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龙藏寺碑》（明拓本）

一、《龙藏寺碑》旧拓存世情况

目前所见《龙藏寺碑》最早拓本为康熙时黄云（仙裳）旧藏的明初拓本，同治间归嘉兴唐翰题，后归沈郑斋，现藏于上海图书馆。该拓本存字最多，较近拓少损七八十字，捶拓亦最精 [1] 。明初拓本还有一件王懿荣藏残本，缺第四行“下坐斯来舍”后二十八字，经张彦生用嘉道黑墨精拓本补全。另有端方旧藏本，拓墨过浓，装裱乱，题为宋拓，实为明中期拓本 [2] 。以上三种拓本为世所熟知较早者，另有明末以后拓本，损泐较多，此处不叙。

隋祚短短不到40年，却留下了如此影响深远的著名碑刻，其艺术价值受到各派书家的一致肯定，在书法史上也是很难得的。明代书法评论家丰坊说张公礼中楷《龙藏寺碑》“颇似虞永兴”（丰坊《书诀》）。清人王澍评此碑“书法遒劲，无六朝俭陋习气，盖天将开唐室文明之治，故其风气渐归于正”，是将其定为摒六朝余弊，启唐代正气之风的先导，又说“欧阳公谓有虞褚之体，此实通达时变之言”（王昶《金石萃编·卷三十八》）。清莫友芝认为《龙藏寺碑》与《都邑师道兴造像记》《王居士砖塔铭》为一脉：“真书至初唐极盛，而初唐诸家精诣北朝，无不具者，至开皇大业间即初唐矣。此碑置之褚登善诸石中殆无以别，知即所从出也。前乎此之武平六年《道兴造像记》，后乎登善之《王居士砖塔铭》，皆是一家眷属。前辈至谓砖塔乃集此碑字，所为固不必，然亦见其波澜莫二矣。碑在正定城中大佛寺，额字犹完好如新，其结体即开《伊阙佛龛》，其精悍夺人又与《张猛龙碑》额分道扬镳。”（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附录卷二“隋龙藏寺碑”条）而清代学者黄本骥在编《颜鲁公文集》时又说：“隋《龙藏寺碑》，欧阳公以为开欧虞之体，碑阴则颜书所自出也，此语未经人道，附识于此。”以上各种说法，是将《龙藏寺碑》视为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等唐代著名书家的楷书发源，而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取隋第十一》中的评价更是将其推至六朝和隋碑的巅峰：“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闿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一线之延，惟有《龙藏》。《龙藏》统合分隶，并《吊比干文》《郑文公》《敬使君》《刘懿》《李仲璇》诸派，荟萃为一；安静浑穆，骨鲠不减曲江，而风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虞、褚、薛、陆传其遗法，唐世惟有此耳……观此碑真足当古今之变者矣。” [4] 康有为视《龙藏寺碑》为集六朝诸碑之大成，虽然其尊隋卑唐的书观未免偏颇，但《龙藏寺碑》承前启后，开有唐一代遒丽端劲的书风却是毋庸置疑的。

 四、《龙藏寺碑》的争论与此碑的独特魅力

历代书家学人对《龙藏寺碑》中的两位人物有着种种猜测，一为碑额所题“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 ，史无详载；一为碑末所署“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之”，下缺，为撰为书不可知。

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 ，碑文载其为“太师上柱国大威公之世子，使持节左武卫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恒州诸军事、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 ，世业重于金张，器识逾于许郭”。说明其出身军功卓著的世家。欧阳修却说“北齐周隋诸史不见其父子名氏，不详何人也”（欧阳修《集古录·卷五》），明赵崡也说“金城王孝 ，史传逸之，遂无所考”（赵崡《石墨镌华·卷一》）。关于这一点，清代史家钱大昕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有一段考证：“碑云金城王孝 ，欧阳永叔赵子函以为齐、周、隋诸史皆无之。以予考之，盖王傑（杰）之子孝僊（仙）也。《周书》：傑（杰），金城直城人，宣帝即位，拜上柱国，追封鄂国公，谥曰威。子孝僊（仙），大象末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碑书僊（仙）为 ，盖字体之偶异。传不云袭鄂国公，则史之阙也。其仕隋为恒州刺史，在《周书》固不当载，而《北史》亦未增入，此为阙漏矣。”（王昶《金石萃编·卷三十八》）所以钱大昕认为，“僊（仙）”与“ ”乃同一字的异体，王孝 就是《周书》所载王傑（杰）之子王孝僊（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