中原传入的。
第三，一件大义宁国（929—937年）时期的文物铭文似乎明确揭示，在公元937年之前，云南地区还没有这种写体存在，这件作品是《杨和丰铜像铭文》。
这件供奉于佛寺祈求冥福的铜像，其铭文记：“追为坦绰杨和丰追称宣德大王”（图9）。坦绰是南诏时清平官名，相当于宰相，而杨和丰为大义宁国皇帝杨干贞、杨诏的父亲，生前是南诏时的一名军官，将其追封为“大王”，可知是杨干贞或杨诏当权期间之作。
这件铭文没有诸如“先考、先祖”之类的书仪敬语，可排除是杨家后人的亲笔，当即是造像工作人员的笔迹。这一字迹面目松散，水准粗陋。它比已知最早的大理国写经体作品《三十七部会盟碑》早约40年，按理说相距时间不长，人们的审美不会有多少明显的迁变。同时作为当时的皇族，在为自己的先人制造如此一件隆重造像的时候，其铭文写体为何不用大理国写经体，而是选择了一个明显粗鄙不堪的呢？正常的理解，只能是在制造这件造像的时候，当地还没有大理国写经体这种优秀的写体存在。
综合看来，在现有资料情况下，应认为大理国写经体不是云南本土生成，而是直接自中原某地的传入，其初当是僧人或僧团移民的结果，传入的时间，应在971年之前，但不早于937年，也就是在大理国初期传入的。
五、大理国写经体的书法史意义
作为一种佛教写体，在其传入另外一地之后，却延伸到了当时该地区世俗社会的方方面面，且影响力保持了六七百年时间，这种情况的写体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是目前的中国书法史研究，在宋代史部分实际是忽视了这一品种的存在，即便仅仅只是将之以一种单纯的写经用体予以关注，也几乎是没有的。
五代、宋时期的写经，目前所见的研究，所涉及的品种仅限于：苏州古塔出土写经、北宋金粟山写经以及敦煌藏经洞北宋写经[26]。实际上，将这些写经品种同以大理国写经体制作的大理写经进行比较，将会发现，这种大理写经，是可以作为一种反映当时中国顶级写经的品种存在。
从装饰经[27]这个品种来看，文治九年（1119年）《维摩诘经》，在已知的五代宋朝装饰经类别里，完全足以和苏州古塔碧纸金书装饰经（图10）一样，被认为是代表五代宋朝最好工艺水平的装饰经。该经的制作（图11），卷中天地均有金银绘图，且卷前有扉画，这件扉画并非一般的白描绘，而是以金银泥设色，其间人物造型各异，神情生动。而整卷又是以紫绫为底，这一图、色，配以大理国写经体这种雄强风格的金字，令全卷观感华美高贵无比。这种制作工艺，在档次上，或又有胜于苏州古塔出土者的。
苏州古塔碧纸金书装饰经，所用写体水准亦十分精湛，但这种写体，并非北宋时期广见的品类。如今被称为是宋代写经体典型的写经，为金粟山写经[28]（图12）。这种写经所用写体的书法风格缺点是肥滞，论者以为“唐代写经清丽古淡和瘦硬风神，已经扫地殆尽了”[29]，实际上，着眼于这一点，恰能看出大理国写经体独特之处，即写体风神清丽硬劲，又有精悍雄强的一面，这是与金粟山写经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杰出风格。
宋代是雕板大兴，写本式微的时代。长久以来，制作于北宋中期的金粟山写经，是作为宋代写本与刊本并行时期的实物标本予以看待的[30]，这种观点未免忽视了大理国的存在。因为以大理国写经体制作的写经，其存世者，延续时间从1052到1223年，基本贯穿了整个宋代（960－1279年）。
从存世数量看，金粟山写经已知的总量约有二十余件[31]，而以大理国写经体书写的大理写经，仅仅是本文整理就已超四十件。但实际上，1956年发现的北汤天佛经，如今尚有约300种公藏尚未披露[32]，其中应当还有一定数量的佛经是为这一类型。这就意味着这种大理写经在存量上极有可能还将数倍于金粟山写经。
当然，金粟山写经的写体在当时的影响力值得肯定，但是，大理国写经体，起初作为一种佛教写体，最后却延伸到了政治、科举等领域，并绵延数百年。这种丰满的角色，恐又是金粟山写体无可比拟的。这种写体实际是扮演了一个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系此期中华文化在边疆地区传播的重要助力，它对历史里中国国家的构建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显然是不可小视的。
总之，推进对这一写体的关注和研究，是今后中国书法史宋代叙事的必需一章。
小结
现对大理国写经体的地位，做一次全新评估。
首先，该写体或可认为是大理国举子的“馆阁体（科举体）”。作为“馆阁体”，举子成为官员之后，让该写体成了大理政权长期的“官方写体”。由于掌握这一写体的士人和官员在庙堂与民间的大量世俗内容创作，最终令这一写体有了大理国“全境”写体色彩。考虑有着长达681年的习得记录，这一写体又可称“古代云南第一体”。如将这种写体放置于中国书法史在相应时段进行观照，当认为，这是一种可与金粟山写经体并称为“宋代两大写经用体”之一的写体，其中精品，又可作为宋代典范写经予以对待。
这种写体为中华文明的赓续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它是宋代以来云南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亦是云南历史文化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有力见证，其对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有重要研究价值，应予以重视。
注释（略）
※原载《第5届云南省书学研讨会论文集》，2024年11月。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