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老子形象与历代老子图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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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老子形象与历代老子图像关系

古籍

以下文章来源于文学与图像 ,作者苗学瑶

先秦老子形象来自于《道德经》中老子行文及其他典籍中对老子的描述。 在汉代画像石中出现最早的老子图像,画像石中的老子以孔子师的身份,作为贤人智者行世。 汉末兴起的道教将老子奉为始祖,并借鉴佛教作法,供奉老子造像,老子形象随着道教的发展而逐渐被神化,由人间的隐君子化为道家的太上老君。 老子作为仙人的形象也受到历代画家的青睐,老子肖像和事迹图代有继作。 民间对老子图像的创作持久不衰,各种工艺品表现关于老子主题。 不同时期和形式的老子图像与先秦老子形象乖合不一,先秦老子形象在后世的演变与社会思潮及时代画风的变化有关,其演化过程也是图像不断丰富的过程。

老子及其事迹主题
先秦典籍对老子形象本身描述很少,我们只能从《老子》一书和散见于各类经典中有关老子的记述而推测老子的形象。 《老子》为语录体,全书八十一章五千余字中,作者阐述了其独特的哲学思想,文字精简,很少刻画形容,如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第八章“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以论断的方式,不容置疑地提出其观点,绝少商量的口吻,而作者也有意将自身隐藏在文字后面,仿佛讳莫如深。
书中有几处提到“吾”“我”的地方,如四章的“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五章的“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十六章的“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十七章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三十七章的“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等,这些仅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其基本的叙述角度仍是客观化的。由此可以推测出作为作者的老子应是沉静内敛的智者面貌。

 

在第二十章中,作者用对比手法描绘了得道之人与世俗之人的差异,其本人的形象也在文字背后隐约可见:“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以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在这样诗话的语言里可见老子对道的向往追求和真挚,浓烈的诗人情怀。同样,在第十五章里,宏深的哲理和形象的表达融为一体:“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深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这些文字背后体现的老子是感情丰富的诗人形象。

 

按照文如其人的说法,作《道德经》的老子该是沉静而饱含情感,内敛而睿智的哲人与诗人。当然,这样的推测是基于文如其人的假设,只是印象化的描述。而也正由于典籍中对老子的形象没有确切的描述,后世在将老子神化的过程中才有了更多想象的空间。老子的神化过程与汉末道教的兴起密切相关。道教创立之初,并不崇奉有形之物,汉末《老子想尔注》中载;“道至尊,微而隐,无状无像也;但可以从其诫,不可见知也。”道不可见,作为道的化身的老子自然也宜保持神秘色彩,不得形象外露。这一时期对于老子的崇奉不设偶像崇拜,唐释法琳《辩正论》卷六自注云“考梁、陈、齐、魏之前,唯以葫芦盛经,本无天尊形像”。《陶隐居内传》载:“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无像”。不过,虽然不见图像描绘,关于老子形象的描述有文字的记载,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老君真形者……身长九尺,黄色,鸟喙,隆鼻,修眉长五寸,耳长七寸,额有三理上下彻,足有八卦”,将老子描述成充满异相的神灵,按照神仙面貌的标准塑造老子,开始了对老子的神化过程,也因此逐步改变了先秦老子的形象。

 

先秦典籍中,提到老子的地方很多,除了引述《老子》中的文字(如《荀子·天论》,《荀子·不苟》,《战国策·魏策》,《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喻老》),有关老子事迹的描述集中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情节,在《庄子·天运》,《庄子·田子方》,《礼记·曾子问》以及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以及《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都有相类似记载,可见这一故事在先秦到秦汉时十分流行,它也同《史记》中所载“老子出关”“老子授经”成为后世部分老子故事图的来源。

 

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在《孟春纪·贵公篇》也有关于老子的内容:“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此处虽有简单的故事情节,老子只是作为道家思想的代表,表达一种“至公”的理念而已。此外,旧题刘向所撰的《列仙传·卷上》有涉及老子部分,与《史记》所载相似,只是多了“乘牛车”的情节:“后周德衰,乃乘青牛车去,入大秦,过西关”。与之相关的同书《关令尹》一节也有文:“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有真人当过,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授之。后与老子俱游,流沙化明,服苣胜实,莫知所终。”《列仙传》记录神仙事迹,宣传道家信仰,此处老子已由《史记》中的“隐君子”而升为列仙,更多了神秘色彩,而“乘青牛车”与 “先见其气”“流沙化明(原文是,当为胡)”说法显系后世传说中加入的成分,与先秦老子无涉。

 

历代以“老子骑牛”,“紫气东来”为题的画作与此微有出入,其所本当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司马贞索隐所引汉刘向《列仙传》“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坐实了“骑牛”与“紫气”,也为后世相关题材的创作提供了文献来源。

 

综上,先秦时期有关老子事迹的描述集中在“孔子见老子”,“老子出关”,“老子授经”几个主题,而“老子骑牛”,“紫气东来”“老子化胡”属后世衍化,不在这一时期范围内。

1、老子肖像
今存老子像绘画较著者有南宋法常《老子图》,元赵孟頫《老子像》,元华祖立《玄门十子图》,明文征明《老子像》,清任熊《老子像》,清傅雯《老子像》等。
法常的《老子图》(图1)今藏日本冈山县立美术馆,在上述诸图中特点十分鲜明。其所绘老子鼻毛外露,招风耳,秃头,容貌十分丑陋,与先秦老子形象差异甚大,也迥异于之前之后的其他老子图像,从外形上看,倒与同时期梁楷的《布袋和尚》相像。事实上,法常在笔墨上正是继承了梁楷的减笔画法,即草草逸笔,线条简练疏放,遗貌取神。史载法常俗姓李,号牧溪,曾在杭州长庆寺出家为僧,他性情豪爽,嗜酒,其画风线墨朴拙,意思简当,不费装饰,这一方面是本人才性使然,另一方面也与时代画风(减笔画)有关。
此时由梁楷所创的减笔画在思想上受到当时盛行的禅宗的影响,其遗形取神,以丑为美,丑中见美的风格与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悟道方式有着相同的精神内蕴。而梁楷,法常所绘也多为六祖、李白、布袋和尚、达摩、老子、罗汉等与佛道有关的人物,可以说,在绘画内容与形式上都有禅的迹象。而两人由于其作品在日本的巨大影响,也被视为日本禅画的近祖。这幅《老子图》中朴野放纵,面貌奇绝,迥异常人的老子形象即为禅画风格的一个代表。

先秦老子形象与历代老子图像关系

图1老子图[宋]法常 立轴纸本 水墨
纵88.9cm 横 35.5cm 日本冈山县立美术馆藏
元代赵孟頫的《老子图》(见彩页)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图中的老子白发长须,身着长袍,拱手而立,与先秦老子形象基本相符,只是多了些恭谨之态。笔法多用白描,形象和技法上都有古意,与法常的《老子图》大异其趣。这与赵孟頫本人“复古”的画学主张相符。作为元代画坛的大家,赵孟頫取法唐和北宋的传统,反对南宋院体的风格,风格古朴高雅,法度严谨。相比于院体画,格调疏淡俊逸,而对比同是院体画革新的法常的画作,则又少了些许生气。
今藏上海博物馆的元代华祖立的《玄门十子图》系据赵孟頫《十子图》木刻本与石刻本摹写而成。玄门十子为包括庄周,列御寇在内的十位道家重要人物,加老子实为十一人,各有画像。这一组图中的老子(见彩页)发疏毛稀,着道袍坐于石上,一手自然放于衣上,一手上伸掌心向前,相比于赵孟頫《老子图》中的形象,更多了仙风道骨,更符合其玄门始祖的身份。清代顾文斌在其所著《过云楼书画记》曾提及此作“图为唐卿摹松雪翁本,意态闲逸,装束古雅,钩趯衣褶,细于丝发,劲如金铁。论画当入能品……”。
此外今藏于广东博物馆的明文征明的《老子像》与赵之《老子图》风格相似,衣纹刻画也用白描手法,简洁流畅,人物风神超绝。
清代傅雯的《老子像》同属这一传统,其画中的老子身着道袍坐于蒲团之上,头戴冠,双手置于袖内,双目微闭,身旁放着脱下的草屦,画面同样古拙而又有清雅之趣,这也说明元之后文人画家对老子形象的想象大致相同,或者有些直接模仿前人作品,风格上不免陈陈相因之病。而这些画作与先秦时期老子形象大致相符,不过表现多为冲虚恬淡甚至中庸的得道之人,而少深刻睿智的智者面貌,这一方面与宋之后人物画的衰落,一味摹古而少变化有关系,在深层上则受到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独尊的影响,画像作者多为传统文人,受染于中庸,贵和的理念,一味强调老子形象中柔的成分,因之所呈现老子偏于淡泊宁静。
与之稍异的是清任熊的《老子像》,此画今藏于广州博物馆,画中老子造型夸张,长眉,须发覆盖面部,着博带广服,张口举指,姿态大方,颇有雄强之态。此图中的老子突出地体现了作者观念中老而健的神仙的特点,与先秦时期尚未成仙的老子形象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别。任熊生活在清朝晚期,其画风与晚明时陈洪绶夸张,奇崛的风格一脉相承,技法上朴茂高古,笔力雄健,另一方面,作为“海派”画家前期的代表人物,他的画作个性强烈,突破传统的窠臼,吸收民间绘画特点与西洋技法,也因此而被正统派贬斥,不过在创造性上大大超越了前人,这一幅深邃静穆而笔力强健的《老子像》即为明显的例子。
此外,明清两代也有老子像的版画作品,明弘治十一年(1491)所刊《历代古人像赞》收《老子像》一幅(图2),此图中老子长眉多髯,双手相握,躬身,面目安详,形象塑造受到民间道教信仰与传统文人画中老子画像的影响。清代任熊《列仙酒牌》中老子像与上述藏于广东博物馆的《老子像》相同,前作应为《列仙酒牌》所本。而在他的另一版画作品《高士传》中也有一老子像,却与前作完全不同,此老子面清癯而苍老,并手蹲踞,若沉思状,右上写有“老子李耳陈人”,此图应是作者有意表现老子“高士”的形象,只以侧面示人,但面部,衣纹刻画简洁有力,形神兼备,整体上更符合先秦老子形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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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老子像 [明]《历代古人像赞》所收
版画 弘治十一年刊行
苏州玄妙观现藏有唐代老子像碑(图3),像为吴道子所画,上有颜真卿手书唐玄宗题御赞,宋代张允迪摹刻。碑像上老子两颊丰满,童颜鹤发,银须飘拂,极具仙风道骨,其中面部与体态的偏肥与吴道子人物画形态整体倾向一致。在唐代老子被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对他的崇奉极盛,此像为当时所制各类老子图像的其中之一,体现了唐人对于这位道家初祖的想象,融合了唐人的审美风尚与道家的思想观念,已不同于先秦老子沉静,睿智而尚在人间的哲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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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老子像碑[唐]吴道子 造像碑石
高1.8m宽0.91m 苏州玄妙观藏
此外,道教将老子神化后所塑造的“太上老君”像以及相关的“三清塑像”也属老子肖像的范围,不过这些图像中的老子已经化身为道教的始祖和天尊,同先秦老子形象有了很大的差异。
魏晋时期,老君形象的绘制开始出现,这一时期恰逢佛教传播的兴盛期,现实中很多老君图像参考和借鉴了佛家造像的模式。在法琳的《辩正论》中有注文引王淳的《三教论》云“近代道士取活无方,欲人归信,乃学佛家,假号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凭衣食,梁陆修静亦为此形”。
具体地说,很多老君造像使用圆拱龛莲花座,身后用舟形的背光和头光,设计飞天装饰,两侧有捧笏真人,这些都借鉴了佛教造像的特点,而老君所着道袍道冠,所执麈尾以及头上发髻与胡须则是道家造像形制,如北魏姚伯多造皇老君文石像碑,北齐姜纂造道教老君像石,北周马洛子造玉老君像石,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藏北周老君坐像石,隋范匡谨造老君像石等。这些造像中的老子已化身为老君,融合了道士的面貌,衣着与佛祖的器用,装饰而迥异于先秦老子的形象。
此外还有一些大型的石刻老君造像,如四川大足石箓山老君造像,福建泉州北清源山老君造像(图4),山西太原龙山道教石窟太上老君石雕等。其中四川石箓山的造像还雕有青牛(已残),为老君造像中不多见的一例,而泉州的老君像系用天然岩石雕刻而成,手法阔大,较特出的是对其耳朵的塑造,此像中老君耳朵卷曲硕大,几乎及肩。
这一设计想法的来源当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聃”,聃为耳朵下垂且长大之意,老子的名及字应与耳朵的异相有关系,不过据《太平广记》所引葛洪《神仙传》“老子惊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号”,此处聃为吐舌状,与耳朵无涉,又属传闻异辞了。而此像中老子大耳的设计还可能参考了耳大者长寿的民间旧说,因为此时仙人老子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仙人与长寿又总是有紧密连系的。相比于同类的老君造像,泉州的老君像没有明显的道教塑像痕迹,也不见佛教造像影响,更接近于先秦老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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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老君岩造像 [宋]造像石
高5.1m 厚7.2m 宽7.3m 福建泉州北清源山
其他形式的老君像还有陕西博物馆藏唐石雕老子坐像,山西平遥博物馆藏元老君木雕,湖北博物馆藏清白瓷老子像,四川原道博物馆藏清太上老君八卦香炉,以及各种民间传世木板印太上老君像﹑老子天尊等。“老子”在这些图像中是作为道家仙人来表现的,大都面貌相似,有些作品(如老君八卦香炉,木板印)中“老子”甚或仅仅是一种概念化的符号存在,其形象本身已经 不作为重点表现的对象。
与“太上老君”像相关的还有数量众多的三清塑像,也是随着道教的发展而产生的。早期的道教中老君仅仅作为“道”的化身,有神而无形,后来老子一气化三身,变为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上道君),太清道德天尊(太上老君)。受佛教二身论的影响,元始天尊为法身,作为道德天尊的太上老君为应身,两者加上“道”所化另一太上道君成为道教神仙谱系中的三清,此后伴随道教的进一步壮大,三清塑像及与三清相关的各种形式的图像大量出现。
今存者如四川安岳玄妙观第61号龛唐三清塑像,四川仁寿县牛角寨坛神岩唐三清窟,四川大足南山第4号宋三清古洞,苏州玄妙观宋三清塑像,北京白云观元三清殿塑像,四川大足舒成岩第4号龛宋三清造像。这些三清塑像的形制基本相似,玉清元始天尊坐于中间,太上道君与太上老君分列左右,皆是道服道冠,手上或执如意,或握扇,或持瓶,底座为莲花座,身后有雕为花状的背光或顶光,与早期老君造像相似,都有佛道融合的特点。事实上,三清塑像的形制正是由老君造像发展而来,原来在中央位置的老君变为元始天尊,而两侧的侍者地位上升,化为与元始天尊同属三清尊神的灵宝天尊与道德天尊。
除了三清塑像外,表现三清尊神的其它形式的图像作品还有如明嘉靖年间刊行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今藏四川原道博物馆的清代《道正宗师图》以及武当博物馆藏明代铜鎏金三清坐像等。其中《道正宗师图》为手绘纸本挂图神谱,中央有八十三位仙真,按格位分为八阶。三清与四御,二后共处第一阶,三清在中央位置。三清形象与同类作品相近,不过将其置于道教神仙谱系的背景中,更明确地表现了三清尊神的中心地位。
由于三清中的元始天尊与太上老君同为老子所代表的“道”所化(一为法身,一为应身),表现元始天尊的图像也可归于老子图像的范围,这一类的作品有元永乐宫三清殿《朝元图》壁画(图5),明道藏卷首扉页《众神朝拜天尊图》,清彩色套印《三教大会万仙阵图》等。这些图像都是道家神仙的群像展示,《朝元图》以八个帝、后的主像为中心,向两列延伸,包含近三百个神灵;道藏扉页插图众神围绕居中的天尊行礼;《三教大会万仙阵图》描述了《封神演义》中元始天尊率众神大战通天教主的故事。可以说在这些图像中元始天尊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众星捧月的场景与人间帝王的规格相似,将元始天尊看作老子形象的衍伸,“老子”在道家始祖之上又多了道教神仙之首的身份。

先秦老子形象与历代老子图像关系

图5 朝元图(局部)[元] 壁画
高4.26m 长94.68m 山西永济县永乐宫三清殿藏
2、老子故事场景图
先秦时期所记载而又为后世经常表现的老子故事场景集中在“孔子见老子”与“老子出关”两个主题。 “孔子见老子”最早出现在汉代画像石上,内容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所载相同: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老子曰: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孔子去,谓弟子曰: ‘……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表现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场景。
在山东嘉祥,兖州等地出土的很多画像石上,人物造型,画面布局基本相似,以出土于嘉祥县武宅山村武氏祠的孔子与老子画像石为例(图6),画面中两人均戴斜顶高冠,躬身相向而立,身后各题“孔子也”,“老子也”,孔子身后有轩车,上题“孔子车”,老子身后有一辎车,无题。
其他同类画像石有些在孔子与老子之间绘有童子“项橐”的形象,取材于“孔子师项橐”的传说(《战国策·秦策五》:甘罗曰:“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孔子见老子”与“孔子师项橐”没有直接关系,此处夹在一起表现,盖以同为孔子师的缘故。这些画像石造型古拙,只有人物大致的形体,不见神情刻画,图中的老子形象与孔子也没有太大区别,老子作为曾为孔子师的贤者来表现,更接近于先秦时期老子的形象。另外,陕西考古研究所藏靖边县孔子见老子墓室壁画与上述画像石内容一致,稍异者壁画为彩色,老子着紫色长袍,左手持一弯曲树枝,孔子与弟子作拜谒状,更见恭敬之态。
先秦老子形象与历代老子图像关系
图6 孔子见老子像(局部)[汉]画像石
高37cm  宽169cm 山东嘉祥县武氏祠出土
山东济宁市博物藏
在绘画作品中,表现“孔子见老子”情节的有明代无款《孔子见老子图》和清巫琎的《孔子见老子图》。明代的作品今藏于南京大学,画作以野外山林为背景,孔子与老子相向坐于树下大石上,身旁各立侍者(或为弟子)数人,姿态各异。二人作交谈状,左右有古树幽兰,气氛安谧闲静。此图中孔子与老子如好友闲谈,没有问道的谦恭与神秘,将背景设置在山林之中,多了明人的雅趣。巫琎的《孔子见老子图》为湖北博物馆藏品,画面中的老子毛发尽白,长须及腰,大耳阔额,一手撑地,一手置于腿上,斜坐于地,而孔子则拱手跪于地上,作谦恭问道状。此巫琎实为明末画僧髡残,与石涛,八大山人,弘仁为清初四画僧,属山水画的革新派,画风雄浑沉着。此图中老子飘逸洒脱,孔子恭敬谦卑,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老子出关”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记载,相应地还有为关令尹著书即“老子授经”的场景:“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作为联系紧密的一事之前后,两者可归于一类,至于后世经常表现的“老子骑牛”“紫气东来”故事,因出于汉代的传说,不作为先秦老子故事的本事。
绘画作品表现“老子出关”和“老子授经”的有元代吴睿《老子授经图卷》,清任颐的《老子授经图轴》(图7),清巫琎的《老子出函谷关图》,清徐林《尹喜见老子图》,清姚匡《老子出关图》等。其中吴睿的《老子授经图卷》不涉出关内容,图中老子皓首白眉,坐于高床之上,床下跪立一人,貌甚虔敬,名为授经图,却与孔子见老子情景相似,没有《史记》所载出关的迹象,此图场景应是出于作者的想象。
其他诸图所绘皆与典籍记载相符,人物形象大同小异,较为突出的是任颐的作品,其图中的老子须发皆白,道冠长袍,面部刻画用笔细劲,以赭石细细晕染,凹凸分明,极富立体感,青牛身上的绒毛用细笔绘出,质感十足,与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细腻而有韵致。任颐是任熊侄子,亦为“海派”名家,其画风同样受到民间技巧与西洋画法的影响,此图中人物的形象在传统模式基础上增加了装饰性与真实感,更具近代性。
先秦老子形象与历代老子图像关系
图7 老子授经图[清]任颐 立轴 纸本设色
纵142.7cm横34.4cm  南京博物院藏
明代天顺年间所刊《道德经》插图也有“老子出关”的图像,此图中老子长髯突顶,坐于牛上,一仆后从,关令尹朝服执笏,当路亲迎,其后为函谷关城门。从人物衣着看,也是以今度古的作品,与先秦时期实际情形相差甚大。另有永乐年间内府刊行的《神仙传》中老子出关图,与《道德经》插图相似,不过此图中老子未骑  牛,只是执杖步行,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3、非本事图
这一类的图像最多,无论在种类还是数量上,其中,汉以后道教的兴起和逐步繁盛是此类图像日益丰富的最大原因,不过,在道教发展过程中,为了与佛教抗衡,老子被逐步神化,经历了由人间隐者到太上老君的转化,其形象也与先秦时期形象日渐疏离。 此类图像大致有“老子骑牛”,“老子化图”,“三教人物”几个主题。
 

表现“老子骑牛”的画作有传北宋晁无咎的《老子骑牛图》,明代陈洪绶的《老子骑牛图册页》,明张路《老子骑牛图》(图8),明龚贤《老子骑牛图轴》,清任颐《老子骑牛图》,清任颐《紫气东来图》。画家偏爱“老子骑牛”主题,因为此时老子作为仙人的形象已经确立,骑牛虽然不见于正史记载,却与仙人的特征相符,因此大部分出关图的老子都坐于牛背之上,而骑牛图中老子的形象与本事图类“老子出关”里的也大致相似,有些还出于同一人之手,但其相互之间在构图,形象塑造,背景设置上都有各自的特点。

 

晁无咎的《老子骑牛图》里老子头顶凹凸无发,面露微笑,坐于牛上,牛则奋蹄瞠目,状甚强健。陈洪绶作品中的老子双眉紧锁,目光凝重,青牛脚下是绿草如茵,溪流潺潺。张路的老子皓首,手持《道德经》卷,目光注视一旁飞动的蝙蝠,青牛动势展开,回首后视。龚贤所作老子神色安闲,牛毛用多遍皴擦,富有质感。任颐的两幅作品都加入童子的形象,《紫气东来图》还附有两个仙鹤,并以人物头上的紫色作祥云的象征。这些细节在典籍中并没有相应的记载,作者如此处理是受到已经成型的神仙传说模式的影响,同时也与其本人的艺术化想象有关。

先秦老子形象与历代老子图像关系
图8 老子骑牛图[明]张路 立轴 纸本 浅设色
纵101.5cm 横55.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版画作品《列仙全传》,《列仙图赞》,《仙佛奇踪》都收有“老子骑牛”像,画面设置相似,唯《列仙图赞》中老子所乘为牛车,而其余两作皆为骑牛,老子乘青牛车的说法见于上文所引今传刘向《列仙传》中,而“骑牛”则见于《史记》司马贞索隐所引《列仙传》,同事而有异文,当为不同的传说,不过,历代相关图像中大部分选择“骑牛”而非“乘牛车”,应为老子骑牛的形象更符合仙人老子飘逸高世的特征,而“乘牛车”由于接近史实,缺少玄化色彩而为画作者所不取。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代木雕老子骑牛像,老子长髯,左持灵芝,右执书卷,悠然坐于牛背上。此像表现了民间工艺作品中对老子形象的想象,写《道德经》的老子与成仙的老子已融为一体,这也是先秦老子形象在后代演变过程中所发生的同样的变化。

 

“老子”的演变受道教对其神化的影响最大,除了形象之外,道家还通过虚构事迹来神化老子。在东晋葛洪的《神仙传》描述老子在历代有不同化身:“上三皇时为玄中法师,下三皇时为金阙帝君,伏羲时为郁华子,神农时为九灵老子,祝融时为广寿子,黄帝时为广成子……夏禹时为真行子,商汤时为锡则子,文王时为文邑先生。”到了宋代,还出现了详尽讲述老子事迹的《犹龙传》,对于老子降至历代为帝王师,所述与《神仙传》中内容大致相同。受其影响,南宋王利用创作了《写神老君别号事实图》,以卷轴画的形式,绘制了老子在不同时期所化的形象。画中的老子或躬身而立,或回首后视,或执扇,或荷杖,虽然形象各异,整体偏于清秀,与唐人像中丰腴的“老子”不同。

 

随着时间的发展,关于老子事迹的虚构逐步深入和系统,出现了“老子八十一化”说,历述其从出生前开始的诸种神迹,如“起无始”,“运自然”,“现真身”,“秉教法”等。这些事迹都有图像描绘,元宪宗时曾镌《老子化胡成佛经》中有“八十一化图”,明代也刊有《八十一化图》,此外在山西高平清梦观三清殿,甘肃平良庄浪紫禁山老君庙,甘肃兰州金天观,陕西佳县白云观三清殿(图9),甘肃崆峒山老君楼壁画上所绘皆为老子八十一化的内容。这些图像中既有老子等神灵形象,也有俗人形象,人物衣着大半为当时形制,通过一个个生活化的场景展现八十一化的内容,故事本身虚无飘渺,表现上却有现实感,可谓虚实结合。

先秦老子形象与历代老子图像关系
图9 老子八十一化图(局部) [明]壁画
纵56cm 横63cm 陕西佳县白云观三清殿藏

“八十一化”说源于“老子化胡”说,同样是受到了佛教影响。最早由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对于老子的记载过于简略,且有“莫知其所终”的说法,为后世虚构老子事迹留下了想象空间,随着佛教的传入,在佛,道抗争过程中,道教虚构了“老子化胡”说,即老子教化西域胡人,以显示道教高于佛教,这也与老子西出函谷关,莫知所终的说法不相违悖。不过也有论者指出,“老子化胡”的说法早在《老子化胡经》(西晋王浮作)产生之前的东汉就已存在,有可能是早期的佛教徒为了传教的方便而自我比附的,《后汉书·襄楷传》:“延熹九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曰:……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

 

无论怎样,“老子化胡”与佛教的传播密不可分,由此而发展出的“老子八十一化”图将老子塑造为变化莫测,无所不能的神灵,为道教吸引了更多的信众,这也是先秦老子形象的又一衍化。

 

唐代儒释道三教并盛,宋元以后,三教合一的思想逐渐盛行,包含老子在内的“三教人物”图像也大量出现。绘画类的图像有明陈洪绶的《三教图》,明丁云鹏的《三教图》,清陈字的《三教图》,版画作品有明顾炳《顾氏画谱》中《三教图》。另外,还有明代嵩山少林寺《三教合一碑》。三幅《三教图》画作以及版画作品布局相似,释迦牟尼在中央偏后,居于画面主体位置,老子在其左下,孔子处右下方,三个人物大小相同,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三教合一碑》中部的线刻画描绘了一个三体合一的人物,正面为释迦牟尼头像,右侧为孔子形象,左侧则是头戴发髻老子像,三个头像合在一起,合肩合身,手捧九流混元图。

 

从空间设置上看,《三教合一碑》是《三教图》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将三者融为一体,形象地展现了当时三教融合的思想。三教合一的思想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产生,经历了南北朝到宋元长时间的激烈斗争,明清时期的三教融合是在相对平和的环境中展开的,在民间自发出现了很多三教题材的图像。

 

明代曹安曾指出“世之人,多以儒道释为图,或塑像于寺观”。明代中晚期兴起了很多三教堂,清柴萼《焚天庐丛录·卷二九》载“所谓三教堂者,据《文庙祀典》考,明英宗朝,民间绘老,孔,佛三像,名三教祠,永川训导某上疏言其非,下敕礼部禁革。是三教堂明代已行,绝无疑义 ……俞氏《印雪轩随笔》记万全县有三教堂,内供塑像三,释迦居中,孔子居左,老子居右,其义谓三教殊途,皆以行善为本。自明迄今,相沿成俗”。上述《三教图》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其所绘与三教堂塑像相似,为当时流行观念的反映。这些图像中的老子作为道教的代表人物,与孔子,释迦牟尼处于平等地位,已无始祖与天尊的神秘和神圣感。

 

综上,先秦时期老子模糊而神秘的形象在后世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从先秦典籍中所体现的哲人面貌到汉画像石中的智者形象到历代道教造像和画作中的仙人老子,老子形象的衍化与社会思潮及时代画风有着复杂的联系,其中尤以道教对老子的崇奉影响最大,随着道教的发展,老子形象不断演化,其图像也日益丰富和完善。

作者简介: 苗学瑶 (1989—),男,山东泰安人,南京大学文学院2012级艺术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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