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的先天之学！

易学图书派

《周易》原书有卦象，但没有图像。西汉时孟喜根据《易纬稽览图》来推《易》，说坎离震兑四卦各主一方，剩下的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这时候才开始出现了易图。之后千余年间，皆不见有人用图像来解读《周易》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二·易类二》说： “汉儒言《易》多主象数，至宋而象数之中复岐出图书一派。” 宋朝易图书派的祖师是陈抟，邵伯温《易学辩惑》说：

先生（陈抟）好读《易》，以数学授穆伯长，穆授李挺之，李授康节邵尧夫。以象学授种放，放授庐江许坚，坚授范谔昌。此一枝传于南方也。世但以为学神仙术善人伦风鉴而已，非知图南者。

朱震、晁以道等人则认为许坚的前面还有一个李溉，范谔昌的后面则是刘牧。宋仁宗庆历年间，刘牧传出《易数钩隐图》，书中说： “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矣。” 认为易学研究应从“数”出发，《易》的逻辑在于举天地之极数以明变化而行鬼神之道。他批评以郑玄为代表的象数派和以王弼为代表的义理派，说他们 “分经析义，妙尽精研，及乎解释天地错综之数则语为简略” —认为前人的易学思想都忽视了对“数”的研究。

读过邵雍的书后，我们发现邵雍与刘牧的思路是相似的，都看到了“数”的重要性。

易数钩隐图

邵雍的易学逻辑

邵雍跟二程是好友，但他们的易学思想差异甚大，程颐说邵雍是“空中楼阁”，有“偏驳”之病；程颢则婉拒了邵雍要授他易学的好意。

邵伯温说： “先天之学伊 川 非不问，但先君秘而不言。” 二程与邵雍在易学思想上颇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味。朱熹则特别欣赏邵雍，他说： “伊川《易传》亦有未尽处。当时康节传得数甚佳，却轻之不问。” 在《周易本义》里，更是把邵雍的《先天图》放在卷首，他写的另一本《易学启蒙》更像对邵雍易学的研究之作。

邵雍属于易学中的图书派，是象数学的承继。义理派的王弼曾说： “言生于象”，“象生于意” 。他把“意”比作鱼兔，把“象”比作筌蹄，讲“得鱼忘筌”、“得兔忘蹄”，理解了“意”之后就不需要再去执着于“象”跟“言”了。邵雍 则说：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数。数立则象生，象生则言著，言著则意显。象数则筌蹄，言意则鱼兔也。得鱼兔而谓必有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鱼兔则未见其得也。“

他虽然也承认“象数”生于“意”，但反对王弼 “得意忘象”、“得意忘言” 的主张。“得意”必然要经由对象数的研究，舍弃象数而不谈，却希望能够“得意”，这是不可能的事。于是邵雍跟陈抟一样，主张意、言、象、数四者不可缺一。对于四者，《观物内篇》做了解 释：

“夫意也者，尽物之性也。言也者，尽物之情也。象也者，尽物之形也。数也者，尽物之体也。“

通过意、言、象、数，便可穷尽事物的 性、情、形、体，知晓其生、长、收、藏 的规律，这便是皇帝王霸之道。

邵雍的体系可笼统分为“物理”和“人情”两方面，他的诗说：“

物理窥开后，人情照破时。且形都不见，只有意能知。一《笑年老逢春诗》

意尽于物，言尽于诚。一《意尽吟》

人有人之情，物有物之理。人物类不同，情理安有异。一《人物吟》

尽物之性，去己之情。一《观物吟》

观物理的极致就是尽物之性，只可意会；察人情的极致则是去己之情，修辞以立诚，从言入手。因为“天与人相表里”，所以尽物之性就是尽人之性，察人之情也便是察物之情。 意言代表的是较高境界，而象数是基本阶段。

在邵雍的易学逻辑里，数是最基本的东西，通过推数来明象，进而得到意言，意言就是最终的事物之理， 因此他说： “天下之数出于理。违乎理，则入于术。世人以数而入于术，故不入于理也。“

“以数入理” 就是邵雍的易学逻辑，他通过研究“数”来逐步上升，最后认识“理”。如果像王弼、程颐那样，专注于意言，只是说理，遗失掉象数，不对象数进行研究，那就等于是从结尾开始了。

邵氏易学，以数为起点，以理为结论

邵雍的先天之学

《庄子·天运》里有个寓言故事，讲孔子拜访老子，说自己已经遍读《六经》，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为什么还是得不到重用呢？老子回答他说： “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 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 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 认为言辞经典只是先人的足迹而已，拘泥于言辞经典，最终无法走向大道。真正的道是不可言传的，所以《老子》说：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庄子也说：“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

邵雍本人也有类似的思想，《渔樵问对》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渔者）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传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数取者，物之体也。用也者，妙万物为言者也， 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传。“

（樵者）曰： “不可以言传，则子恶得而知之乎？“

（渔者）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传。非独吾不能传之以言，圣人亦不能传之以言也。“

（樵者）曰： “圣人既不能传之以言，则六经非言也耶？”

（渔者）曰：“时然后言，何言之有？“

樵者赞曰：“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又何思何虑！吾而今而后，知事心践形之为大。不及子之门，则几至于怠矣！”乃析薪烹鱼而食之饫，而论《易》。

邵雍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发明了“先天之学， 他说： “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 先天之学是心法，只能心领神会，不可言传；后天之学是效法，可以通过文字书籍而学到。儒者们所说的其实都是后天之学，他们口传书授，却没有心领神会，只是沿着前人的足迹前进，执着于脚印，反而忘记了踩出脚印的鞋子。

邵雍的诗句中有许多表达这种思想的句子：“

先天事业有谁为，为者如何告者谁。若谓先天言可告，君臣父子为何归。—《先天吟》

圣人了心，贤人了迹。了心无穷，了迹无极。一《心迹吟》

会弹无弦琴，然后能知音。 —《黄金吟》

邵雍的易学以数作为起点，他假定了只有数而无言、意的状态。既然要通过数来推出言意，那就不能直接使用《周易》，因为《 周易》的文字不仅属于言，而且还表达出了意— 要跳出《周易》去理解“易”。 他大胆 地 说：“须信画前原有《易》”，认为 在伏羲画卦之前，易理就已经存在了， 易理并不是《周易》成书后才形成的，它本来就存在着。后儒拘泥于文王、周公、孔子编的《周易》，就如同一个研究物理世界的人拘泥于《物理学》教材，却不肯面向活生生的自然界。因此，邵雍后学发明的梅花易数占法“止以卦论，不甚用《易》之爻辞”，如果是后天之学的话，那就得引用《周易》的文字了。

所谓“伏羲之易”

陈抟、邵雍的图书派其实就是希望突破《周易》的框架，建立起一种新的易学体系。邵雍在《观陈希夷先生真籍墨迹》诗中说： “ 希夷真可观，希夷墨可传。希夷心一片，不可行而言。“

先天之学是心法，用心方能领会。后天之学是效法，沿着前人的陈迹也可寻得，但前者更完美，所谓“ 先天天弗违，后天奉天时。弗违无时亏，奉时有时疲 ”也。

图书派建立起了一套新的易学理论，在八卦数字、八卦方位、卦变次序等方面都与《周易》不同。图书派为神化其说，便托名是 伏羲之《易》，在各种图前都冠上“伏羲”二字；而根据《周易》画出来的图，则冠上“文王”二字。并说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周公之易，还有孔子之易。

朱熹也说《先天图》不起于邵雍，在陈抟之前就有了，只是秘而不传的缘故。主要在方士那里传授，世人不得目赌。还说《太极图》在《先天图》的范围之内，《先天图》是一幅很古老的图。后人更是进一步神化，认为《先天图》是伏羲画出来的，比《周易》还要早。如郑樵就说： “先天得于伏羲，历数千载，更文王、周公、孔子不语人。而其图独传于陈希夷先生，何也？盖未有此《易》，先有此象；未有此数，先有此理。” 直到五代理与数之学兴起，陈抟才把伏羲的意思用图 绘制出来，形成了易学的图书派。

邵雍的先天学实际上超出了汉代经学的思维， 以前的儒者以《六经》作为最高权威，一切都要根据经典来判断，以经典为标准；而邵雍却把“理”抬到了《六经》之上，认为在经典之前，“理”便存在了，这对后来的道学家产生了极大影响。宋儒之所以能够挣脱经典教条的束缚，多有发明，还要得益于这种思维方式。

程颐与邵雍交游三十余年，对于《先天图》的来历是很清楚的，他不相信《先天图》就是伏羲所画。所以他批评邵雍的易学方法是“空中楼阁”，纯属虚构，缺乏根据，但也能四通八达。因此，程颐还是肯定邵雍的，他说：

“尧夫道虽偏驳，然卷舒作用极熟，又能谨西行。”

在朱嘉编纂的《周易本义》里，书的开头部分收录邵雍传的“伏羲四图”；明朝时期，《周易本义》与《程氏易传》同为官方教科书，邵雍的易图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伏羲四图”也越来越被人所熟知，而这四幅图其实存在着逻辑上的联系，下篇将进行分析。